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医院朱无难教授千古，他曾回首自己与医学结缘：在“流浪的医学院”学医

— 朱无难 教授（1920-2019年）

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消化病学专家、著名医学教育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会原常委、中华医学会上海消化病学会原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教研室原主任、消化科首任主任。

时光荏苒，再回首，一切为了明天。这是在中山医院发展，乃至祖国医学和世界医学发展道路上留下坚实脚印的前辈们，想对晚辈们说的“故事”……

在“流浪的医学院”学知识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在这不能忘却的纪念之时，我不禁回忆起抗战期间我在湘雅医学院读医的经历。

这所学院原本是我们的前辈、医学教育家颜福庆于1914年在长沙创办的。1938年日寇进逼湖南时，新任院长是全国著名的内科学家张孝骞，他不肯让学校沦于敌手，毅然将湘雅西迁到贵州贵阳近郊的一个叫石硐坡的山坡上，当地群众都叫它湘雅村。

战时的贵阳，物资十分匮乏，我们那时生活的艰苦程度是现在学生难以想象的。一至三年级学生总共100人左右，住在湘雅村；四至六年级学生住在临床教学基地，即沈克非院长的贵阳中山医院里。一年级的宿舍是一大间茅草盖顶的废弃马厩改造成的，学生都睡双层床，经常被跳蚤叮得坐卧不宁。

当时学校里连桌椅之类的家具都极为缺乏。幸亏当总务主任的李启盘医师办法多，他买进大批四条腿的白木长板凳，从当中锯断，在锯端加一条腿，使一只四脚长凳变成两只三脚凳。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条这样的凳子，自管自用。无论是听课、做实验、自修、开会、吃饭、回寝室，都得随身携带。有时敌机轰炸贵阳，听到空袭警报，我们不假思索地会肩挂三脚凳，手提自管自用的显微镜和上课的笔记到处疏散，逃避轰炸。我们习惯地把三脚凳挂在肩上，这样一可省力，二可腾出手来派别的用处。

那时贵阳市的发电厂很小，连近郊区也无电供应，到处一片漆黑，学校给每个同学一盏玻璃三角灯，能挡一般风雨，灯油用桐油或菜油。夜间人到哪里都必须带灯，否则只好摸黑。开夜车补功课、看显微镜都得用它。

二年级时，人体解剖课压得很紧，白天没有完成实习进度的，晚上就在尸体标本旁边依靠三角灯的荧荧光亮补课到深夜。如果有个非医务人员在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撞见此情景，定会吓得够呛。

学校为了保证晚自修两小时的照明，每间教室配备一盏煤气灯，由值日学生负责点灯和熄灯，我至今还没有忘记操作煤气灯的技术。

学校坐落在山坡上，离最近的南明河段也有三百多米远，用水必须雇工从河里肩挑到校内。

水是来之不易的，学校规定女同学每天可舀一木瓢热水洗涤，男生不许用热水。

男生也曾要求用热水，张院长说，“可以考虑，但只能减少实验课，挤出经费，买煤烧水。”男同学最后表态，宁可洗冷水，不愿减实验。他们索性到河里去洗澡，洗衣裳。

我1946年6月底在重庆湘雅医学院毕业。抗日战争期间，湘雅由一个生活条件优裕的教会性质学院变成一所“流浪型”的学院，师生的物质生活十分困苦，但学生勤奋学习，老师诲人不倦，靠的是精神境界提高，国恨家仇激起的爱国热情，支撑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不怕千辛万苦，也要学好医学。

湘雅办学的淘汰制一向严厉，战时也未放松。记得1940年我上一年级，班里有65名同学，到二年级淘汰下来，只剩30个人了。

总之，8年抗日战争，6-7年的读医生活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时代。

中山医院成立消化科

1954年，我被调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学院工作。当时学习苏联，上医的附属医院都改成专科医院。原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后改名华山医院）改为内科学院，原中山医院改为外科学院，新设妇产科医院、儿科医院、五官科医院和肿瘤医院。内科学院包含大内科、肺科（肺结核病）、皮肤科和神经精神病科，其他如消化科、心血管病、内分泌代谢病、肾病、血液病只设研究组，尚未正式建科。

去医院看病的以内外科病人占多数，而在诊疗过程中两科关系密切，需要会诊协作之事很多。例如腹部大手术患者兼有高血压或心脏病的，需要内科会诊；内科消化性溃疡大出血者需要外科会诊并转院手术。内、外科学院虽然相距不到三公里，在交通工具缺乏，或信息延误的情况下会造成工作繁乱，医生忙煞，病人急煞。

到了1956年初，内、外科学院才被改回内、外科综合的第一附属医院和中山医院。原内科学院的肺科、消化病组、心血管病组、血液病组的大部分医生调到中山医院。消化病研究组的正副组长是林兆耆和李宗明教授，组员有我、俆葆元、夏爱玉、汪师贞、黄宗干等。

中国最早的胃镜和腹腔镜的应用

李宗明教授首先抓诊断工具——胃镜和腹腔镜的应用和研制。我们用林教授从英国带回的Schindler半曲式胃镜做常规检查。这种胃镜长约50cm，接目端是钢管，接物端是一半晶体镜，可以弯曲，因此称半曲式胃镜。操作时，病人须侧卧呈虾曲状，头尽量后仰不动，相当痛苦，我们也只在指征明确时才做此检查。

事有凑巧，本院肺科杨献基医生和她的阿公伍特公先生来找我，请我为他做胃镜检查，诊断是否有胃癌。伍特公先生当时是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已是80岁的老人，做此检查有不小的风险。我当时举棋不定，正想婉言辞掉。

病人和家属察觉了我的顾虑，表示了充分信赖和理解。我只好极其轻柔小心地进行操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我反复从胃窦到胃底仔细检查粘膜时，我发现老人竟然睡着了，检查当然是成功的。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肝病患者的病理诊断常常弄不清楚，国外已有腹腔镜检查，但进不来。李宗明和我首先萌生自己装配膀胱镜的念头，把一个直的尿道膀胱镜改装成腹腔镜，经修配间师傅帮忙，居然做成可用了。

以后我和金慰倜、夏德全等医生合作，进行了近300次检查。

1965年，我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91例肝癌的腹腔镜检查》。这也是在上海最早使用自制器械做腹腔镜检查的历史。

1961年捷克有位腹腔镜专家名叫Susek，他来沪访问时说要找个地方示范腹腔镜检查。市卫生局选定在中山手术室演示，由我做助手。我们没正规的腹腔镜，临时借了市一医院的一具东德出产的腹腔镜。就这样，腹腔镜开始在上海和全国流行起来。我们医院是当之无愧的源头。

1955至1959年期间，上医和各附属医院奉中央命令，分出一半教师和医生、护士、技术人员到四川创办重庆医学院，还分出许多医生支援新疆、安徽医学院。中山医院内科教研室由陶寿淇教授任主任，我为副主任之一。消化病组李宗明、徐葆元等人均已调走。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在中山医院内成立，从此，心脏科独立于内科之外。

“一秒钟”肝穿刺针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许多人有浮肿、肝肿大、转氨酶高，为了避讳，医生称为特发性浮肿、特发性肝大。究竟是什么病说不清楚。要明确诊断，必须采取肝活组织做病理检查。

科里原有一根叫Vim-Silvermann肝穿刺活检针，针粗，内有两片刀叶，容易引起出血。国外已有一种叫Menghili的一秒钟穿刺针，容易掌握，很少引起出血。我的一位同行朋友从国外带回一根给我。我马上找到上海注射针一厂的工程师，问他能不能仿制。他说有样子就行。

我和他经过几次研究，终于制成了内径1.8mm，成人使用的一秒钟穿刺针，这在临床上也用得很好。

我给本院同事刘厚钰（消化科教授）、陈灏珠（院士、心内科教授）、何梅先（心内科教授）等十多位医生都做过肝穿刺，效果都很好。后来我们又研制了直径1.2mm的小儿肝穿刺针。

1978年消化科正式成立，我被任命为第一任主任。

编辑：张鹏
责任编辑：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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