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P2018专访②|FISP三任主席McBride、莫兰、Scarantino:东西方哲学对话,还需要越过四道大障碍

2018-08-16信息快讯网

WCP2018专访②|FISP三任主席McBride、莫兰、Scarantino:东西方哲学对话,还需要越过四道大障碍-信息快讯网

这几天中午,北京朝阳区的新奥林主题公园的老酸奶和盒饭都有点脱销,7000人参加的世界哲学大会正在对面的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每天早晨八点半左右,都会从北京大学附近开来几十辆大巴,各种肤色的学者凭着脸谱识别证进入世界哲学大会会场。“学以成人”的主题词在阳光下闪耀。118年历史的世界哲学大会首次来到中国,主办方之一的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高管如何看待中西方对话?对奥林匹克式的大会和哲学的高端是否有矛盾?他们自身又有怎样的治学经历?昨天上午(15日),记者专访了三位主席——上届主席、政治哲学家麦克布莱德,本届主席、现象学家莫兰,今晚六点刚刚选出来的下届主席、本届秘书长斯卡兰提诺。

莫兰:中国哲学人才的输出速度慢于学习西方哲学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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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兰接受报记者李念采访

东西方哲学的对话,这次世哲会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您曾做了很多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沟通,作为一个现象学家和FISP主席,您觉得这种对话和沟通要达到较健康的境界,还有多长的路?

只有西方一种概念工具,解释出来还是西方视角

莫兰:东西方哲学的沟通和对话的确是个复杂而艰巨的事业。在我看来,我们至少还需要四个阶段的突破。

首先,是语言的突破。目前,英语是世界通用语言,也是普遍的学术语言。但是,中国和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中文就是使用量最大的语言,在印度,知识精英们使用英语,但民众用印度语。如果要进行跨文化教育或者交流,我们必须引入更多的交流语言。

第二阶段,是概念工具的突破。传统的哲学术语都是从希腊传承而来,也变成了西方哲学的传统,比如,形上学、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等。但是在这次北京的哲学大会上,我们听到了中国传统的“仁”,非洲的UHBANTU,佛教的“心”,还有“LOVE”,如要解释这些概念,如果依然用西方的概念,就又进入了形上学等框架,这样他们的原创性内涵就会被消解,因此,我们就需要突破概念工具。当然,也并非所有传统都具备产生“概念工具”的能力。

大众媒体的强势传播,会遗忘某些该传播的声音

第三阶段,偏见的突破。从诠释学角度而言,正如我在开幕式的致辞中所言,我们不能预设自我是聪明的,而他者就是非智慧的,预设对方没有相同的理性,比如,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丰富的思想文化中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这样就无法运用多元传统中的资源去丰富和诠释哲学。

第四阶段,是大众媒体片面性的突破。当下大众媒体的特征是通过强势传播灌输一些观念,但如果是“one-side”,就会让应该出现的声音消失,有些被遗忘的声音就不再被公众听到。

当然,时间有限,我无法一一陈述需要突破的障碍。总之,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因此,更值得我们去努力。

哲学家有责任为人文科学的价值做辩护和守护

作为现象学家,您是如何理解哲学家和世界的关系?

莫兰:从希腊传统而言,哲学一直被视为是人文学科中最顶尖的学科,她需要扮演这样的角色——为人文学科的价值做辩护和守护。在几个世纪的科学大行其道之际,从欧洲传统而言,哲学就担负有这个使命,但在别的传统里,可能是宗教和艺术承担的。所以,哲学家理应在教育中要扮演更多的角色。

世界哲学大会的特点就是多元,大小讨论都有

中国人口众多,很多大会在中国举办都会创记录,但同时有人说这么多人参加世界哲学大会是否过于宽泛而不够专业,您如何看待这种评论?

莫兰:世界哲学大会的定位就是宽泛的,而且也应该是宽泛的。我开一个胡塞尔哲学的专题研究会,一般请到的专家不会超过20个,话题很聚焦,通常探讨也很激烈和有张力。这些小型研讨会也只能20个人,超过20个人,无论是多少数字,就不要指望讨论得很有质量。通常上研究生课也是20人,带博士生最好是面对面的一个人。但是,世界哲学大会就是需要广泛参与,它是多层次、多元化的。你看到的这几天的全体大会,有几千个人,但也保留了提问,也有小型会议的,只有几十个人,这里你完全可以聚焦。这就是世界哲学大会的特点,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而不是中国特色。多元就是特色。

中国哲学教授资源的输出速度跟不上西方的需求

我们知道您刚从都柏林大学荣休,现在要专心坐镇波士顿学院哲学系,当前,不少人在为哲学走向公众而努力,您认为,当前美国高校是否需要改革?

莫兰:你知道的,美国和中国一样,地域宽广,从东部到西部就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在美国,一般都不需要出国,通常在东部哈佛念本科,普林斯顿念研究生就足够了。可是,这样就容易形成单语主义,文化也会变得越来越窄化。但在欧洲的各国就不同了,由于地理面积并不大,他们需要从柏林到巴黎,甚至走出欧洲,因此们必须学习多国语言。

所以,美国高校的哲学系需要改革,首先就要解决语言单一的问题。要掌握多种语言尤其是中文是比较困难的,另一个问题严峻的问题是,即便美国高校有这种心愿,但是在英语世界里的中国哲学教师资源并不多。目前,中国的哲学学子学习西方哲学的速度远远快于他们向西方输出中国哲学人才的速度。

麦克布莱德:美国哲学年会的风格也在趋于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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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布莱德接受报记者李念采访

作为资深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专家,您在最后一天将在捐赠讲座上做马克思研究演讲。可否介绍两方面情况:您所在的普渡大学学生对修马克思课程的热情是否有变化?西方教授参与研究的比例在2008年后又有何变化?

西方研究马克思的队伍从来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少

麦克布莱德:事实上,西方研究马克思的人数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少和不稳定,一直有一批学者在做研究。本世纪初从经济领域研究《资本论》的热情的确高涨,但平时从各个领域研究马克思的人数就是很恒定的。

我近几年不教本科生,情况不熟悉。我所教授的研究生,大家的态度都是比较积极的,这是根据学生组成情况来看的,学生水平高,讨论质量就高。常有来自中国的学生,包括学者,和他们的对话,是对研究的积极补充。

今年全球都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您对中国马克思研究有何印象?

麦克布莱德:我今年曾去厦门大学访问,主讲罗尔斯,他们就要求我讲讲马克思。我遇到过数量不少的中国哲学教授、博士生和研究生,他们都对马克思很感兴趣,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马克思有深入的研究。

持不同观点和政见的人,也是可以在一起讨论哲学的

您曾说过担任FISP主席的最大挑战是“和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保持良好关系”,能否举个实例?

麦克布莱德:1999年,在印度开会时,我曾经邀请一位朝鲜的学者去参加2003年韩国的世界哲学大会。在伊朗,我认识一位天主教牧师,他有很强的活动能力,能筹到需要的资金,他常去伊朗重要的城市去布道,同时从事学术活动,伊朗当地人都错以为他就是一位阿訇。

所以,我认为是有可能将持有不同观点者、甚至不同政治意见者协调起来讨论哲学的。

美国哲学年会风格近20年也在变化,倾向于多元主义

在美国的美国哲学年会非常受欢迎,和世界哲学大会相比,有何不同?我们会听到一种舆论,认为世界哲学大会过于宽泛而不够精英,因此对美国本土哲学家不够吸引力,您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麦克布莱德:我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很多美国哲学家都在做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在20年前的确比较主流,即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主要集中在东部高校,但此后就有所转变。你说的美国哲学年会,也分三个联合会。现任美国哲学年会的主席本科就不是学哲学的。在韩国开世界哲学大会时,一位从美国学习分析哲学的学者主张只有分析哲学才是哲学,展开党同伐异,但被遭到攻击。所以,我们吸取教训,在土耳其、雅典大会上就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种转变是随着高校向西部扩展后同步发生的,有个倾向于多元主义的“逆反运动”发生。当然,做分析哲学本身也还是很有价值的。哈佛等高校研究分析哲学较多,但美国的小学校里,研究各种流派的学者还是比较多的。

美国学者来北京世界哲学大会不多的原因是他们的薪水太少

世界哲学大会上,美国学者参与不多,究其原因是他们的薪水并不高,要来北京,必须自己承担飞机票和不菲的住宿费。这是阻碍他们到达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这次重要的大家Ernst Sosa、Lepore和Kite Fine都来了。

您是第一个来自美国的FISP秘书长和主席,会有后继者吗?

麦克布莱德:近期不会。一般都是担任秘书长后被选为主席的。

斯卡兰提诺:参加彼此对话的大会是哲学家的份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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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兰提诺接受采访

大家都看到您对FISP秘书长工作的付出,据悉,您是明天换届主席选举会议中呼声最高的人选,请问,是怎样的动力让您如此甘愿付出?

Scarantino:我在学生时代阅读大部头的哲学史时,总是看到西方哲学史占85%,最后几十页是介绍其他国家的。当时,我就觉得有必要改变。FISP就是帮助东西方哲学交流的一个机构,所以,我非常愿意在这里工作。同时,我认为作为学者,阅读当然是第一重要的,由此延伸出写书、教学。但是交流同样重要,我们开这样的五年一次的大会,就是可以促进沟通交流甚至学习,这是作为学者的既定职责。

学术组织工作会占用学术时间,但学术不过硬,又很难服众,比如中国历史学界,大家都非常崇拜做研究的陈寅恪先生,相比,对史学学科建构做出很大贡献的傅斯年,就未必能赢得如此高的尊崇,在意大利是否有这种现象,我们采访的24位世界哲学家中,有FISP荣誉主席阿伽西,即将去上海做客讲堂的波佐也是FISP项目委员会主席,大家都乐意从事这样的工作?

Scarantino:开会需要有两个层面的人参与,一层是做会务的员工,一层是做交流的学者。组织会议就是可以交流。哲学家应该有很多面向,阅读很重要,我自己就主持着一本杂志。在我看来,这样的会议是哲学家应该参加的。相反,不断地那项目、做重复的讲座、申请基金,那才是做学问的阻碍。对一个人的尊敬,通常通过其著作,但真正的尊敬在于他的人格魅力,有时甚至可以不看其学术成果。

如果您当选,将如何施展自己的新想法?

Scarantino:这十年的工作,都是秘书长为主在出力。所以,如果当选,我就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做。

听说您是研究宣传哲学的,重点研究了特朗普现象,希望有机会能做更充分的专题采访。

(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田继江的翻译)

编辑: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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