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国民党空军精确地轰炸了城南庄毛泽东所住的房屋,万幸的是收到空袭警报后毛泽东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真是千钧一发。虽然怀疑有人泄密,但反复调查没有查出问题出在哪里。不过全国解放后,这桩疑案终于告破。
1949年11月6日下午5时许,华北军区保卫部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司令部小伙房,找到司务长刘从文,对他说:“走,跟我们到保卫部去!”
刘从文先是一惊,又故作镇静地说:“到你们保卫部去干什么?”
“走吧,去了就知道了!”
刘从文收拾了一下桌上的算盘,把抽屉上了锁,跟保卫部的人,到了审讯他的地点。
“刘从文,坦白你当国民党特务的罪行吧。”
说话的声音不高,却把40岁的刘从文镇住了。
“我,我没有哇,你们弄错了吧?”
“不要装糊涂,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才会把你叫到这里来的。”
“我,我没干什么。”
刚开始,刘从文还想装傻、抵赖。他哪里知道,我公安部门已经截获了他的上级给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发去的电报。
密电是这样的:
职组组员刘从志,担任华北军区方面工作;刘从文担任匪中共中央局毛匪行踪工作,二人均由刘文星担任交通员。孟建德奉华北令调天津工作,已派王志诚(王荣)潜伏津地,与刘进昌联系。职组组员刘从文参加工作年余以来,该员对工作尚努力,每次情报颇有价值。职拟按中尉待遇正式任用。
这份电报是11月1日转到华北军区的。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取得了确凿的证据之后,才决定立即逮捕刘从文。
3天之后的夜晚,落叶的秋风瑟瑟吹来,一个黑影来到刘从文的住处——他是负责和刘从文联系的刘从志。他还不知道刘从文已落入人民的法网。
对于这位自投罗网的特务,华北军区也立即逮捕了他。
这样,连同被我地方公安部门捕获的刘其昌、孟建德,这个特务组织基本上被摧垮。
但是,审讯和宣判的工作又是很复杂的。
审判人员问:“他们要你谋害毛主席和聂司令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我怎么敢谋害毛主席和聂总呢!我是10年的老兵啦!”
“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们也有证据。你不要老是变来变去,要老老实实!”
“我那天是瞎说的。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害毛主席。”
过了两天再审他,他又承认说:“我的堂兄刘从志是问过聂司令的车号,问过毛主席的住地,可这是到北京来之后的事。”
再过几天,他又哭着坦白说:“只要组织上宽大我,我就都说出来。”
“我们反复向你交待过政策,你只有坦白,才能争取从宽处理。”
“我不是人,我丧尽天良,他们叫我干什么,我都干了,可他们叫我给毛主席和聂司令投毒的事,我确实没有敢干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讯和调查取证,搞清了这个特务集团的来龙去脉。他们是隶属军统保密局保定站站长曹亚夫领导的阜平小组。刘其昌是组长,刘从志是书记兼收发,刘进昌、孟建德均是这个小组成员。刘从文后来也被吸收为组员。
这个特务组织的关系并不复杂。刘其昌是组长,他领导着刘进昌、刘从志,利用着刘从文、孟建德。而他们几个又同是河北省阜平县王快镇人。
人都是复杂的,自身充满矛盾的。刘从文的演变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出身比较寒苦。全家7口人,共有两亩半地。他当过店员,沿街叫卖过烧饼,到江西去出过苦力(修铁路)。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在新乐县作战负伤回家。1939年9月由人介绍到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合作社当炊事员。后来调到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当炊事员、上士、司务长。可以说,他是在革命军队里成长为革命干部的。
在一些人看来,当“老炊”,当司务长是比较低下的差使,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用处。然而那些想利用他的人,却很看重他这个位置。
当司务长,要经常外出采买一些东西,接触的人自然会多一些。终于有一天,他碰到了一个叫王宝生的商人,两人谈得很投机。
王宝生问:“你家的生活眼下怎样?”
“政府不供给,自己做点买卖也能凑合。”
“我来回跑保定,你需要什么,我可以给你捎来。你给他们工作,他们也不照顾你家里。”
刘从文当时恐怕没有意识到这是他走向深渊的开始,更不会想到王宝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
不久,刘从文外出采买东西,见到了本村的刘其昌。乡亲相见,自然亲热。
“你在干什么呀?这副穷相。”
“给军区采买东西。”
“跟我们去一趟保定。保你有钱花,你看我们,花钱比你方便多了。”
“以后再说吧,保定是那边的(指敌区)。”
“王宝生不是说给你从保定买东西吗?我也可以帮你办理。”
这时,刘从文才知道刘其昌和王宝生是勾结在一起的。刘从文虽然受到他们的引诱,但还没有下决心跟他们去干什么勾当。
这些国民党特务也似乎没有立即将刘从文拉入他们圈内的想法,只是想利用他这个能够接触军区领导的小灶司务长,探知有关情报。
刘其昌或是通过王宝生,或是亲自出面,多次与刘从文联系。有时利用赶集、上庙会的机会,有时干脆到村外的菜园地里装作买菜。王宝生给了刘从文500万边币,说是自己花不着,让刘先用着。刘从文没有拒绝,把钱收下了。王宝生问他一些情况,他当然力所能及地告诉了他。诸如军区司令部在什么地方,中央局在哪里,首长到石门开会去了,过四五天回来……
这些情况,在刘从文眼里不是什么秘密,但在国民党军统局那里,却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几天之后,我华北军区所在地烟堡、石门一带,遭到飞机轰炸,房屋损坏100多间。
看着呼啸的飞机和升腾起的烟雾,刘从文心中直打鼓,他弄不清楚此事是否和自己有关。他想起曾经同刘其昌等人说过军区司令部的驻地,也知道他们是那边(国民党)的人。他希望自己的行踪不被人觉察。
上碑庙会上,人群密密麻麻,摊位摆满了街面。刘从文装作买东西,来这里同刘其昌见面。
在一个临街饭店里,刘其昌请他吃饭。同时交给他十二匹白粗布,说:“这是给你的。”刘从文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下了。
刘其昌说:“只要照我说的做,不会亏待了你。”
事情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一天,刘其昌见到刘从文,交给他一个包。
“这是什么?”
“看了你就知道了。”
刘从文把包打开,看到一支精致的小手枪,几十发子弹,还有两个红纸包。他指着红纸包问:“这是什么?”
“药。能毒死人的药。”
刘从文不解地看着刘其昌。刘其昌嘿嘿一笑,说:“你有这个便利条件,放到毛泽东、聂荣臻的锅里……”
“这……”刘从文的手在颤抖。
“给你两个月的时间,用什么办法都行。如果完不成,就到保定去找我。”
刘其昌说完,走了。刘从文听完,傻了。
后来,他交代说,看到这些东西,我好害怕,叫我谋害人民领袖,我不敢——毛泽东就有如此之大的震慑力量。
于是,刘从文生病了。头晕肚痛,不思饮食,卧床不起。白天似睡非睡,到了夜晚经常惊叫起来。可惜,这些都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心惊胆战地把毒药扔到了村外,把手枪藏了起来,心里还是不踏实,总是担心会被人发觉。疑心生瘴鬼,他的病越来越重,一直病了一个多月。如果这时候有人吓唬吓唬他,非得灵魂出窍不可。他说他一直念叨:“再也不能跟他们联系了!再也不能跟他们干了。”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什么动静,他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只要搞得神秘,还是不会被人发觉的。因而,当刘其昌派刘从志(刘从文的堂兄)来找他联系时,刘从文又说了不少军区司令部的情况,甚至让刘从志住在部队,吃在部队,还送他点大米、白面之类的东西。不管刘从文承认不承认,他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内奸分子。
作者:董保存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范昕
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走进怀仁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