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育是教育制度中的“特区”，讲讲30年前我亲历的外语教育规划
【编者按】近期，关于我国外语教育和高校英语专业转型的话题，经由报的连续报道后，在国内高教界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热烈讨论。
其中，围绕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教委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蔡基刚所倡导的“除少数高校继续保留英美语言文学方向，走少而精的路线之外，大多数院校要转型到专门用途英语方向”的观点，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有继续讨论甚至商榷的必要。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曾在教育部高教司、社科司、国际司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并亲历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语教育规划制定的过程。
相信他的回忆与讲述，他分享的史料，对于今天更多业内人士正确认识高校英语专业的定位、谋划高校英语专业的出路会有所裨益。
回想起来，与外语教育结缘多半是偶然，偶然中的必然是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带给新中国的外语教育又一个春天，对我而言，由此学外语则改变了我的人生。
40多年来，我从学习外语到使用外语，从参与外语教育规划到教授外语，从用外语做工作语言直到今天在外国语大学工作、再次直接与外语教育改革如此地紧密联系在一起，40年的直接体会是：首先，外语教育是国家政治大事，40年来外语教育兴旺发达与新中国发展息息相关。
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使学习外语不仅仅是个人掌握外语技能，也是国家人才和智力的一部分，受到举国重视，体现在人才和教育等各项政策中。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此就高度关注，由他关心的国家派出留学生计划中，外语人才的培养占据显著地位。1979年国家计划公派出留学生3000人，按学科分布，理工科占70%，社科类占15%，语言类占7%，科技与管理类占4%，其他占4%，语言类留学生的比重大到可以单列。
其次，外语教育是教育制度中的“特区”，比如早先考外语专业，数学分数不计入高考总成绩，虽然这在全面教育理念中属于偏科，不利于人才全面智力成长，但能够体会到当时国家急需外语人才，免计数学成绩，为的是让学生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外语，“快速成才”。
再有，外语教育管理体系层级高、机构体系化程度高。教育部高教一司专设外语处，负责综合规划和推进全国高等外语教育事业，中小学外语教育也有专人负责。上世纪80年代初曾有过关于成立外语司的讨论，足见当时对外语教育的重视。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大中小学的外语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发展，国家加强了英语等以外“非通用语种”的教育。还值得提及的是，在学科体系设置方面，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独立单设一科，这在国际流行学科分类中是独特的，体现了外语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尽管现在看来，这样的学科划分有明显的局限。
近40年来，我的学习、成长和职业与外语教育密不可分。以下是我1984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教育部高教一司工作的一段经历和感受，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参与了那个时期的外语教育规划。
我国外语教育怎么搞，管理层与专业界曾密切互动
1984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教育部高教一司工作。在高教一司工作了六年。现今回头看，那一段和外语教育的缘份让我很难忘：
■适逢国家改革开放大业起步，政府最高决策层对外语教育高度重视，比如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范围内的外语教育工作会议，一是1978的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国务院提出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把外语教育抓上去，多快好省地培养各类外语人才；二是1982年的全国中学外语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要求对全国中学外语教育要全面规划，统筹推进。刚到外语处，常听到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工作也是落实相应的事项。
■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设有专司外语教育的机构，高教一司外语处系统负责全国高校（本科为主）各类外语教育事业的整体规划、政策指导、标准制订（如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学科专业布局（如新专业点审批）、学术组织（如各语种教材编审组和教学研究会等）、重点措施（如教材编写、师资培训和考试评估等）实施等，是外语教育事业的“司令部”。
我到该处工作那段时间里，处长是蒋妙瑞，副处长任丽春、董威利，工作人员有许宝发、曾耀德、倪肖琳和我，主管司领导是付克同志。当时，领导们还在讨论成立外语司的可能性，把外语处主要负责“正规”高校本科外语教育事业的职能扩展到基础教育、继续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阶段等，进一步统合各类外语教育，综合提升外语教育的水平。
当时支持的观点认为，外语能力和“计算机的能力”是横跨不同学科、专业和阶段的能力，应该系统规划，整体发展。不过，这一设想不符合此后国家机关精兵简政的大趋势，设立“外语司”的设想未能实现。
到90年代，教育部外语处被撤销，外语教育的整体规划和布局的职权逐级下放或由相关领域及行业的职能部门分别负责。
■外语教育行政与外语院系互动密切。那时，外语教学的重镇如北京外国语学院、
上海外国语学院、广州外语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领导和专家是外语处的常客，经常看到胡孟浩、桂诗春和王福祥三位外语学院的院长，与季羡林、许国璋、李赋宁、刘和民、严宝瑜、杨惠中、祝彦、殷桐生、梁敏等学者的联系十分密切。
当时我经常跟着领导骑自行车从北京西单（外语处）到魏公村（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中关村（北大、清华）找学者咨询商议工作，时间晚了就住在北外学者家里，我曾在北外和北大多位学者家里“蹭饭”和过夜。
本质上，这样的“工作关系”是管理层与专业界的互动，但那时却没有丝毫的“官民”区别，大家是一个整体，像个大家庭。外语处没有什么“好处”给大家，委托的项目钱很少或根本没有，大家参与几乎没有经济上的“意思”，报酬和名分的意义不像如今这么重要。
■各类制度和组织在建立中，教育理念方法在变化中，各类教材资料在建设中，各层师资在培训中，各种外语考试（包括四六级和四八级考试等）开始设立，现在看，那是改革开放后外语教育创制时期，能有机会参与见证其中，很幸运。
■“一竿子扎到底”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那时包括大学开设外语教学点都必须报教育部审批，外语处详细地掌握各语种专业的布点，每个点的师资、教材、学生规模、国家外语人才需求和招生计划等情况。
我的一项任务是每年到学生司了解各部委机构对各类语言人才的需求数量，据此协助拟定招生计划等。记得80年代底以前那段时间里，全国专业德语点十几个，对全国德语人才的需求大致从两百多人上升到近四百人，每年的招生从两百多人增长到三百多人，基本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外语教育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直观部分和直接能力建设
这里举两个我在外语处工作时的经历，说明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很系统、很具体地管理着外语教育，一个是关于外国语言的，另一个关于外国文学。
教育部系统组织外语教育的全过程，包括理念，理论，方法和主要措施，可谓“一竿子扎到底”。1984年8月中我到外语处工作几天后便平生头一次坐飞机到昆明参与组织举办西南片高校教师参加的大学英语研讨会。
按当时规定，只有县团级以上人员才有资格坐飞机出差，而我只是个“新兵”，居然可以坐飞机出公差，可见决策者对此次会议的重视。那时才知道，大学英语就是公共英语，之所以改称大学英语是提高了非英语专业英语教学的重要性，改变其在大学的从属地位。
树立大学英语的概念在当时很难得，但很珍贵。那时，大学英语有了自己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为整个大学外语（即公共外语）教育理念、模式、方法和支撑奠定了基础。印象中，昆明会议有来自全国各地两百多大学英语老师参加，主要听专家们讲解新的大学英语的理论依据、方法内容，交流各自的经验。
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密集地听到关于外语教学法的各个流派的介绍，比如传统的语法教学法，新的听说法，情景教学法和功能交际法等。那是一系列培训活动的一部分，对革新全国的外语教育理念起到了很大作用，促进了外语教学水平提升。
新方法提倡使用真实的语言交际材料，大量原版和原文的内容由此进入了教育体系，使学习者在习得外语时，也能直接从文本上接触外部世界，打开视野。
从这一意义上讲，外语教育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直观部分和直接能力建设。那时已提出了跨文化交际的概念，认为这是外语学科的重要内容。现在看，那也是受了英美的影响，超越偏重语法的传统，进入文化和生活领域，使语言直接交际，嵌入英美日常，登入英美制度，在体验和感受英美现实生活中习得语言，培育起亲切的关联。
积极意义上说，中国民众学外语，看世界，开拓了眼界，为开放改革奠定了知识和认识基础。当时英美两国驻华使馆和文化教育机构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协助中国推进英语教育，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有的也是外语处的常客。他们中的不少人是语言教育专家，甚至是国际应用语言学界的著名专家。
80年代末，德国等国家的语言教育机构如歌德学院也进入中国，也都高度重视和外语处的合作，希望“在体制内发挥作用”。中德高校德语助教进修班就是教育部与德国外交部合作的政府项目，系统培训德语教师的教学法能力。这类政府间合作，具体到教学法培训的项目，如今是难以想象的。现在，高校外语教师系统的教学法培训少了，高校外语教师基本上是干中学，他们的大多数是语言文学专业出身，任教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学法训练。
1985年秋，我被临时调到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小组工作，地点在北京大学勺园，我主要参与的是外国语言文学部分，其中一项工作是跟着武兆令和严宝瑜教授征询学者意见，包括季羡林、朱光潜、罗大冈、冯至、绿原等，还要直接组织专家召开咨询会，协调上海的专家在上海举行咨询会，委托上海外国语学院召集，记录寄给北京。
我的任务是记录、整理和撰写上报材料。这里，摘要一些我当时记录或保留的内容与读者分享。虽然已过去30多年，但不少内容仍有现实意义。
上海地区专家咨询会于1986年3月21日和22日两天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三楼会议室召开，为制订七五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规划出谋划策，国家教委没人派人与会，而是调取会议记录，收集专家的意见。记录和专家的意见由我整理上报处、司领导。
会议由上外胡孟浩院长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袁晚禾、龙文佩、林珂、秦小孟、朱雯、余匡复、王长荣、廖鸿钧、朱威烈、倪蕊琴、朱逸森、吴克礼、刘犁、胡孟浩和谭晶华。部分专家发言作为史料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朱威烈：阿拉伯文学在中国有很多空白要填补，然而这是仅仅停留在翻译方面，研究方面还做得很少。目前我们要编阿拉伯文学史，还需要资料。
现在阿拉伯文学再不抓的话，很可能在中国又要出现象“大熊猫”的现象。研究阿拉伯文化，目前肯定要赔钱的，但我们不能因为赔钱就不搞，还是要搞。现在我们已经派人出去学习，相信若干年后会有起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很重要，精神文明需要抓。
谈到开放，不仅仅对第一第二世界开放，对第三世界也要开放，特别是他们的文化。对此，出版发行部门要支持，要支持杂志的发行。这方面国家教委也要支持，要保证学术刊物的发行。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要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挂起钩来。
谭晶华：对日本文学来讲，现在学生讲是“没有劲”的文学，这与我们的研究介绍不够有关。根据目前对日本文学研究的情况，“七五”期间要抓紧，过去我们对日本文学的介绍比较杂，以后可以系统地介绍。
余匡复：对外国文学史的教材编写很需要，现在学生在这方面很感兴趣。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当代比较文学的开展很重要。另一方面，资料工作也很重要，现在外国这方面就很重视。要搞研究就要有资料。要写评撰就要多看作品和资料。同时在研究中要有自己的东西，要有突破性的东西。
现在外国对中国的文学很重视，搞老庄的有，搞“五四”文学的也有，搞当代的也有。因此我们现在搞比较文学研究很重要。在搞这些工作的时候，教委要在物力、人力上给与支持。另一方面，学术讨论要给予充分自由，领导不要轻易在报上讲话。在文学讨论中，要有发表言论的自由，要有百花争艳，百家争鸣的气氛，错误的东西让发表出来也可以讨论批评。
朱逸森：现在对爱国文学的研究还很不够。这次从上面来做很需要。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该怎样来做，我认为在评撰方面很重要。
就我自己搞的苏俄文学来讲，现在国外研究很多，我们也用自己的人力，财力来进行更好的研究。
我们可以抓住一个研究课题进行研究工作，以开拓新的研究局面，并在某一点上有突破。文学批评也很需要搞，现在我们的评论工作也搞得不够，原因就是没有新的突破。
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也很重要，首先我们要编写出文学史的书，要搞好资料工作。要重视资料工作的收集，没有资料很难开展研究工作。要组织一定的力量。对去国外搞研究工作的人，回来时可以给一些钱带些国外的资料回来。
倪蕊琴：我们中国人研究外国人的东西要有自己的东西。研究外国文学，要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这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
在探讨新的方法论上，要担风险。我在学校教苏联文学，一讲苏联文学，学生们就要同中国的文学作品相结合来谈。因此，现在讲中国的“伤痕文学”已不讲了，现在只讲“转折时期的文学”。
现在中国文学继承外国文学的东西已经比较多，因此在这方面的研究很重要，这就是现在的比较文学课题很需要。现在科研经费很少，搞比较文学就更少，搞个比较文学课题的研究很不容易。苏联的文化对于我们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对苏联的东西很值得研究。现在西方对我们文化比较感兴趣的是古典东西。对于外国文学史，我们也应该搞，但要细致地搞，这对现在的学生教学很需要。
这也需要一定的力量。师资问题，我们也要加紧培养，对于俄语来讲，现在三十岁以下的，俄语好的很少，因此对苏联文学的研究很需要一代青年。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要采取一些行政措施。
另外，翻译作品，现在很难被重视出版，一本书出来，订数很少，这也希望能采取一些措施。
朱雯：“六五”计划的成就还是很好的，几套丛书：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丛书，二是文艺丛书，三是外国文学丛书（略）。教材编写不足，“七五”规划中要加强，编写出质量高的外国文学史。另外，关于外国作家、作品的评论我们做的也不多，是否规划对他们进行一定的研究，写出他们的传记和质量高的评论文章，要在翻译过程中同研究相结合。
胡孟浩：文科现在很穷，教委各方面要支持，也可以采取鼓励的办法，出些研究题目，哪个学校愿意承担，就多给一些经费。以后高校文科单位分配资金，我认为上海方面也可以出一个人。
这次座谈会的很多意见，诸如外国文学史（通史、断代史、国别史等）被列入规划，受到支持和推动。与现在激烈竞争的热闹场面不同，当年是要“求”专家接受课题研究的，我就到北大西语系和北外求过。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历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等职。本文为节选，原文全文刊登于《外国语》2018年第6期）
作者：姜锋
编辑：樊丽萍
责任编辑：许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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