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唯一坐着出席毛泽东追悼会的人

2019-04-24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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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按照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宋庆龄清晨总要坐在床上收听新闻。尽管早就知道周恩来病危,但当挚友长逝的消息真真切切传来的时候,宋庆龄仍然失去了控制,泪水不住地流下来。

10日下午,在秘书杜述周的陪伴下,养女隋永清、隋永洁姐妹搀扶着宋庆龄来到北京医院。宋庆龄忍着悲痛,最后一次仔细端详躺在灵床上的、清瘦苍老的周恩来。

宋庆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还是在半个世纪前的1924年。当时这位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年仅26岁,坚定沉稳、才干超群、精力充沛,给宋庆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是在国统区公开活动时间最长的中共领导人,所以,他与宋庆龄有着更多的直接接触。1949年以后,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周恩来也是和宋庆龄走动最多的一位,生活和工作中,无论大小事情,他都替宋庆龄安排得妥帖而周到。

与周恩来遗体告别后,宋庆龄默默地回到了家。她的情绪还没有缓解,就听到了“高层”通过秘书传达给她的批评。大意是:“让她去和周恩来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宋庆龄本来情绪就很坏,听到指责立刻就按捺不住了。她在卧室里激动地说:“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该有个人扶扶我吗?再说,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指隋氏姐妹)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别?”宋庆龄一生中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都尽力做到完美,几乎可以说是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所以,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造她的谣,却从没有人对她的个人行为说三道四。这次受到批评,对宋庆龄来说是“破天荒”的。何况,批评还是由秘书传达的,这也是对她刻意地不尊重了。

1月15日,她抱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在这以后,“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了宋庆龄的耳朵里。这一次她终于忍无可忍,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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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则问题上,宋庆龄从来是说一不二的。既然要回家养老,她便吩咐秘书杜述周:“26日我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级报告,并与空军司令部联系专机。最后,专机定在了27日。1月24日,宋庆龄写信给廖梦醒:“我写信是要秘密地告诉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变一下环境。可怕的打击(指周恩来逝世)以及我的皮炎和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吃安眠药也没用。我的眼睛似乎总是睁着。”

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回上海,这次离开北京,宋庆龄做好了切断和北京一切联系的准备。1月27日,她要求秘书张珏,以住宅秘书室的名义分别发函给全国人大、新华社、《中国建设》杂志社、北京地安门邮局和上海徐汇区邮局。函件很简短:

密:

人大常务委员会:

从今天起给宋副委员长的文件、信件,请寄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同志收。

对于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的宋庆龄,这种举动是异乎寻常的。

1月27日是宋庆龄的83岁生日。就在这一天上午10点30分,她乘坐一架三叉戟,满怀愤懑离开了北京。

7月6日晚,北京电话报告——朱德逝世,请宋庆龄第二天回北京。对此,她无法推托。朱德的为人一直令宋庆龄十分敬重。更何况朱德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是第一副委员长。

7月7日中午,宋庆龄飞抵北京。她没有携带行李,拒绝回到后海的住宅,而是入住了北京饭店1435号房间。当天下午,她前往北京医院向朱德的遗体告别。11日,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朱德追悼会。14日,她从北京饭店驱车直奔南苑机场,乘专机回上海。

9月9日,北京又传来消息:毛泽东逝世。10日下午,宋庆龄再次回到北京,下榻北京饭店7031号房间。11日、12日、17日她三次参加遗体告别和守灵。18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追悼大会时,拄着拐杖的她已经衰弱得站立不住。起初,宋庆龄还能斜靠着搀扶自己的杜述周勉力支撑;后来,她再也坚持不住,身体直往下坠。在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急忙请人搬来一把椅子,她扑通坐了下去!就这样,宋庆龄成了毛泽东追悼大会上唯一坐着与会的人。

——摘选自《宋庆龄往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何大章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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