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商业名录》：中国首部企业黄页

《上海商业名录》和其中的广告页

《上海商业名录》今天应被看作是一部难得的史料书。当年它在商务确实也是一部畅销书。1918年7月初版当月又发行再版即是最好证明。如今各种免费的中国黄页、企业名录、工商指南、消费指南比比皆是，而它在中国的源头则来自商务印书馆。中国出版史应该记上这一笔。

黄页是国际通用按企业性质和产品类别编排的电话号码簿，以刊登企业名、地址、电话号码为主体内容，国际惯例用黄色纸张印制，故称黄页（yellow pages）。1880年世界上第一本黄页在美国问世，据说印制的工厂因库存白纸不够，临时改用黄纸替代，没想到印制的效果比白纸好，于是以后电话号码簿都用黄纸印刷，成了全世界的惯例。即使并非黄纸印制的，也称为黄页。黄页相当于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工商企业的户口本，流传至今。

那么，中国首部企业黄页出现在哪一年？谁人编纂？出版者又是谁？

它就是1918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的《上海商业名录》，编纂人徐珂，决策人则是商务的灵魂人物张元济，距今整整一百年。

《张元济日记》揭示身世

商务印书馆自1903年初张元济正式加盟后，企业逐渐走上编、印、销“一条龙”全面发展的道路。张元济作为编译所长、经理，在编译方面除牢牢抓紧教科书、西学用书与影印古籍这些“重头书”外，也常常为社会需要的其他“日常用书”列入编译所的重点书行列，出点子，想办法，抓进度。1909年商务曾出版一部叫《上海指南》的实用性图书，销量很大，一版再版，张元济始终关注该书的增订修改，在他的馆事日记中留下许多记录，连广告、印数等均由他一锤定音。《上海商业名录》一书也由《上海指南》引出。

张元济1917年6月15日日记“编译”栏写道：“锡三来言，本馆可做一《中国行名簿》，将《上海指南》修改。约到所商量。”（《张元济全集》第6卷，第216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锡三，姓周，商务编译所成员，时已调发行所西书股。他向张元济建议乘修改《上海指南》机会，编一本“中国行名簿”。西书股负责人的身份常与外商打交道，显然知晓黄页的作用。张元济立即敏感地捕捉到部属的创意，“约到所商量”，并很快决定以上海为范围，由编译所资深编辑徐珂（仲可）主持编纂。四个月后的10月13日，他就抓进度。这一天与高梦旦一起请来徐珂面商，日记中写道：“查《商业名簿》现在办理情形。面告仲可，随到随编，随分类。仲可言人手不敷，请伯训另行短雇。”（同上，第266页）要在短时期内调查到上万家工商企业的信息，并非易事，人手不够确是事实，张当即请编译所总务江畬经（伯训）安排添人。

涉及全上海企业的信息，有没有法律方面问题？张元济考虑周全，请来商务印书馆法律顾问丁榕咨询。“丁云并无不合，但能稍改避最好。余告以拟改用部号编次，另编索引。”（1917年12月10日日记）所谓“用部号编次”，大约指除按行业分类，并依企业名排列，类似人名按姓氏笔画为序一样，不分企业大小，体现公平原则。原先书名叫《上海商业名簿》，后改“簿”为“录”则是总经理高凤池的主意。1917年12月12日高凤池致张元济信，“论万函校广告及《上海商业名簿》事，劝余通融。”次日张亲自“查《名簿》调查稿”，并复高信：“谓《上海商业名簿》可改《名录》。函校广告事决不成讼。”（同上，第293、295页）万函校，指万国函授学堂，位于英租界四川路的一所英文学校。商务有英文函授学社，“函校广告事”，显然因二者名称接近在《商业名簿》上的位置产生分歧。从后来《上海商业名录》封面刊登万函校的广告来分析，高凤池的“通融”建议也得到体现。“录”比“簿”确实有更多现代气息，张从善如流，很快接受高的意见。一字之改，商务最高层的几位都参与了该书的决策与编印事宜。

日历翻到1918年。1月2日，张元济上班第一天的馆事日记就记下“催商业名簿”的备忘录。该书到1918年2月截稿，进入排版阶段。2月16日，张与高梦旦商议，“《商业名录》改直行，梦翁所拟甚合式，可以排版”（同上，第329页）。两天后，编译、印刷、发行“三所会议商定”几种书的排印事宜，第一种即是《商业名录》。但该书篇幅多，稿件发排一时跟不上，又有大量广告、图片和各种花边图案，排印难度也大。到3月18日进展不快，高梦旦致函张元济：“《商业名录》已催，非两个月不能出版”（同上，第347页）。3月23日星期六，张元济亲自过问此事：“催仲可发《中国名录》，云再经廿日可发完。”（同上，第350页）“中国名录”当为“商业名录”之笔误。4月5日张在日记“编译”栏特别记有这样一条：“《商业名录》每本须加明信片一张，备人改正送还。”（同上，第356页）中国编印黄页本是首次，一定会有不周全的地方，希望用户有所指正，信息及时反馈。出版家想得多么周到啊！

经过整整一年努力，《上海商业名录》初版终于在1918年7月问世，当月再版。《张元济日记》里记载该书从编纂到发行的平凡过程，却揭示了首部中国黄页身世之谜。这一件创造记录的业绩，恐怕张元济与他的同事们当年是未曾料到的。

工商业“黄金时代”的真实记录

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列强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商品倾销有所缓和；交战国大肆扩军备战，民用工业凋敝，日用品不足，生活类商品急需进口。这给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加上民国的建立，提高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社会政治地位，政府与社会舆论又倡导使用国货，从而激发了他们振兴实业的热情。上海是中国工商业中心，商务印书馆这部《上海商业名录》收录各行各业大小企业达万户以上，正是民初伊始至30年代中期我国工商业“黄金时代”的真实记录。

初版《上海商业名录凡例》云：“东西各国名城巨埠，皆有专书，纪述商业，以为顾客之指南。所以使人知其所在地，不至迷途，俗所称行名簿者是也。上海为吾国第一大埠，为航路之中心点，坐贾行商，咸集于此。且自民国以来，道路日辟，店肆日增，或以售货至，或以购物来，固无不欲详悉一切也。本馆有见于此，乃遂有《上海商业名录》之作。”“本书分二百二十余类，所录几及万家。凡上海之巨大商业，为调查时所已有者，几已悉数载入。”（《上海商业名录》原书，商务印书馆1918年7月初版本）各家企业记载的项目，已与世界通行的黄页“接轨”，包括牌号、所在地、附近地址、经理人及重要职员姓名，以及电报挂号与电话号码。实际上有许多企业没注明电话号码，显然是那时电话尚未普及的缘故。

《上海商业名录》现知见至少印行七版，编纂人与页数稍有不同：

1918年7月初版 徐珂编纂560页

1918年7月再版 徐珂编纂560页

1920年4月第二版 徐珂编纂718页

1922年11月第三版 徐珂编纂704页

1925年3月 第四版 林震编纂535页

1928年3月 第五版 林震编纂582页

1931年4月 第六版 商务印书馆广告公司编辑741页

前三版均为徐珂编纂。每一版页数都有增加，可见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1922年版书前有编纂人署名的序（前二版只有凡例而无序）。序文云：

上海商业之盛，甲于域中、闻于海外久矣。乡僻里巷，且有一二商店，杂处其间，以供乡人昏暮以求者。则通衢大道之廛肆，鳞次栉比，更可知矣。比岁以来，途径日益辟，阛阓日益繁，试倚弄而望之，左右前后，班间错訾，夹轨道而分此焉。质剂之曹，较估之伦，合彼此而腾跃之。凡此状况，殆不异于唐刘禹锡观市文之所云也。余居沪市久，尝以东西各国之名城巨埠，皆辑专书纪述商业。民国七年，遂有《上海商业名录》之作，九年继之，集今而三矣。恋迁有无之事，风发云涌，方日进而未有已。银行之多，视昔已倍，且有为吾国之夙所未有者，若信托公司，若交易所，皆是也。此亦可见国人企业心之发达也。虽然，工业为商业之母，凡执艺事成器物以利民用者，果日益加多而足以扩吾商业之转轮，使沪无游民，而他日吾名录所载之工厂，且什百于今也。尤可喜矣。（《上海商业名录》商务印书馆1922年11月版）

《名录》各版都有修改，内容不完全相同。全书编排上也颇具匠心，除目录外，还编有索引，查阅方便。《上海商业名录》第三版开始，体例上有所改变。全书分金融、交通、介绍、进出口、杂货、书报学校、美术品、仪器文具、金属、建筑、染织、绸布、衣着、妆饰品、日用品、燃料、饮食品、农牧、医药、客栈、包装、游览与附录，计23个总类，每个总类下设若干子目，共260余项。总类即大行业，子目指“归口”的小行业。比之初版不设总类，查阅更加方便。如金融类就包括会计、金、银行、银号、汇票、钱庄、公估、银炉、贷押、典质、股票、交易所、储蓄、

保险等十余项。进出口类按地域分“帮”，加上国外达44项之多，具体的商行超过百家。日用品类子目非常细，陶器、瓷器、木器、外国木器、藤竹器、皮箱、铁箱、木箱、纸匣、毡毯、坐褥、席、刷、伞、钟表、水烟袋、秤与剪刀，都单独列项，达18项之多，记载商号数百家。该书初版收录各类企业达万户，1928年第五版已扩增至1.2万余家。以金融类的银行为例，由82家增至115家。1920年代初，上海除银行外的金融机构还有银号48家、汇票行48家、钱庄170家、公估2家、银炉20余家，加上典当、股票交易所、保险公司等，可以说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网络，显示出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时代特征。这与清末与民国初的几年，是完全不同的现象。

该书初版“会所”类，收录了当时上海273家大小不同的会所。有老牌的三山会馆，有著名的上海总商会、太平洋总会与外国人办的大英总会、上海居留民团、日本总会，也有各行各业的行会组织，如煤炭公会、汽车公会、水果公所、木行公所、火腿公所、印刷业公所、电业公所、豆米公所、股票公会、南货公所，书业公所、纱业公会、茶业会馆，等等，甚至笋干业也有自己的公所。不知什么原因，中华工党总部被列入此“会所”类。也许中华工党那时组织过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罢工，社会上有点名气的缘故吧。

该书所刊登企业的大小广告达近百家，有带图片、说明的整版插页，有几家合一插页，也有印于正文下端只标牌号、地址的简单告白。全书编有“告白户名目录”，便于查索。中国银行整页告白由行长副行长等署名，说明本行资本金、历年盈余公积金，总行设于北京，各省设有分行分所110处，以及办理业务的范围等，无疑是一篇小小的银行简史。鸿章纺织染工厂广告云：“本厂自创设以来，历四载，所出各色丝光纱线、罗缎线、呢哔叽花线、斜纹线毯、棉毯等，纯属国产原料，早畅销于各省各埠及南洋群岛……”企业史与产品一目了然。一幅以“自行车牌”“双鱼牌”“双虎牌”三种面粉图案的广告，把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位于西苏州路一号的老牌国货企业——阜丰面粉公司介绍给读者。生产电光牌毛巾的三星织工厂，“提倡储蓄，挽回利权”的福安保险公司，经销蛤壳牌汽油、柴油与洋蜡的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经营颜料、油墨、纸张、印刷机器的美商利达洋行……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上海商业名录》无疑是一所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历史的展览馆，对于研究者更是各取所需的史料宝库。

《上海商业名录》内页

1918年上海书报业纵览

工商业的黄金时代伴随着新闻出版业的繁荣。《上海商业名录》初版按行业分成印刷、书、外国书、日报、杂志等5类，后来划分总类归入书报学校类。学校仅收函授学校，其他大中小学均不在其内，大约因为普通学校属于教育机构，不列入商业名录。《上海商业名录》初版显示1918年上海书报业开放、包容的特点，其概况大致为：印刷81家；书109家；外国书12家；日报32家；杂志28家。

那时书业的概念与今天的出版业不完全相同，包括了只售不编的普通书店在内；而印刷则包括有编译书刊与只承接印件、不参与编译两种。1918年上海109家书业中，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华图书集成公司、中华图书馆、文明书局、亚东图书馆、昌明书局、泰东图书馆、神州国光社、国华书局等等出版新书刊的机构；有二酉堂、古书流通处、来青阁、尚古山房、姚文海书庄、校经山房、扫叶山房、蜚英馆书局、鸿宝斋、蟫隐庐、艺苑赏真社等传统石印书印制兼经营者；也有中西书室、美华书馆、广学会发行所等外国出版商企业。一些标有书局、书庄、图书馆的企业，是否属于出版机构，尚待研究者仔细分析。这109家书业中有41家位于福州路、河南路（棋盘街）一带，占三分之一强，如果加上南北临近的广东路、九江路、南京路与北京路，超过一半以上。可见上海以福州路为中心的书业商圈，民国初年已经形成。虽然大都处在英租界、美租界、新租界与法租界，“城内”中国地界只有若干石印书局及旧书铺，位于闸北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恐怕是个例外。这是历史事实，不必回避。

所谓“外国书”，指经营国外进口图书，商务发行所有西书股，所以此类名下也有商务印书馆的名字。其他则有中美图书公司（广东路）、日本堂（蓬路）、申江堂书林（蓬路）、伊文思图书公司（北四川路）、别发洋行（黄浦滩路）、协和书局（北京路）、通商行名簿洋行（广东路）、普鲁华洋行（南京路）、华泰洋行（四川路）等。其地址大都离福州路书业商圈不远，有的就在棋盘街。

1918年上海32家报纸大致可分为：

外文报纸有《上海泰晤士报》（英文）、《上海 日报》（日文）、《上海日日新闻》（英文）、《大陆报》（英文）、《报》（英文）、《字林报》（英文）与《英文沪报》，共7种。

中文综合性报纸有《申报》《民国日报》《神州日报》《时报》《新闻报》《新申报》《时事新报》等约6、7家，其余《大世界报》《小新闻》《友声日报》《笑舞台报》《新游戏》《新舞台报》《图画报》《鸣报》《沪报》等大都属于消闲性小报。至于《亚洲日报》《飞艇》《新浦东报》《电光报》等，组织情形不详。有几家实际上为外国通讯社，并非报纸，如“东方通讯社”系日本在华最早设立的通讯社，“路透公司”大约即英国的路透社远东分社，至于“志诚堂新闻馆”，连权威的《上海新闻志》里也难找到。

28种杂志商务印书馆旗下就有《小说月报》《少年》《东方杂志》等9种，其余19种为：《上海周报》《时兆报馆》《上海经济时报》《妇女时报》《大战时报》《密勒氏评论报》《小说丛报》《通问报》《女铎报》《周报》（日文）《中法新汇报》《银行周报》《中华药报》《远东旅行报》《平和报》《远东时报》《科学》月刊《实业之东亚杂志》《神州医药书报》。

当时中华书局正遇上“民六危机”，早先的“八大杂志”大都停刊（《中华教育界》尚存），以后陆续复刊，不然这里不会没有中华书局的期刊出现。《上海商业名录》第二版开始则有了中华书局的杂志。

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自己编印企业名录，当然“近水楼台”，在书业类介绍中特别详细：

[制造发售]印刷机器 铜模铅字 花边 仪器 标本 中西笔墨纸张 碑帖 笺扇 字画 教育用具 体操用具 幼稚玩具 风琴活动影戏片 外国图书

[承印]书籍 钞票 股票 传单商标

除发行所、印刷所地址外，还列出总经理高凤池、印刷所长鲍咸昌、编译所长张元济名字。全书前后有多幅整页的商务广告，更多利用书页边框空白处宣传本版图书与经营业务。其中有一幅上半部分为本馆参加农商部国货展览会所获印刷品特等奖名录，下半部分文字富有史料价值：

本馆创业迄今，已历二十余载。资本二百五十万元，厂地七十余亩，分馆四十余处，职工三千余人。敦聘海内外名人，及东西洋留学博士、硕士、学士，分任编译，出版图书三千数百种，一万余册。并延请欧美专门技师，研究印刷，制造印版，及各种机器、仪器、文具，精益求精，不遗余力。近复添购各种新式机器，其最精者能以毛纸印精细之图画，最快者一点钟能印至四千张。又有世界第二大照相镜，凡纵四十寸、横三十寸之图画，可以全幅拍照。又有花洋铁皮印机，能在洋铁上印五彩精细图画，可制罐、匣、瓶、盒之用。此项印机第一次到华，只有本馆一家。此皆全国所无而本馆独具之特色也。

商务的函授学社英文科曾培养了众多人才，《上海商业名录》设有专项，列于“函授学校”类。介绍称：“正科四级，选科九门，每半年开正音会一次……”并列出社长邝富灼、科长周越然、干事长周由廑，以及教员黄访书等9人和通信员、记录员名单，同样是一份很难得的史料。

商务印书馆民初在出版界的进一步崛起与发展，是当时上海工商业繁荣景象的一个缩影。《名录》里其他民族企业的存世，也是这段黄金时期的真实写照。

一部不该忽略的日常用书

《上海商业名录》今天应被看作是一部难得的史料书。当年它在商务确实也是一部畅销书。1918年7月初版当月又发行再版即是最好证明。11月2日，张元济在他的馆事日记中写道：“交通科查《上海商业名录》，十月底共销出二〇九〇本。送出二八四本另计，不在销数内。”（《张元济全集》第6卷，

第431页）三个月取得如此成绩，证明首部企业黄页的成功。该书的广告也为商务获得实利。张元济1919年1月2日日记“财政”栏记云：“七年（1918）分广告共收”，书籍项下11678.66元，“最多者”即《商业名录》2044.20元，次《东方杂志》2041.10元，次1919年历本

1839元（《张元济全集》第7卷，第1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说明书籍广告创收的五分之一来自这部《名录》。

《名录》按张元济的策划，书后印有回收的明信片，效果很好，得到许多反馈信息。张又在1919年4月7日日记“编译”栏第一项记云：“《商业名录》应着手调查。梦（旦）复，已着手，存书无多。”（同上，第50页）于是《名录》第二版提上日程。张还就万国函授学校在《名录》刊登广告后的效果，作了调查。自1918年7月至1919年6月止，商务《英文杂志》得学生24人，《英语周刊》40余人，《东方杂志》1人，《袖珍日记》6人，其他260余人（1919年9月5日日记）。可见张元济对该书的重视程度。

包括《上海指南》《上海商业名录》及后来1919年初版的《日用百科全书》在内的“日常用书”（有时还归于杂书类），在《张元济日记》中都能找到许多相关条目，却长期以来被出版史研究者所忽略。我们所编的《张元济年谱长编》对上述三种日常用书，也大都失收。中国首部企业黄页《上海商业名录》，权威的商务印书馆书目中竟不见踪影。

1925年增订版《上海商业名录》的一份广告写道：“本馆历年辑印《上海商业名录》，极承远近欢迎。今又有十四年份《上海商业名录》出版，调查较前精密，搜辑更为丰富，实为商界之南针，顾客之宝筏。”（《上海指南》插页，商务印书馆

1925年版）如今这部百年前的企业黄页，已具文献的价值。除图书馆有所珍藏外，旧书市场上鲜有露面，即使有也价格不菲，闻者却步。几年前，《宣统元年上海指南》与《增订上海指南》全书已收录于熊月之先生主编的《稀见上海史料资料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

7月第1版）第四至第六册，罕见书成了易得书。我衷心盼望《上海商业名录》各个版本也能照样影印问世。套用上述广告词中语，希望能成“学界之南针”“研究者之宝筏”矣！

黄页从印刷品到互联网、光盘等电子形式，走过了一百多年历程。如今各种免费的中国黄页、企业名录、工商指南、消费指南比比皆是，而它在中国的源头则来自商务印书馆。中国出版史应该记上这一笔。

作者：柳和城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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