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历史现场，何以可能
《帝国突围——摇晃中的光绪二十四年》余音著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对于多年来从事历史研究的余音来说，《帝国突围——摇晃中的光绪二十四年》“倾注了作者的十年心血”，实属不易；而对于学界来说，该著“讲述不忍细看的历史”，确是难得。众所周知，历史一直是充满魅惑的写作题材。在这一领域，有着一座座深山，一片片瀚海，无数写作者为此前仆后继、乐此不彼，试图“进山寻宝、入海探骊”，但往往事过功半、难得真谛。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探究历史的方法出了问题。
人们总是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据以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历史进行着诠释，正是这些不同语境下的不尽相同的表述层层叠加，使得所表明的意义已远远超越“历史”本身。对此，克罗齐曾作过一个断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事实上，历史可分为本真的历史和记录的历史，本真的历史无法还原，流传下来的都是记录的历史，它们只是历史碎片，并非本真，更不是全部，任何还原历史现场的企图都只能是一种奢求，尤其是那些丰富的细节更是无法重现。于是在本真历史和记录历史之间就有了间隙，而这一间隙便成为人们反复书写的依据。面对这一间隙，重构历史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历史学家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物考证等方式来弥合这一间隙，寻求历史源文本和重构文本之间事实上的贴近；而文学家则通过想象来放大这一间隙，寻绎艺术想象和历史真实之间精神上的对接与超越，实现一种“诗意的招魂”。无论是文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历史书写都有一定的限度和难度。对历史诠释的限度与难度恰恰考验着书写者把握历史的能力，正是从这一意义来看，余音的《帝国突围》或许能为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相对于其他时段的历史，晚清史尤其难以诠释。因为与现代的切近性，加上对现代中国的走势，以及对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地位的巨大影响，晚清史成为了一个异议丛生的话语空间。比如对慈禧、光绪等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对“戊戌变法”的理解，对“康梁变法”的认知，看上去好像早有定论，但揭开重重的历史迷雾，历史的本真面目也许大相径庭。
我们对慈禧的既往认知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人物，专横霸道、祸国殃民、骄奢淫逸、丧失人性。但事实上任何历史都是“写在羊皮纸上的历史”，如果我们把慈禧看作一个历史文本的话，那么慈禧这个文本便是在不断的历史诠释过程中被逐渐建构起来的，而诠释的有效性又是根据它所建构的最终结果来判断的，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只要我们稍微变换一下常规思维逻辑，便会清醒地认识到，既然历史是通过诠释建构起来的，而诠释的方式又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对历史文本进行这样的建构，也就可以进行那样的建构。只要我们采用的不是“偏执狂式的诠释”，就不能算作过度诠释，就是合理的、有效的。这要看建构的结果是否能够验证建构过程的有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采用福柯的知识证伪的方式来看取我们诠释的限度。同理，对光绪的建构，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建构，也是如此。
正是面对这种已经定性了的历史，要想有新的诠释殊为不易，在诠释限度的把握上就有了很大难度。这就是《帝国突围》的难能可贵之处，硬是在历史的缝隙中投进一丝明亮的光来。在余音看来，关于研究历史的理论，概括地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戏说”“自说”和“纸说”，而这三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而“实说”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所谓“实说”历史，有三层含义：“一是立论所依据的史料，应该是经过认真辨析的信史。二是对可信史料的综合研究，不但要注意到该史料本身的价值，而且要注意该史料在当时的社会价值，即在当时语境下所产生的实际的社会效果。三是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还要放回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加以检验，不顾左右而言他，不为盈利而媚俗、作秀，本着学术良知，按照学术规范，秉笔直书，实话实说，实事求是地撰写、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应该说，余音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和研究方法，是严肃的，也是可取的。虽不敢说最后能否完全回到历史现场，呈现历史的本真面目，但态度和方法是对的。这也是该著最重要的特点。为了达到“实说”，余音从多如牛毛的历史资料中认真辨析，小心考证，得到大量“信史”，并且这些“信史”均能互为佐证，既翔实丰富，又生动立体。尤其是，还采用了德龄的诸多史料记载，从外部视角切入，对内部视角可能出现的遗漏和错讹进行了有效订正。
除了“实说”，《帝国突围》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节点串联”，即选取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光绪二十四年”，通过这一节点，将错综复杂的晚清历史清晰而真切地勾勒出来。表面看来，一年时间对于漫长的历史异常短暂，但因其重要性，却能够以点带面，将更为广阔的历史画卷铺展开来，同时也能将历史深隐的诸多细节呈现出来。这一年中发生的历史事件，偶然中蕴含着必然，诸多小趋势汇聚成大趋势，通过对这一年的反复进入，避免了长时段历史书写的平面呈示，现出历史的生动肌理和真切质感，拂去累累的历史浮尘，慈禧、光绪、孙家鼐等诸多历史的参与者迎面向我们走来……
此外，《帝国突围》还显示出余音走出历史研究误区的魄力和勇气。在该著中，他力图突破既往对戊戌变法研究中存在的诸多误区：“观念误区：帝党=维新派，后党=守旧派；重点误区：戊戌变法研究以康梁为中心；学科误区：戊戌变法与戊戌变法思潮混为一谈；定性误区：变法、维新、改良不是革命。”应该说，这种对既有历史研究的质疑精神和探索勇气，贯穿在整部作品中，同时，这也是余音整个历史研究著述中的一个基本特征。正是基于这种魄力和勇气，相信余音的历史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作者：韩传喜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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