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浴火之后如何重生

▲《巴黎圣母院》，尤金·阿特热摄

巴黎圣母院的大火让全世界为之心痛，不仅仅是因为雨果笔下敲钟人的故事让它声名鹊起，更是因为如雨果所说“它是一曲用石头谱写成的波澜壮阔的交响乐”，其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都是独特而无可替代的。面对这场浩劫，在调查反思起因的同时，如何让巴黎圣母院重获新生将是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精神层面。

4月16日，巴黎圣母院的一场大火点燃了全世界的哀伤，这座历史悠久的伟大建筑遭到重创，教堂主尖塔坍塌，左塔上半部烧毁，主体建筑内部的木质结构受燃崩落，玫瑰花窗也有所损坏，所幸其内部重要文物被及时救出，其中包括耶稣受难荆棘冠和路易九世的长袍，以及部分雕塑和绘画作品。尽管如此，巴黎圣母院文物基金会主任埃里克·费希尔仍然表示，重建与修复工作可能将持续几十年的时间，涉及整个建筑主体。即使法国拥有顶级的修复团队和优秀的传统工匠，这项工作仍然困难重重。

巴黎圣母院的大火让全世界为之心痛，不仅仅是因为雨果笔下敲钟人的故事让它声名鹊起，更是因为如雨果所说“它是一曲用石头谱写成的波澜壮阔的交响乐”，其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都是独特而无可替代的。面对这场浩劫，在调查反思起因的同时，如何让巴黎圣母院重获新生将是人类所面对的共同问题，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精神层面。

根据史学家让·德·圣维克多（Jean de Saint Victor）的记载，巴黎圣母院的建设始于1163年3月24日至4月25日，并于1345年落成。设计遵循传统原则，回廊和唱诗班位于祭坛所在之处，朝东，入口面向落日，朝西。根据长期的传统，圣坛所在的唱诗班是先建的，这样教堂就可以在完成之前就被供奉和使用。最初的计划是建一个长中堂，四层楼高，没有耳堂。飞扶壁还没有使用，所以墙壁很厚，由坚固的石质桥台加固，并靠在外侧，由位于桥台之间的小教堂加固。中堂的屋顶采用了一种新的技术，即肋骨拱顶，由交叉肋支撑，将每个拱顶分为六个隔间。尖形拱门比早期的罗马式拱门更坚固，它将屋顶的重量向外和向下传递到一排柱子上，并延伸到靠墙的桥台上。之后，唱诗班旁又增加一个耳堂，以使更多的光线进入教堂的中心，并使用更简单的四部分而不是六部分肋骨拱顶，这意味着屋顶能够更加坚固。另一个重大变化发生在13世纪中叶，当时耳堂被重新改造成最新的辐射式哥特建筑风格。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创新是引入了飞扶壁。在扶壁之前，屋顶的所有重量都向外和向下压向墙壁以及支撑它们的桥台。有了飞扶壁，重量就由拱顶的肋骨完全支撑在结构的外面，再加上一系列的支撑物，这些支撑物的顶部是石质的尖塔，这给了它们更大的重量。扶壁意味着墙壁可以越来越高，越来越薄，窗户也可以更大。肋骨拱顶和飞扶壁的创新使用使得巴黎圣母院成为了法国哥特式建筑中最早的也是最完美的代表之一，加之巨大多彩的玫瑰花窗，以及自然主义和丰富的“哲学家的雕塑”，又使它与早期的罗马风格有所不同。

令人唏嘘的是，在这场大火中我们永远失去了中世纪的屋顶木结构（帕特里克·乔韦，2019）。这些屋顶木框架主要由橡木构成，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220年为大教堂建造的第一个架构。这个架构以1160至1170年间砍伐的树木为材料，形成了该结构最古老的部分之一。此后还有现代架构，反映了大教堂早期建造过程中所做的调整。为了启动这一项目，建筑工人们清理了21公顷的橡树，约有13000棵树。依照建造的长度要求，这些树或有300—400年的树龄，这意味着它们在8世纪或9世纪就已从地面上发芽。木架构支撑着一个铅屋顶，重210吨。据法国国家图书馆称，铅框具有耐火的优点，但是支撑铅屋顶的木架构已被烧毁。

此外，损毁的塔楼和尖塔也是巴黎圣母院主体建筑的代表性部分。这两座塔高69米，在1889年埃菲尔铁塔竣工之前，一直是巴黎最高的建筑。塔楼是大教堂建造的最后一个主要部分。南塔始建于1220年至1240年，北塔始建于1235年至1250年。尖塔位于耳堂和祭坛上方，始建于13世纪，约在1220年至1230年间。此后的五个世纪，尖塔受损严重，于1786年被移走。在19世纪的修复过程中，建筑师维奥莱特·勒杜克决定对其进行重新创作，制作了一种覆盖铅的新型橡木结构。整个尖塔重达750吨。依照设计，塔尖被十二位使徒的铜像包围，四组三人，一组在罗盘的每一点。四个小组的前面都有一只动物，象征着四位福音传道者中的一位：圣卢克的一头公牛，圣马克的一头狮子，圣约翰的一只鹰，圣马太的一位天使。就在尖顶倒塌的前几日，所有的雕像都被移走进行修复。原本计划当它们修复归位时，除了一个以外，其余都面对巴黎，守护这座美丽的城市，而建筑师的守护神圣托马斯的雕像则面对尖顶。尖顶上另有三件遗物——位于大教堂金库的一小块荆棘王冠、巴黎守护神丹尼斯和圣吉纳维夫的遗物。1935年，大主教让·威尔第将它们放在此处，以保护会众免受雷电或其他伤害。据悉，三件遗物已在此次大火中不幸被烧毁。

▲被大火吞噬的巴黎圣母院屋顶及内景

更令人惋惜的是巴黎圣母院最具特色的三面玫瑰花窗以及其他一些十九世纪玻璃窗，据报道它们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三面玫瑰花窗分别镶嵌于巴黎圣母院的西立面、北立面和南立面。其中最早出现的1225年完工的西立面玫瑰花窗，这是大教堂三个玫瑰花窗中的最小一个，直径为9.6米，而南北耳堂玫瑰花窗则在1250—1260年间完工。一个大的玻璃圆可以穿透一堵支撑成吨石头的墙，这是一个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壮举，它通过一个既拥有精致外观又拥有坚固结构的石网穿过开口，以对称的方式将玻璃破碎成更小的形状，并将重量均匀地分布在圆上。1867年，让-巴普蒂斯特·拉苏斯和尤格·伊曼纽尔·维奥莱特·勒杜克带领修复了圣母院的几个退化区域，其中就包括西玫瑰花窗的重塑。化学家们分析了原始的公元前13世纪玻璃的碎片，以确定它的成分，并还原制作方法，西玫瑰花窗得以恢复昔日的荣光。另外的两扇耳堂窗户比西面的玫瑰窗大，玻璃的比例也更大，因为新的扶壁技术使中堂墙壁更薄更坚固。其中南玫瑰花窗因其规模和艺术性而尤为引人注目。它的直径为12.9米，四周环绕着克莱尔·沃伊，共19米。南玫瑰花窗有94枚徽章，排列成四个同心圆，描绘了基督的生活和那些见证他存在的场景。南玫瑰花窗经历了多次磨难。1543年，它因砌石墙的沉降而受损，直到1725—1727年才恢复原状。此后，又在1830年的法国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目前的这扇窗户是由维奥莱特·勒杜克在1861年完全重建的。他把窗户旋转了15度，使它有一个清晰的垂直和水平轴，并用同样样式的新玻璃替换了被破坏的玻璃片。如今的窗户既有中世纪的玻璃，也有19世纪的玻璃。

无疑，巴黎圣母院在建筑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是哥特式建筑的最伟大成就之一，但同时它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保存与展出之地。其中的历史文物包括各类珍贵的宗教文物，13世纪的风琴，各时期的绘画、平面图和版画，珍贵家具等。这场大火中，它们的状况尚不得而知。

正如上文所述南玫瑰花窗的境遇，巴黎圣母院在其悠久的历史中也曾受到过多次破坏。1548年，胡格诺教徒的暴动破坏了圣母院的一些雕像。1786年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圣母院更是遭到了洗劫破坏。当时，大教堂被重新定位为理性崇拜，是至高无上者的崇拜，这或许与当时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对天主教会的怨恨有关。在此期间，大教堂的文物或被摧毁或被掠夺。位于西立面的圣经国王的二十八座雕像被误认为是法国国王的雕像而被“斩首”，其他的大部分大雕像也未能逃脱这样的命运。许多头像直至1977年才在附近的一次挖掘中被发现。在此之后，巴黎圣母院一度因年久失修而接近被拆毁的边缘，所幸拿破仑将其恢复为宗教场所，并加以修缮，并在1804年于巴黎圣母院内举行加冕礼。

▲《巴黎圣母院的傍晚》，亨利·马蒂斯绘，1902年，藏美国Albright-KnoxArtGallery

巴黎圣母院坎坷的历史不禁让人想到更多古建筑所遭遇的浩劫，2019年3月美国卡佩尔斯手稿图书馆发生火灾，2018年日本大阪富田林市传统建筑群保护区发生大火，2014年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的古建筑系也在大火中化为废墟。这些浩劫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但在此之后，更需要面对迫切的拯救和修缮难题，以及文化延续性的考验。事实上，巴黎圣母院并不是个案，世界各处的古建筑都在战争、自然风蚀、地震火灾，以及其他自然或人为因素的破坏下艰难留存。各国的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与修复人员都倾其所能延续着古建筑的生命，以适应人类赋予的“现代化功能”。例如，意大利政府自1939年开始在罗马古城南部另辟一座新城，承担现代城市功能，新城古城的分离成为解决现代文明与古代传统冲突的有效途径之一。又如，俄罗斯早在12世纪就出现了改建、重建和修复古罗斯建筑的情况，但当时的处理对建筑本身结构与外形都是有一定改变的。到20世纪，修复活动出现了复杂化的趋势，尤其是对于古建筑内在的文化精神有了再领悟，包括修复哲学、修复的社会性、建筑的历史环境等（［俄］普鲁金，陈昌明译，1999）。也是在这一时期，在日本奈良市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发表  《奈良宣言》（1994），提出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的原真性是需要基于对遗产所处文化背景的尊重，在相应的文化体系内依照遗产价值的特殊本质与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加以认定，来源包含了“形式与设计、材料与物质、利用与技能、传统与技术、区位与场合、精神与感情，以及其他内在或外在因素”。因而，古建筑修复与保护的真正难题并非技术，而是背后的历史文化要素是否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保存。这意味着古建筑的保护与修复应当存在以下方面的探讨：

1、建筑物本身的物理状况，以及对其原始状态的保存程度；

2、保护与修复对建筑物所产生的文化延伸和溢出效应的承载能力；

3、保护与修复的利益主导，必须以古建筑本身为根本，而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扰；

4、现代性与原真性的冲突与平衡，建筑所需满足的现代功能不应以破坏建筑及其所处环境的原真性为代价，“尊重文化”与“尊重历史”这既挑战了空间环境规划，也关乎人道精神的关怀；

5、新材料、新技术将更好地服务于古建筑保护与修复，可逆性将是其使用的关键点。与此同时，传统技艺仍然是基本手段之一；

6、对于古建筑所持有的不同价值立场与价值标准是随人的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而保护与修复的方法与理论也应当与时俱进。

若从这些角度思考巴黎圣母院的重生，那么主要将涉及对建筑本体及其所处环境的综合评估，以及基于评估的修复工作，建筑结构和材料、制作工艺，以及与原建筑本体的适配性问题都将是繁复细致的环节。计算机技术必将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已有报道显示大数据、ARVR技术都曾记录下巴黎圣母院建筑结构的诸多细节，能够为巴黎圣母院的重建提供重要的辅助作用。但让巴黎圣母院重生更在于建筑背后历史文化脉络的衔接，以及精神层面的情感恢复，如范德比尔特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兼主席凯文·墨菲在提及巴黎圣母院的建筑和历史时所说的：“它象征着巴黎城，是巴黎的大教堂，但它也一直被认为是法国的大教堂。它的象征意义真正通过它的宗教意义和它的公民和国家意义而引起共鸣。”让重建后的巴黎圣母院既能延续中世纪以来的历史厚重度，也可承载当下世界人民的情感寄托，甚至保留部分痕迹以作为此次灾难的记录，所需的权衡与努力任重而道远。（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相关链接

美国卡佩尔斯手稿图书馆火灾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3月26日，美国圣路易斯一家藏有珍贵手稿的博物馆发生大火，引发民众担忧。

消防部门在社交网络“推特”上发布消息：美国圣路易斯的卡佩尔斯手稿图书馆

（Karpeles Manuscript Library Museum）发生火灾，约有80名消防员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灭火工作，争先恐后地将箱子、雕像和其他文物拖走。

卡佩尔斯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创手稿收藏地之一，藏品曾在美国多家博物馆展出。

馆藏的珍贵手稿和其他文献包括：美国《权利法案》的初稿，《婚礼进行曲》的原始手稿，爱因斯坦著名“E=Mc2”的手稿，《韦氏词典》的手稿，初版的古腾堡《圣经》，一封哥伦布描述美国海岸的手写信，卡斯特罗高中成绩单，切·格瓦拉的指纹和记录其行踪的一本美国中情局笔记，等等。

谢天谢地，这些宝贝毫发无损。然而，博物馆建筑就没那么幸运了。这是一座六柱的砖石教堂建筑，有漂亮的拱形彩色玻璃窗。在火灾中，这座有着100年历史的建筑的二楼倒塌，所幸没有人员受伤。

博物馆所有者——David和Marsha Karpeles，在南加州运营房地产业，由此发家致富。在雄厚财力的支持下，数十年来不断搜集历史文献。他们于1983年创建了第一家手稿馆，并于2015年开设了圣路易斯分部。

卡佩尔斯手稿博物馆馆长Kerry Manderbach表示，博物馆所有者尚未决定是否翻新受损建筑物，是否拆除建筑物后部的受损部分，其他设想的解决方案包括将博物馆搬迁到另一栋建筑物甚至完全离开圣路易斯。

作者：张昱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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