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升级智库、导向对象，一带一路推介更要讲究|读懂世界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杨洁勉主讲《“一带一路”的学历和推介提质思考》（查建国摄）
【导读】当今世界，全球治理观念、机制正发生转变，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增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具有新特点新要求。如何增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方位研究。怎样进一步提炼凝聚共同的价值观，保证双边信用和合作？在日前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第四届“读懂世界”上海论坛上，周明伟、杨洁勉、黄仁伟、姜锋、李安方等众多学者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此前已分享了黄仁伟、姜锋的演讲精要，今刊发杨洁勉的主讲整理。
刚刚周明伟会长为我们解读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带一路”合作的复杂性与新要求，使我深受启发。作为学者，我对政府部门的具体工作情况不完全了解，但我相信在理论研究上我们是有优势的。所以，我将从学理角度对“一带一路”外交理论建设与学术理论进行分析，并就如何提高话语权与对外推介质量等问题提供我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实践，应多渠道、多方向拓宽外交理论
首先是外交建设理论方面。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一带一路”提供了理论指南，但“一带一路”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还需要久久为功的不断努力。那么，“一带一路”如何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的外交理论结合起来？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很重要。
树立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意识，提高实践自觉与理论自信
一是树立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意识。2018年6月22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把“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列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十大方面之一。”因此，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一带一路”理念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理论体系和实践的互动转化关系等议题意义重大。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的理论建设和其他重要的外交理论建设主要应由中国人自己承担，不可能等待其他国家的人来研究。所以必须要提高我们的实践自觉性和理论自信性，使“一带一路”不断实现从感性实践到理性认识、以理性认识指导感性实践的飞跃。
拓展外交理论建设的思路，关注全球治理、加强国际磨合
二是拓展外交理论建设的思路。从外交理论来讲，我们不能局限于“一带一路”本身，而应在更加广阔和更加深入的范畴内进行思考和研究。一方面，要厘清“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的理论关系。习近平多次提到要坚持多边主义、改善全球治理，他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公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在此意义上，我们应把全球治理、区域治理、国家治理与“一带一路”更好地连结起来。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国际主流理论的磨合。刚刚周明伟会长已经提到，在我们看来双方受益的“双赢”，在有的人看来是完全相反的解读，这就需要进一步磨合。为此，中国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也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但是，要把上述政治原则转化为国际主流外交理论尚需时日。
外交理论要拿来主义和为我所用
三是外交理论的拿来主义和为我所用。在外交理论建设方面，政界和学界在外交既平行又交叉。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理应在外交理论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有时，旧瓶装新酒比新瓶装新酒更能促进中外交流沟通。事实上，中国政界和外交界利用“地区主义”、“亚欧合作”、“发展规划对接”、“多边主义”和“三方合作”等理念理论，通过拿来主义和推陈出新，在为我所用方面已经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术学理建设应同步进行，甚至先行一步
其次是学术学理研究。孔子曰：“质而无文、其行不远。文而无质，其行不久。”外交理论不仅需要政治建设，也需要学术学理建设。没有政治指导的外交理论就会迷失方向，没有学术支撑的外交理论难以深入发展。因此，学术学理建设应当与“一带一路”的其他建设同步前进，有时甚至还要先行一步，发挥理论的总结和指导作用。我将具体学理建设要求概括为三个“新”。
一是既有理念的更新。“一带一路”倡议问世以来，它已经逐步对既有理念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更新，赋予多边主义、地区主义、三方合作、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等新的时代意义和解释。而随着“一带一路”继续深入发展，我们还应当而且可以对现有学科与概念进行新的解释，如国际主义、全球主义、共同价值观等。
二是在学科理论上要求新。“一带一路”涉及到政治学、哲学、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生态学、未来学等。因此，中国学科理论的建设就要求新，就不能够为美国或者西方的国关理论所束缚。我们能否也通过“一带一路”的平台，在发展观、和平学、合作论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呢？能否开创“一带一路”学和上海学派呢？能否涌现出一批代表性学者和领军人物呢？
三是智库的理论要创新。中国在时政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在当前智库建设的大浪中淘沙出金。从国际合作思想建设来看，一方面，国际合作思想是中国外交理论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时间跨度较长，涉及面较宽，学术性较强；另一方面，中国的涉外智库多数在高校，教授们的学术基础和学理研究能力较强，具有研究国际合作理论的天然优势，因此容易出成果，发表报告、论文和专著。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建设来看，中国的体制机制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在顶层设计和战略设计上的优势是受选举驱动的 国家难以企及的。战略研究具有相对稳定性，需要高校智库的资深学者和中青年学者取长补短的合作研究，也便于中外智库交流合作。“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迫切需要战略研究，以历史理解现实，以当前展望未来，以未来“倒逼”当前。
2019年4月,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宣告成立（来源：新华网）
如何主导话语权？话语设计要先行、应对、调整
再者是话语权的主导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我认为在话语设计方面以下三点大有可为。
一是先行话语设计。我们要在“一带一路”的关键和重点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影响的先行理论和概念。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在相关理念和目标上已经拥有一定的先行和引导的话语权，但是，中国的话语权与其倡导国和推进国的地位相比，还远远不够，需要作出长久的努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智库不能在完成当前任务交接给政府后就以为没事了。
二是调整话语的设计。“一带一路”是新生事物，话语和理念需要载气生长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目前，“一带一路”经历了从设想到现实、从特指到泛指、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例如：“一带一路”倡议的英文翻译几经变化最终才确定为the Road and Belt Initiative (R&BI)；“一带一路”现在由“沿途国家和地区”调整为“参与国家和地区”。在未来推进“一带一路”加强版时，我们应该根据形势发展而继续不断进行调整。
三是应对话语设计。“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世纪工程，总会遇到恶意的攻击和善意的询问。近几年来，接二连三的有“地缘战略”、“强国缺席”、“债务陷阱”、“滋生腐败”等。习近平在第二届高峰论坛上所说的“开放、廉洁、绿色发展”就很有针对性。我们学界也应提高政治敏感性和政治站位，主动回答国际上的种种疑问。
杨洁勉提出，在主导话语权方面，话语设计要先行、应对、调整（袁琭璐摄）
对外交流推介大有讲究：讲好故事、导向对象、升级智库
最后是关于对外交流推介的一些建议。交流推介首先要内容聚焦，讲好中国的故事。这要求有故事、而且是好故事可讲。“一带一路”可讲的、可交流的、要讲解的、要解释的有很多。国家层面的、地方层面的、部门层面的、宣传层面的、学术层面的、都要突出重点和特点。
同时也要注意“一带一路”的对象导向。“一带一路”几乎向整个世界辐射，对美国的宣传显然不同于吉布提，通发稿是需要的，但二次开发也是必须的，要有针对性地厚积薄发和深入浅出，才有好效果。中国有很多留学生、外教和海外孔子学院，可以把他们作为第一测试对象，在宣传上取得经验和逐步推广。
此外还要注意智库国际交流的升华。在中国，“一带一路”智库数不胜数，但要在国际上发挥影响，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中国的有关智库要以“一带一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为指导，在情况交流、思想碰撞、解疑释惑、公众宣传、对策研究、战略思维上狠下功夫，通过交流使国际社会正确理解和积极共建“一带一路”。（整编：夏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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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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