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记者”刘庆泗
二○一五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刘庆泗在华东医院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老人取出精心准备的资料，提起往事记忆犹新，畅谈难忘的抗战经历。 谈如玉摄
刘庆泗荣获的勋章、奖章
1999年，刘庆泗被中组部评为全国离休干部先进个人。
1949年8月，刘庆泗荣获二级人民英雄称号。
1946年，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刘氏四兄弟与滨海县委书记王琳合影。前排左一为刘庆濂，后排左起为刘庆泗、刘俊峰、刘庆溥。
1958年9月，刘庆泗（第二排右二）下连当兵时与上将许世友（前排中）等人合影。
齐齐哈尔市和平广场抗战纪念手印墙，上有刘庆泗手印模型。
一九五五年授衔后的刘庆泗
一九四九年一月，华野八纵队新华支社与红旗报社合影。前排左三为刘庆泗。
刘庆泗部分作品
■文汇报记者 薛伟平
文汇人物
刘庆泗山东滨县（今滨州市）人，生于1922年2月。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起任鲁中军区《前卫报》战地记者。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解放军二十六军《战旗报》记者，新华支社记者、采通主任、副社长。解放后，任华东军区（后为南京军区）新闻科、宣传科科长。1964年转业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交政治部任巡视员。“文革”期间遭受迫害。1977年6月起，历任文汇报社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顾问，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1988年评定为高级记者。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上海市荣誉津贴。
采访刘庆泗，是记者第一次见到这位文汇报社“硕果仅存”的“老八路”。今年九十四岁的刘庆泗，在战争年代曾八次立功，荣获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三级人民英雄称号两次，二级人民英雄称号一次。1948年1月，新华通讯总社以“优秀记者刘庆泗”为题在全国播发其先进事迹。他先后荣获或被评为上海市老有所为精英奖及上海市离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及全国离休干部先进个人。他所采写的前线通讯《功劳炮》解放后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刘庆泗还著有《战地采访录》《昨天和今天》《悠悠五十秋》（与夫人金名秋合著）。
“文革”后，刘庆泗曾任文汇报社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顾问，报社许多老同志都与他相熟。听闻记者要去看望昔日的老领导，一些老同志纷纷主动介绍说，刘书记是典型的“老革命”，工作认真负责，为人热情随和，说话直爽亲切。
果然，在医院疗养的老人见到记者，马上推迟正要开始的按摩治疗，下床取出早已精心准备好的资料，畅谈起抗战期间他的战地记者经历：“战地记者，是记者，更是战士！”
同怀抗日志，兄弟战地巧相逢
1937年，抗日的烽火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起，无数热血青年矢志报国奋起抗争。当时，刘庆泗正在滨县县立初级中学求学。“面临日寇入侵，国土沦丧，民族危亡之际，男儿就该敢担当。我从小听的历史故事，读书识字后看的书，如《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使我内心早就存有英雄情结。”次年的春天，当刘庆泗获悉离家的胞兄刘庆濂已加入抗日游击队时，早已萌生的投军打鬼子的热情越来越强烈。
1938年7月7日，刘庆泗至今牢记着这个日子，当时的情景宛如眼前，“这是我离家的日子，距‘七·七事变’正好一周年。为了抗日打鬼子，我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而然出发了。见实在拦不住我，母亲塞给我五块银元，还有最喜欢我把我当儿子对待的大姑妈也给我两块墨西哥银元。天气很热，暑气蒸人，母亲含泪送我到村北的大树下，频频向我挥手的情景永生难忘。”
刘庆泗的投军抗日之路并不顺利。离开老家后，他与一同投军的几个小伙伴赶到惠民县城，经过一番曲折，考上了国民党抗日武装的青年干部培训班，和百余名热血青年一起跋涉千里，从渤海平原到鲁南山区受训三个月。青干班毕业，刘庆泗被分配到当地国民党驻军第五纵队任少尉书记。国民党驻军第五纵队素有反共倾向，抗日不积极，却一度造成杀伤八路军多人的“太河惨案”，刘庆泗萌生了另寻抗日队伍的想法。
1939年5月底，刘庆泗以优异成绩被黄埔军校七分校录取。正在他准备赴陕西汉中入学之际，日寇于6月7日对当地进行大轰炸，十五架轰炸机炸死三百多人，四千余间房屋被炸塌烧毁。紧接着，日寇对沂蒙地区开始为时两个月的大扫荡。刘庆泗接到黄埔军校七分校通知，三个月内赶到泰安某地集中。由于被鬼子合围，刘庆泗与伙伴韩寿令只能随当地逃难人群在树林山地躲避，同时向泰安方向靠拢。这期间，他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用机枪射杀山上逃难的男女老幼，从而更增添了对日寇的满腔仇恨。
麻烦事接踵而来。在淄川李峪口的南山上，伙伴韩寿令不幸负伤，双腿流血无法行走。在那个一些人“大难来临各自飞”的年头，生性豪侠仗义的刘庆泗拼尽全力，将韩寿令安顿在安全地带，然后，独自下山找人帮忙。第二天，在刘庆泗以两块银元的酬谢求得当地村民帮忙将韩寿令抬下山的途中，又一“意外”发生了。
刘庆泗回忆道：正当我们抬着韩寿令朝着李峪口方向要下山的时候，侧面出现了十多个穿着黄军装的人。他们看到我们立即端枪冲上来，前面是一位提着匣子枪年龄稍长的人，他们左臂上都戴着蓝底白字“八路”两字，我一看大吃一惊，已经面对面无路可走，只好听天由命了。我让担架停下来，独自向对面的八路走去……
接下来的事，则让刘庆泗“意外”得“喜极而泣”了：我见到树下坐着一位八路军首长(李曼村，1955年授少将衔），着装干净，腰带佩有手枪，给我印象深的是他脚上穿着布条茎草混编的草鞋，前面有个很大的红绣球。他一面扇着扇子一面胸有成竹地对我说：“你跟我们部队走吧。因为天气热，山路难走，和你一起的伤员让老百姓安置。”我态度坚决地回答：“不行。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和他同生死共患难。我的亲哥哥也是八路。”这位首长听后笑着说：“小家伙倒很讲义气。”又问“你哥哥叫什么名字？”我说：“他在家时叫刘庆濂。”他仔细听着我的乡音，端详着我五官遂大声问：“你哥哥是不是也叫刘竹溪？”我忙回答：“是的。”这位首长立即登上坐骑催马加鞭，沿着行军队伍边走边喊：“刘秘书，你的弟弟来了，快来看。”不一会儿，迎面走来一位右背匣子枪左挎皮包，武装整齐、身材挺拔、年轻英俊的八路。我一看，来者真是相别近四年久未联系的亲哥哥。我跑上前去，紧紧抱住他的腰痛哭起来。哥哥却开怀大笑，按着我的双肩说：“真的是你来了。”这是怎样的巧合。原以为天各一方而今就在眼前，似梦如幻，意想不到的兄弟团圆，以后共同奋战七十多年。
这是1939年8月20日发生的事。这也是刘庆泗一直牢记着的一个日子，他说这是他的“参军日”。
战火炼真金，冲锋陷阵杀日寇
刘庆泗参加八路军后，先在山东纵队三支队十团二营任文书，后调山东纵队鲁迅艺术学校学习（1940年元旦，该校与中共山东分局领导的战地服务团、纵队宣传队合编为山东纵队鲁迅艺术宣传大队；1942年改为鲁中军区鲁艺宣传大队）。从那时起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刘庆泗历任该队队员、司务长、分队长、写作组长等职，其间还一度担任区中队指导员，并长期兼任山纵机关报《前卫报》战地记者。
抗战期间，刘庆泗参加了历次反“扫荡”及三次进讨伪军吴化文的战斗，参加过解放沂水城、蒙阴城，在沂水县北部葛庄聚歼日军草野青大队的战斗。
或许是担任过战地记者的缘故，如今提起当年的抗战经历以及历次参加的战斗，刘庆泗老人仍能细细道来。
故事一：担任司务长被评为朱德青年队模范队员
1940年夏，担任大队司务长的刘庆泗和四名炊事员、两名饲养员要负责全队百余人的给养和几匹骡马草料的征集，以及服装道具汽灯的管理与运输。无论日常工作还是参加战斗，甚至是突破敌人重围的日日夜夜，他和战友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做到“人能吃饱饭，骡马有草料”。为此，作为司务长的刘庆泗，常常废寝忘食地到地主、富农家里去催给养。在他与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任务顺利完成了，刘庆泗也在年终被评为朱德青年队模范队员。
故事二：拔除沂水北部伪据点
1942年9月下旬，刘庆泗作为战地宣传员随鲁中军区二团三营受命去拔除沂水北部的朱位（村名）伪据点。夜间发起战斗后，担任突击队的八连在村西高地一矮墙处，被敌人一挺轻机枪拦住去路，战斗出现间断。为了解情况，刘庆泗随团宣传股长董涛来到前沿阵地，在漆黑的夜幕掩护下，从侧面接近敌人。当时，敌人机枪正在起劲地向我突击方向扫射，刘庆泗见敌机枪击发时闪现的火苗很近，围墙就在几步之内，便迅速把手榴弹投过去，敌人机枪被打哑，随之高地被突击队攻克。战后，八连长高兴地抱着刘庆泗大喊：“你勇敢，好样的！要给你报功！”从此，刘庆泗在部队中赢得了作战勇敢的声誉。
故事三：代理指导员，率队突破日寇“拉网合围”大扫荡
1942年10月，日寇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调集其三十二师团、五十九师团各一部和伪军一万五千多人，对我沂蒙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拉网合围”大扫荡。
刘庆泗受命到新泰县龙廷区中队帮助工作。该中队队长张玉广是神枪手，有三个班共四十多人，与小股敌人作战中屡屡取胜。由于中队指导员患病未能归队，刘庆泗被任命为代理指导员。
11月7日夜，中队发动群众挖掘从新泰县城通往龙廷附近的坪上（村名）敌据点的公路。拂晓前，区中队宿营在龙廷北面的小山村，大家刚入睡，村外响起清脆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原来是张队长到村头查哨，正遇敌人尖兵，他和哨兵立即投弹和开枪射击，击倒几个敌人，迅速撤回。敌人不知虚实，只打枪不敢贸然出击。张队长命令一班在村头掩护，他和刘庆泗则各率一个班带领群众抢占北山制高点。
天亮后，一班撤上山来，大家一面阻击尾追而来的敌人，一面动员群众下山去投亲靠友。整个上午，区中队依仗熟悉地形和敌人玩起山地游击战。张队长弹无虚发，用步枪射倒几个敌人；刘庆泗则指挥排子枪打哑了敌人的机枪，阻止了爬山的敌人。
当夜，借着大雪纷飞的天气和严寒气候，刘庆泗与张队长兵分两路分别突围，刘队长带两个班从东面向敌人突发袭击转向老区，刘庆泗则带着伤员与几个身强体壮的战士，在当地地下党员的掩护下，五天后安然归队。
故事四：随军攻克敌伪据点大泉山
随着德国、日本屡屡战败，敌后形势逐渐好转。从1943年7月到1944年3月，鲁中军区主力部队在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罗舜初的指挥下，对在山东人数最多、战斗力较强的伪军吴化文部进行三次讨伐。
第三次讨吴战斗始于1944年3月26日，刘庆泗随滨海军区前来参战的六团二营行动，该营攻入敌据点大泉山，与敌展开肉搏战，全歼守敌一个连，击毙骑马逃跑的敌营长。然而，著名战斗英雄、红军老战士、连长何万祥和战斗英雄排长高英忠英勇牺牲。刘庆泗根据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报道，军区《前卫报》很快刊出。
故事五：十分钟的白天攻坚战
1944年8月15日夜，鲁中八路军主力团队对盘踞在沂蒙根据地中心沂水城的日伪军发起进攻。刘庆泗随四团二营从城东南角魁星楼下的爆破口入城，经彻夜激战，天明后与兄弟部队会师，歼敌千余名，活捉伪军司令牛先元。这时，唯有二营分工地段的南门城楼未能拿下，守敌约三十多人，有两挺轻机枪。南门城楼紧靠城外的鬼子据点，火力得到支援，四周为开阔地，易守难攻。
刘振江营长接到命令，必须在上午十一时前拿下南门城楼，以利聚歼城南门外的日军。刘营长和副教导员张汉伟议定把任务交给四连，刘营长亲自动员，要求十时十五分打响战斗，半小时解决。突击排长梁树兰建议，为减少伤亡，由他正面诱敌，副排长带队从侧面隐蔽接敌，有我强大火力配合，只要不负重伤，二百米的开阔地，他在三分钟内可达敌楼下，给敌人一个下马威。
十时，刘营长见由一排副排长带领的突击队迂回前进，离敌楼还有四十米时，拍拍梁树兰汗津津的肩膀说“准备!”并下令“开火!”瞬间，轻重机枪数十条火龙直扑敌楼，层层墙壁被剥落。敌人也在还击，城外小鬼子的掷弹筒、迫击炮也在封锁开阔地。十时十五分，梁树兰就像离弦的箭脱缰的马，更像出膛的炮弹，飞快地向敌楼冲刺，敌人火力拦阻，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透过烟雾，可见梁树兰已接近敌楼，他放缓脚步，两支匣枪一齐开火，锁住敌楼枪眼。这时敌楼上也传来“缴枪不杀”的喊声，突击队也已打进敌楼，击毙敌小队长及顽抗者，其余二十多个伪军被俘。刘营长看表，从梁树兰出发到完全歼敌正好十分钟。
刘庆泗采访俘虏时，有的说：“这样勇敢的人，第一次见!”有的则说：“神兵天降，吓得俺手哆嗦，枪打不准。”
故事六：聚歼日军草野青大队
1944年9月3日，我军以四个团兵力在沂水北部山地的草沟、葛庄埋伏，聚歼“扫荡”我滨海地区、由莒县返回博山的日军五十九师团四十三大队（即草野青大队）。
3日下午，进驻葛庄的日军和扎营草沟的伪军发现被我军包围，企图会合突围，被我粉碎。下午五时，我军全线出击，刘庆泗随一团一营参战。他在葛庄西山半山腰的营指挥所向山下看去，大批日军在大队长草野青指挥和炮火支援下，疯狂扑来争夺西山。此时，阵地上响起冲锋号声，霎时，我军轻重火力和一些大石块一齐向敌群倾泻，山谷轰鸣，大地抖动，鬼子兵被打得人仰马翻。夕阳斜照下，我军战士犹如下山猛虎向迎面而来的敌人扑去，排子手榴弹一齐对准目标投弹，就像一道道火墙向山下推进。鬼子溃向东去，又被对岸我军炮火打回来，只能爬在河滩里挣扎。
经一昼夜战斗，我军击毙日军官兵三百五十多人，生俘三十四名；毙伤俘获伪军旅长以下一千三百多人。在缴获的多种武器中，有战斗英雄侯英俊和他的战友夺得的山炮一门。
战斗结束后，刘庆泗带着右腿的轻伤，采访了刀劈、射杀五个鬼子的夺炮英雄侯英俊。这门四一式山炮是我军在鲁中战场上第一次缴获的重武器。解放后，刘庆泗曾写过通讯《功劳炮》在《解放日报》发表，该文后被编入全国中小学教材。刘庆泗则在当年的评功选模活动中，被评为模范工作者。
此后，刘庆泗又参与了夺取蒙阴城的战斗。日寇投降后，又奉命先后去淄川县洪山区武工队参加与伪军的作战、参加我军聚歼在博山城西郊拒不缴械投降的大批日军的战斗，并报道了他亲眼目睹我军歼敌的情形。
握枪又握笔，战地记者亦战士
刘庆泗手里握有两杆枪，同时战斗在两条战线上。一杆是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枪杆子，另一杆则是他手中的笔杆子，以此为武器，鼓舞斗志，鞭挞敌人。
刘庆泗说他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记者，“战地记者，是记者，更是战士。”
聊起当年的记者生涯，刘庆泗说，他做记者工作带有一些偶然性。
参加八路军后，刘庆泗在宣传大队工作。他喜欢在墙报上写稿子，而从写墙报的稿子到第一次写稿见报，虽有一定的偶然，但与他素来关心集体、做事认真且喜欢琢磨不无关系。
1942年夏季，日本鬼子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后斗争十分残酷，部队生活极其艰苦，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当时，八路军只能以大豆为主食，几乎每顿都是煮豆子、炒豆子。战斗频繁，过于劳累，再加上长期吃豆子而引发消化不良，一度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部队领导对改善部队生活很重视，在反“扫荡”结束后，刘庆泗随一位负责同志去检查工作，来到一所设在蒙山旁沂河边的部队学校。
树荫下就是课堂，教员正在给席地而坐的学员讲解“为了战胜敌人，必须增强部队战斗力，学会改善部队生活”。这位教员联系实际，具体讲述在当时用大豆作主食的情况下，如何多变花样以丰富营养，比如发豆芽、磨豆腐、做豆浆等，并要求学员各自动手练习。当天的晚餐，就是学员在伙房自己动手制作的韭菜炒豆腐，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见此情景，刘庆泗感受很深，很快写了篇稿子贴在墙报上。结果，八路军山东纵队机关报《前卫报》记者看到后，就拿去发表了。这位记者对刘庆泗说：“你这篇稿子和形势结合得很紧密，在艰苦的时候，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战士，改善战士生活。这篇稿子很具体，值得提倡。”
刘庆泗说，这件事对他的启发很大：写稿子就得有明确的目的性，要写什么事，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什么人做的，做的结果怎么样，如实地写出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观点要鲜明，使人看后有所得，这样效果才好。
此后，他到前线，把参加战斗时了解的情况写成稿子，再请老的记者、编辑帮助修改，慢慢掌握了写稿知识，稿子发表得逐渐多了起来，不久就当了专业记者，先是担任山东纵队机关报《前卫报》战地记者，后在解放战争中任二十六军《战旗报》记者、新华支社副社长等。
回顾自己的记者生涯，刘庆泗说，要当好记者，就必须深入实际。“我感到就是要有实践，要把自己放进去，在实践中去观察、体会，激发感情，才能写出真实生动，有血有肉的东西来。”
刘庆泗曾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当时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同敌人作斗争的妙招。
1942年10月，日寇对沂蒙山区根据地开始冬季“扫荡”，刘庆泗被分配到敌我交界的山区——新泰县龙亭区区中队帮助工作。这里的村公所、保公所，表面为敌人缴粮纳税，实际上在夜间为我军筹划给养，发动群众破坏公路、桥梁。斗争十分尖锐，但当地群众心向共产党、心向八路军，想尽一切办法对敌人开展斗争。
由于留心观察，刘庆泗发现，当地老百姓家的鸡笼特别矮，公鸡抬不起头来；有些人家养的驴子，尾巴上拴着一块石头，俯首贴耳，不叫不蹦，显得很驯服。他很奇怪，经过询问，才知道这里靠近鬼子据点，鬼子经常进村骚扰，听到哪里有鸡鸣驴叫，就会循声而来，不仅捉鸡牵驴，人也常常遭殃。在生活实践中，人们通过摸索慢慢发现，公鸡抬不起头，就不能喔喔啼；毛驴翘不起尾巴，就叫不出声，于是想出了这个使鸡不能鸣、驴不能叫的办法。当时，八路军在敌占区活动，最怕狗狂吠不止，区中队借鉴当地经验，常揣着高粱做的包有女人长头发的粘团子，一见狗就把高粱团子丢过去。狗一啃团子，牙齿被头发缠住，急于用前爪抓牙上的头发，就叫不出声了。
这些都是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实践中的创造，是智慧的结晶，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值得推广。刘庆泗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作了比较具体生动的描写，通过宣传报道，帮助更多的群众掌握这种对敌斗争的方法。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刘庆泗说，要当好战地记者，如果不上战场，不参加激烈的战斗，就难以理解战士那种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难以描写沙场鏖战的真实情景。在战斗中，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镜头是稍纵即逝的，如果不能及时捕捉，就会失去宝贵的历史记录。
刘庆泗经常提起他亲身经历的那场惊险的遭遇战。
1944年8月17日晨，经过一夜激战，八路军四团攻克沂水城南门外日寇据点，先后毙敌四十五人、俘二十人。拂晓结束战斗，战士怀着胜利的喜悦，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的弹药、物资，除突击连队和搬运物资的军民外，其他部队都已撤离现场。由于打扫战场不够严密，一场出乎意料的遭遇战发生了。
当时，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和地方领导邵德孚参议长等人前来阵地察看，刘庆泗随突击连的干部和几个警卫员跟着首长走进一个大仓库。突然，仓库里六个残存的鬼子端着刺刀“呀、呀”地嚎叫着冲了过来。机警的警卫员立即护卫首长往外冲，其他人拔出短枪边打边退。这时，突击连的范连长迅速指挥一个排的战士冲上来和鬼子拼刺刀，二十几个青年战士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三人一组向鬼子冲去。他们精神抖擞，两眼圆睁，威武逼人。困兽犹斗的鬼子也端着刺刀嚎叫着向战士扑来。战士举枪相迎，两刀相对，叮叮当当，火星直迸。一个小战士奋力拨过敌人刺刀大吼一声“杀!”说时迟，那时快，当即刺中鬼子一条腿，顿时，血浆飞溅。另一个战士刺中一个鬼子的胸膛。激烈的血战中，鬼子全被战士击毙。
刘庆泗说，这种刺杀场面平时很难看到。在这块小小的战场上，刀光剑影，杀声震天，我军战士机警灵活，勇猛顽强，英气照人。此情此景，惊心动魄。但同时也可看出，当时我军的刺刀是用铁轨钢锻制的，质量不过关，刺倒敌人后卷了刀刃，刺刀拔不出来，极易贻误战机。“我身临其境，亲眼目睹，无需再作事后采访，就写出了报道这场白刃战的通讯，表扬战士们英勇奋战的革命精神。
同时，也提出我军在训练和实战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刊登在一份内部材料上。”
磨难中辉煌，作品广传鼓士气
2011年2月，刘庆泗在他八十九岁庆生时写下一篇《我对自己一生的概括》，其中在“武器”一项下面列着：嘴巴子、笔杆子、枪杆子。
老人解释说，他喜欢到基层营连采访。教导员或指导员在作战前动员时，总要提到“刘记者会报道我们的英雄事迹”，有时还会把他推到台前。拿着铁皮筒子直接给战士们作宣传鼓动，让刘庆泗真切感受到当时的战地报道对鼓舞部队战斗士气，激励战士奋勇杀敌，起到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正是缘于此，即使环境再险恶，条件再艰苦，自己再疲累，刘庆泗也坚持要写好稿子，搞好报道。
写稿子离不开纸笔。刘庆泗说，最早他只有一支短短的铅笔，为省点儿铅笔芯，总是先打好腹稿再写。1942年夏，部队拔了鬼子一个据点，他从伪军手中缴获到一支钢笔，经首长同意才留下使用。但因为没有蓝墨水，只能蘸着桑葚水写稿，写出来的字是紫色的。“我当时已有记战地日记的习惯。可惜用桑葚水写字的纸，时间一长都粘住了，变得一片模糊。”
笔紧缺，稿纸更紧缺。刘庆泗将报纸边角料撕下来写短消息；在老乡家看见有废弃的鞋样纸也拿来写东西。后来，八路军山东纵队有了自己的造纸作坊，但生产的纸张非常粗糙，只有一面能写字。还有，早些时没有采访本，全凭耳听心记，后来《前卫报》编辑部表扬刘庆泗发稿积极，奖励他笔记本，才算改善了一点采访条件。
说起那时的采访，刘庆泗介绍说，确定一个采访对象后，就下到部队，粘住他，和他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一起打仗。在老乡家，坐在草铺上采访；行军途中，就一边走一边听他介绍，自己用心记在脑子里，宿营时马上写稿。没有桌子，就搁在腿上写；大冷天，用厚草盖住脚背写稿，双脚冻僵了也顾不上，一定要写完稿才敢入睡。那时，身上满是蚤子，就脱下棉衣烤火，蚤子便噼哩叭啦掉到火里。最难熬的是暑热季节，入夜成群蚊虫叮咬，为了写稿，只得点燃艾蒿，用浓烟驱蚊赶虫。
就是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刘庆泗始终紧握着战斗的笔，冒着枪林弹雨写下了《蓝石山上抗日死难的英雄们》《一场出乎意料的遭遇战》《记夺炮英雄侯英俊》《莱芜鏖战》《挺进豫皖苏平原》《攻坚模范连》等大量闪光的新闻报道，向战士和群众及时报道战争进展和实际工作经验，还根据当时的战斗写了《二曹大闹蒙阴城》等山东快书，广为传颂，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士气。
采访中，老人说，他此生感到最高兴的两个日子，一是日寇投降，二是粉碎“四人帮”。
老人说，作为老兵，说句心里话，战争很残酷，鬼子不好打。“鬼子的武器比我们精良，战斗素养也高。我曾亲眼见到身旁的战友，被敌弹击中前额而壮烈牺牲。”
也因此，提起七十年前的8月15日，老人仍然会激动起来：那天深夜，宣传大队和乡亲们百多人正酣睡在村头的打谷场上，我在值班，忽听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我立即下令紧急集合。大家刚刚起身，就见来人飞身下马，来者是军区政治部周主任，他边走边大声呼喊：“同志们，日本鬼子投降啦！”这声音振聋发聩，但大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都愣愣地站在那里。周主任高叫着：“今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朱总司令要求我们……”他的话还没讲完，立即就被掌声、口号声甚至喜极而泣的哭声打断了。大家欢跳着、拥抱着，渐渐地，人群中响起了歌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经过八年的殊死搏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注：本文根据2015年8月18日刘庆泗口述内容整理，写作时参考并援引了老人提供的部分资料及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