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连载｜人性和人的感情总是相通的——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二十四）

金庸先生在与保罗·科埃略的对话中，阐明了自己对纯文学、通俗文学和新闻观等不少问题的看法，这在我对金庸先生的历次采访中是第一次听到。而且，我感觉到金庸先生事先已经为这次对话做足了功课，他甚至专门读了科埃略的作品。

主持人：你们都是享誉世界的作家，作品内容都不直接描写现实生活，但读者总能从书中找出现实的投影。读者也常常可以从金庸先生的作品中读出武侠之外的许多东西。请问，你们如何理解写作与社会现实，作家个人化的表达与社会道义、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金庸先生（以较快的语速）：文学是写人性的，不是写人的脑子的。作家考虑的不是是非、对错，甚至也不是善恶。文学讲的是人性、个性、人的感情，作家关注的是美丑。人性和人的感情总是相通的。中国文学的源头是《诗经》，里边有很多大胆描写爱情的诗。而西方的文学可以说是从《圣经》起头的，《圣经》中的《雅歌》也是优美的情诗。这说明二者是相通的。文学不是科学。几千年过去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有很大的发展，许多观念都不同了，但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还是一样的。所以，只要作家真实地写出人性，他的作品就有人读；只要写得好，作品就能畅销。

金庸先生：我的写作中自然有着现实的影子，但这并不是说我写作一定要反映现实事件，要做出价值判断，我是想在自己的小说中努力描绘一下历经世代都不曾改变的人们共有的爱憎情感。时空在不断变换，可是谁又发现这些基本的情感有过什么变化？

金庸先生：我读科埃略先生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发现东西方文化共同的一个有趣现象，就是炼金术和炼丹术都曾迷惑过许多人，虚构的作品中也确实有现实的痕迹。如今的人们也对保持长久的寿命很感兴趣，可是就像英国诗人科勒律治在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名诗《古舟子咏》里说的那样，“人如果不死，那该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啊。”

主持人：两位的作品都很畅销，在市场上都获得巨大成功。但不少人都有一种偏见，似乎很畅销的书文学品格都不会很高，或者认为，这样的作品中总免不了凶杀、言情和畸恋之类的“商业”元素，但你们的作品中却没有这些东西。科埃略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劝人向善的力量，金庸先生则是对儒、道、释的理解都倾注在一个“侠”字当中。请问，你们认为通俗文学与纯文学之间有界线吗？如果有，该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两个人的作品一定会成为经典，但是拥有更多的读者总不是什么坏事。

金庸先生：在有偏见的批评家面前，我和科埃略先生是共同的盟友。就以诺贝尔奖为例来说，你看有多少作品大家根本就无法读懂。其实，大家都明白，畅销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好的作品也不一定非得畅销。几年前我在牛津大学做研究，见到过一部名为《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的书，作者用很大的功夫，分析了学界对所谓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偏见。

主持人：科埃略先生在北京刚刚作过“全球化对传媒的影响”的演讲，金庸先生本人则是报人出身。你们如何看待当今传媒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会对作家的写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未来的读书生活会不会受到改变？

金庸先生：西方传媒的同一性，我在从事新闻工作之初就表示反对。当年我们是国际新闻联合会的成员，大家一致结成联盟，对于美联社、合众社和路透社对国际新闻的垄断行为进行反抗，希望传媒报道多样化，更为准确真实地把现实的真相告诉读者，打破新闻报道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增进世界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人们社会生活的愈加趋同，这当然对作家的写作不是一个好的事情，留给作家自由创作的空间毕竟缩小了。

科埃略：你也可以说，在今天高科技影响下的社会生活，很多东西变得简单起来，原来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比如，英特网带来的便利，就让人们改变了写信的习惯。但是，无论写信还是利用电子邮件沟通，人们都不能忽视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就像现在我和金庸先生坐在这里谈话，我能从他的眼神里观察到感情的流露，这种情感的传递是无法替代的。

金庸先生：所以，一见面我对你说，我们是一见如故啊。我的小说是写给人们阅读而不是观看的，其中有深度的内容上了银幕必然会有损失。《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确实是一部富含哲理的小说，这样的作品对于喜欢思考的中国读者会有好处，人们应该喜欢它。不过，我觉着，这部作品还是适合拍成电影的，毕竟小说很多的背景都是在充满神秘氛围的撒哈拉沙漠，上电影会很好看的。电影和电视肯定会对原作有所损伤。有一些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编导，老是喜欢对作品乱改，改得我很生气，如果他能把小说人物的感情很真挚很动人地表现出来，我就很感谢他。影视作品对原作也有一定好处，那就是促进更多的观众看过之后，重新回到原作上，仔细品味书中的意蕴。

听了金庸先生对影视剧改编的评说，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计划专门就他的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作一次专题采访。（未完待续）

作者：万润龙
编辑：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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