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每个人都有几个瞬间会是作家，作家不应该是一种职业

【导读】今天下午，马伯庸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篇长文，为他的新书《显微镜下的大明》打了一次“硬广告”。马伯庸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一些尘封已久的故事，我们能从中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狡黠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胥吏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展现出一幅鲜活的明代基层政治生态图景。此前，马伯庸接受采访，回答了关于这部书的创作、影视改编以及作家身份等问题的看法。

问：今年将是您的影视元年，您对此有什么特别的期待或想法吗？

马伯庸：我的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三国机密》在2018年已经播出了，《古董局中局》现在在腾讯播出，《长安十二时辰》也即将播出。我其实还挺擅长将影视转成文字的，但是却不擅长将文字转成影视，因此不参与任何编剧。

▲《古董局中局》剧照

对于影视剧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是觉得该怎么写还怎么写。第一，我本身写作的风格就偏影视，不用刻意去调。第二，当你心里存了什么去做，跟你无意中做，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流行写宫斗、宅斗、甜宠，我写不出来，那我就固守在自己这块就行了，只要故事做好，人物做好，改编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影视方看重的永远不是他觉得这个作品特别好拍才拍，还是觉得它内核好，特别适合拍出来，剩下的都是技术性问题。

问：《显微镜下的大明》是一本历史纪实，怎么会想在影视剧大爆发的时候写一部历史书呢？

马伯庸：我一直希望在谈到历史的时候，能够把视角放低，眼光不要放在帝王将相上面，或者说就算提到皇帝，最好有一个身份低下卑贱、但是人格上跟他平起平坐的一个形象出来。《显微镜下的大明》来自我翻地方志找到的一堆史料，譬如明代小县城里的案子，前因后果，公文，都有，我把它们重新构成一篇大家能看懂的纪实，像小说，但每一句都是有出处的，类似的东西攒七八篇。这本书里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老是看到帝王将相治理朝政，勾心斗角，老百姓就一两句话带过去，像刚才那个案子《明实录》上只有一句，但它呈现的老百姓的收入，面临的困难，怎么解决这个困难，怎么从自己阶级出发跟其他利益阶级碰撞……是真正鲜活的东西，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古代普通人真正的生活，他们所遵从的规则和道德是什么样的。

2018年我有意写一个冷门的，就是这本《显微镜下的大明》，一条一条去看档案，繁体，竖排，还要搞句读，挺费工夫的事，市场销量一定不好，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肯定不好，但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

问：说到市场，您怎么考虑市场认可这件事？

马伯庸：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用过多去思考，你写的任何作品一定渗透着你的意识。对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诚实地创作，作品里一定会体现出你的价值观，被读者感受到。

问：您是怎么看待作家这个身份的？

马伯庸：我现在觉得作家不是一个身份，作家是一个状态，当你有冲动表达一些东西并且付诸文字，你就是一个作家，当你写完把笔记本合上，你就不是作家了。每个人都有几个瞬间会是作家，作家也不应该是一个职业。很多人没有作家这个身份，但是他们写的东西很好看。再扩散到文化领域，作家之外再画一个大圈的话，应该是文化圈。因为我对历史类的、文化类的、尤其是传统文化相关的主题也做一些研究，也没有给自己限定是个什么身份必须做什么。就像一个作家不可能只读文学类的书，一定是兴趣扩展到更宽的领域，才最后形塑成你的作品。里头是有一个平衡，我尽量往后退一点，可能更舒服一点。

问：您的书内容丰富，有很多让人惊喜的东西，那么您觉得您写作的灵感主要是什么呢？

马伯庸：每个好的创意，一定是先有素材的土壤、阅读的基础，才能有灵感并开始创作。以《古董局中局》为例，当时阅读了很多考古文献资料后，得到了灵感。在古董鉴定中，青铜器外面有锈，过去是去摸、去看，甚至去舔一下。现在技术先进了，用X光照射金属内部，就能鉴别真伪，我就是从新技术鉴别古董的论文中找到了故事灵感。

问：外人对您的评价多是“文字鬼才”，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呢？您对生活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马伯庸：首先我是一个作者。其次，以前我还挺想成为学者的，结果论文看多了、和学者接触多了，我发现把一个方面从学术提炼成某种结论和规律，专业和非专业真的差很多。比起知识分子来，我其实就算知道分子。

未来我可能会想当象牙塔里的学者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桥梁，把学术知识用相对比较轻松的方式讲解给老百姓，借此教化大众、引导他们走向小众。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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