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30年后，非西方力量将和西方力量并驾齐驱

【导读】：后天，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峰会即将召开，将对世界格局产生怎样影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洁勉（讲堂第19期嘉宾）撰文发表观点。杨洁勉认为，西方主导了500年的国际大格局在二战结束时开始发生变化。非西方力量经过70多年发展而逐步壮大，已经超越了临界点。估计大约再过30年,非西方力量将与西方力量并驾齐驱，共同形成总体稳定和基本均衡的国际大格局。但当前，世界经济进入徘徊期，国际力量对比进入盘整期，国际机制建设进入爬坡期，困难和挑战较前更多也更为严峻。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主要力量需要排除干扰，透过表象抓住本质，充分认识国际形势的基本走势，准确界定各自的和共同的战略方位，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推进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建设。讲堂今分享其关于后30年的预测。

经过战后70多年的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进程估计还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方能真正实现总体稳定和基本均衡的国际大格局。

国际政治格局：政治力量转移发生质变后进入多元多样

从上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成为全球强国，国际政治格局逐步走向西方和非西方力量之间的基本均衡，从而最终结束西方在过去500年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垄断和主导，并开启公平正义、相互尊重、共处共生的国际政治新格局。

第一，非西方国家梯次型地提高政治意识和自信。在20世纪50～70年代，广大亚非国家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在20世纪60～80年代，广大拉丁美洲国家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的头10年,一些亚非国家受西方鼓动影响而陷入动荡。但是，这些国家在曲折中有了新的感悟，从中国的成功中受到启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第二，非西方国家政治合作向纵深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头10年，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掀起了地区和跨地区的政治合作高潮，非洲联盟、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太平洋联盟以及中国同亚非拉的跨地区合作等相继推出和不断发展。此外，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性组织也逐步发生形式和性质的变化，非西方国家在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和机制中的联合自强也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30年里，广大非西方国家的政治联合自强将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展开，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的建章立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西方政治力量在弱化中维系。在未来30年的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型过渡中，和平方式将是主要的，非和平方式则是第二位的。西方仍将具有相当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影响。西方在政治主张、价值取向、制度理念和舆论宣传等方面仍拥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内部团结、政治领导、感召影响和前瞻引导等方面的能力将日趋式微。后者的态势和趋势在道义和实际上都更加有利于非西方力量的发展壮大。因此，在共处共生大环境下，西方和非西方的政治力量转移在实现了质变之后不是走向相互取代，而是裂变为更加多元多样的政治存在。

国际经济格局：新兴市场群体性崛起带来平衡公平

非西方经济力量的提升在百年变局中最为显著，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与西方经济力量并驾齐驱，共同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

在上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开始了发展中经济体的起飞和赶超进程。

在80和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改写了由日本领航的“雁行模式”。

进入21世纪后，金砖国家群体性崛起。

近些年来，金砖国家总体增长势头放缓，但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强劲的势头，中国经济在中速增长情况下的绝对增长量也超越了高速增长期。这些都为发展中经济体总体实力的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按汇率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10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当，将使全球发展的版图更加全面均衡，使世界和平的基础更为坚实稳固。”

与此相匹配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有了明显的增加。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股权和投票权的增长势头日益高涨。而且，在今后30年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型金融机制将会更加成熟和有效，从而使国际经济格局中的金融领域力量对比也更加平衡与公平。

国际安全格局：和平与合作比战争和敌手更有后劲

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这三大领域的格局中，西方力量在安全方面的优势最为明显，而非西方力量在该领域的进步历程也将最为艰难和漫长。

第一，国际安全格局的基础是军事力量的对比。就军事综合实力而言，美国的军费开支和作战能力都稳居世界第一。根据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2018全球军力对比报告》，2017年度美国的军费开支为6220亿美元，超过其后九国的军费开支总和。而且，根据预算，2018年度美国的军费预算高达7000亿美元。非西方军事集团有三国进入前十位:中国、印度、俄罗斯分别为第二、四、六位。但如果以军事综合实力而言，俄罗斯应是世界第二位。展望未来30年，我们不仅要看到美国四处出击对其军事实力的牵制和消耗，而且更要考虑到经济和科技实力是军事的基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军事潜力。因此，30年后的世界军事实力对比还会有相当大的变化。

第二，国际安全军事机制的运作和效应。美国、英国和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中占据三席。在军事联盟方面，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亚太军事同盟体系历经战后70多年而继续存在。而且，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创的“志愿者和能力者联盟”，所谓的“国际联军”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屡试不爽。展望未来30年，俄罗斯倡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俄罗斯和中国共同倡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倡导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经过磨合和考验后将会不断成长成熟。

第三，国际安全军事理论和战略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具体安全军事理论和战略方面占据相对优势，而且还有始于1963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和始于2002年的“香格里拉对话”等为此出谋划策和宣传造势。相对而言,由俄罗斯主办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始于2004年)和中国主办的香山论坛(始于2006年)等非西方的安全军事论坛在历史、规模和话语权方面还不在同一等量级上，因而需要作出更大和更加持久的努力。但是，西方的安全军事理论和战略具有内生和难以克服的问题，如难以摆脱安全军事大战略上的敌手和扩张的零和理论，始终难以形成合作共赢的世界和平大理论，因而，西方尤其美国在具体的理论和战略上的优势远远不足以补偿总体的理论和战略缺陷，在二战后被迫经历了从前殖民地国家、印度支那、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撤军。从长远来看，基于和平与合作的非西方安全军事理论和战略要比基于战争和敌手的西方安全军事理论和战略更有后劲，但重要的问题是要成功应对近、中期的挑战，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赢得安全军事理论和战略的优势。

以战后70年和未来30年的百年变局为分析框架

我们在分析国际大格局百年变局时，需要以近代和现代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为背景，以战后70年和未来30年的发展为分析的时间框架，从而对国际大格局作出正确的判断，在把握历史规律和顺应时代潮流中继续前进。

70多年来，国际大格局的持续和变化同中国的内政外交密切相关，呈现同步或交叉发展之势。

在二战后的两极格局中，“站起来”的中国最终成为“两极”之外的又一支重要力量，形成了当时美苏中的战略大三角关系。

在冷战结束后，“富起来”的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约了美国“一超独霸”的势头，延续了多极化进程。

在未来30年，“强起来”的中国将同国际社会共同稳固多极格局，共同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一时代潮流。

中国和广大非西方力量提升夯实了它们与西方力量基本平等关系的基础，丰富了国际大格局的地域和领域内涵，增加了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道德和道义导向，强调了和平发展同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逻辑互动。中国和广大非西方力量具有强烈的时代进步意义，日益增长的实力后盾，因而它们主张和追求的总体稳定和基本均衡的国际新格局也是可望实现的。

国际主要力量在经过百年发展后，将真正结束500多年来西方的垄断和主导，美国、中国、欧洲、发展中大国和一些地区大国将共同成为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主要贡献者、决策者和推动者。而且，在中国倡导的“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和“APEC+”等已有实践和理念中，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实力和话语权的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大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将进一步提高。

中国不仅充分认识到自身在推进国际大格局发展中的历史担当和时代责任，而且还深刻认识到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无论中国怎样强大，它的力量毕竟总还是有限的，需要与国际社会一起努力。为此，中国应以新型国际关系为抓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同目标，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发展规律，促进经济增长，加快科技创新，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强调多边主义和加强伙伴合作关系，伸张国际公平正义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在应对各种挑战中建设新型国际大格局。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03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首发

作者：杨洁勉

编辑：周俊超

责编：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