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今年有望作为国家项目组织申报

▲著名考古学家、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论坛开幕式上作主旨报告。本报驻陕记者 韩   宏摄

“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是基于考古学一系列发现的结果，同时，新的考古发现也在不断丰富着‘丝绸之路’的内涵及认识。丝绸之路成功申遗后，中国考古的贡献就是‘南亚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丝绸之路的重大考古发现。”

今天（5月12日），在西安举行的考古视野下的“丝绸之路”国际论坛开幕式上，著名文物学家、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主旨报告中，披露了近年来丝绸之路考古特别是南亚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新进展。“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说明，‘丝绸之路’源远流长连绵不断，丝绸之路陆海相连互为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宋新潮表示。

▲    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论坛开幕式上作主旨报告。本报驻陕记者韩 宏摄

                        陆上丝绸之路成功申遗后，我国正全力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

宋新潮说，近年来我国境内的一系列考古新发现，都在不同领域支持着“丝绸之路”的研究，对“丝绸之路”做着贡献。如，2012年7月四川成都老官山发现4座西汉墓葬，其中的M2发现4件织机模型，还有织工彩绘木俑。“这实际上是汉代蜀锦纺织场景，考古学家对它进行了复原，用传统方式织出了西域发现的蜀锦。”

他说，丝路成功申遗后中国考古上的贡献，实际上就是“南亚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方面的重大考古发现。这些年，在新疆、西藏，在西藏阿里，在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一些重大考古发现“丰富了我们对整个道路的认识”。比如，在西藏故如甲木和曲踏墓地，以及中尼边境基隆发现的《大唐天竺使之铭》，“对历史的衔接和对道路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逐步地丰富了我们对南亚丝绸之路的认识。”

据其介绍，近年来，中国海域成功开展了多项水下考古。海上丝路的考古发现，主要是在广东、海南和福建古代沉船、货船和丝路相关遗迹的发现发掘，“‘南海Ⅰ号’上不仅有大量的瓷器、陶器、漆器、金银器，还有船员生活所需的物品。”这些更加丰富了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

▲宋新潮介绍近年来中国海域开展的多项水下考古工作。本报驻陕记者 韩 宏摄

▲中国沿海地区保留至今的海上丝绸之路遗迹。本报驻陕记者 韩 宏摄

据了解，中国海域发现的沉船时代以宋、元、明、清为主，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过程相一致。由于海底海水环境而能留存至今的船货以瓷器、铁器、金银铜器、香料、木料等为主，如泉州古船发现的大量香料，韩国新安沉船发现的大量瓷器、紫檀木、铜钱等，而以探讨这些货物产地、技术、流通、贸易为主的环节成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要内容。

宋新潮说，在沿海地区至今保留着一些能见证丝绸之路的宗教遗迹，如泉州的清净寺、开元寺，“这些遗迹对于海上交流交往，以及这种交流交往对整个沿海地区，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产生的影响，都是一个佐证。”宋新潮说。历史上，泉州海洋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繁荣，有许多海上丝绸之路的史迹，它们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特别是这里的多元宗教文化。

他透露，国家文物局已正式确定由泉州牵头，联合广州、宁波、南京等城市，全力推进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联合申遗，拟作为国家2018年项目组织申报。

                       “丝绸之路”概念由提出到完善，基于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不断拓展

宋新潮说，“廊道”是一种有效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策略。丝绸之路整体被划分为55条“廊道”，每条廊道有各自的地理单元和历史概述，可以单个廊道申报，也可将相关的几个廊道联合申报。中、哈、吉三国申报的“起始段——天山廊道的路网”，包括了第8、9、17、18、20、47号等多条廊道。

他表示，“丝绸之路的申遗充分体现了考古学的时代意义。考古学是认识‘丝绸之路’遗产价值的基础，‘丝绸之路’概念由提出到内涵确立以及丰富、完善，基于一系列的考古发现，以及考古领域的不断拓展。各国考古学家也始终是‘丝绸之路’研究的主体，即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中，各国考古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考察、研究和报告的撰写。”

宋新潮表示，“丝绸之路”是亚欧大陆上人类经由长距离交通、开展广泛的文明与文化交流的杰出范例，是人类为实现长距离交通和交流而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杰出范例，是公元前2世纪——公元16世纪间欧亚大陆经济和文化交流传统、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揭示了亚洲历史上中原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西域绿洲文明之间的交流、冲突、兼容、融合等对话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经历的若干重要历史阶段与突出的多元文化特点。

▲论坛会场。     本报驻陕记者韩 宏摄

宋新潮认为，申遗的策略和对每一段“廊道”价值的评估，会从另一个视角把看似孤立的遗址、遗存，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并最大限度地探讨与今天这些地区社会、文化关联。“长安——天山廊道”具有代表性的33处遗址，突出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交融、冲突、融合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学不仅是对古代遗址、遗迹的发掘和研究，从遗产角度上说，更要把它放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去看待。

                   早在张骞通西域前，中国已与中亚、西亚地区有着极其密切的往来

宋新潮表示，“丝绸之路”源远流长连绵不断，陆海相连互为补充。

“目前的考古知识已经完全可以说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前，中国已经与中亚、西亚地区有着极其密切的往来，中国的丝绸也早在公元前5—4世纪就已经成为中亚、西亚地区的外来奢侈品。同样，西亚地区的纳钙玻璃、西域的玉石也已通过丝绸之路来到我国的中原地区。”

宋新潮说，“实际上，往前再推溯，在更早的4000年前，西亚地区的小麦、黄牛、绵羊等物种，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黄河流域。在距今3000年至2400年之间，我国内蒙古到青海、新疆等地的青铜艺术中，大量的卧鹿、立羊、猛兽撕咬马等很多家畜的纹饰，表现出与欧亚草原风格的一致性，表明了它与中亚、西亚有着一种普遍联系。”

据介绍，大量的考古发现指向，丝绸之路从史前时期起，就是中华先民与生活在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线友好交往形成的，这种友好交往可以说是互通有无，在张骞之前，就已经存在。宋新潮认为，“张骞出使西域，应该说开启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新时代，几千年来，应该说连绵不断。”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说明：大体与张骞通西域的同时，古代人们就主要借助季风与洋流等自然条件，利用航海技术开辟了东西方交流的海路网络，建立了东、西方不同文明区域之间经济、文化、科技相互传输的纽带。”

▲论坛会场。     本报驻陕记者韩 宏摄

海上丝绸之路在货物交往上通常以瓷器为大宗，因此有人也将其称为“陶瓷之路”。同样，西亚、中亚地区的金银制品、玻璃、乳香、药材、珍珠、矿产等被大量运到中国。于是，与商贸往来相伴的航海技术、宗教文化得以扩散和传播。

13到16世纪整个草原地区的贸易，蒙古不仅是打通和建立了一个欧亚的帝国，对整个草原的贸易，还奠定了一个网络体系。为了保护驿站，包括为此鼓励商人的一些政策，都刺激了整个草原地区贸易的发展。宋新潮说，“蒙古从这个时期开始，就与西欧、与地中海地区实行了一个直接的对话，从西方包括传教士可以看出，人员往来密切，并不是说，因为丝绸之路一个时期衰落了，一个时期又兴盛了。”

2000多年来，海上丝绸之路与陆路的丝绸之路，始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无论是公元5世纪的中国的僧人法显，还是近千年之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实际上，把他们的足迹在地图上画一下，会发现他们来的时候走陆路，回的时候走水路，这就形成了一个相互的补充，‘路路皆通’，不是说只能走这条路，不能走那条路。”宋新潮说。

宋新潮表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正是“一带一路” 这一古代文明与传统的集中体现，将这些珍贵的遗产发掘好、阐述好、保护好、传承下去，考古学家的参与、交流与合作，才更能使古丝绸之路绽放出新的生机活力。”

文：报驻陕西记者韩 宏

编辑制作：韩 宏

责任编辑：叶志明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