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成科研项目申请“道闸杆”，相当于让院士提前退休10年！这些犀利言辞直击科创痛点，针针见血！

创新的最终成果，就是被“冷水”浇出来的“金娃娃”

每年都在担心“杰青”跑了，“帽子问题”越演越烈，科研工作者很难安下心来工作，更何谈创新

不能让“60岁”成为科研项目申请的“道闸杆”，要探索多元化、人性化的解决方案

正是过分要求服从、求同、官本位和榜样化这四大传统遏制了创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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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精彩的观点，来自日前全国政协举办的首场专题协商会。聚焦“创新驱动发展”，近百名院士委员集中亮相全国政协。会上，无论是院士还是委员，大家都开门见山，带来科技领域最真实的声音，部分言论堪称一针见血，直指问题核心。

潘建伟：科技政策虽好，落地却难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提出以下问题与建议：

我国科技金融体系缺乏，企业对短期内无法获利、或是存在较大不确定因素的前沿研究和未来可能的颠覆性技术，普遍投入热情不足。同时，也存在若干科技政策与具体实施不配套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强调要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加大科研团队的自主权。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科研人员其实是受到工资总额的限制，导致政策虽好，落地却难。此外，对于若干关键领域的长远规划和顶层设计有所不足。上中下游都存在缺陷，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要建立起促进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对于科研布局，当代的科技创新，一方面应聚焦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传统科技领域，解决“卡脖子”问题；另一方面应聚焦于量子信息这样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大国地位、可能产生类似于“核武器”的颠覆性技术的战略必争领域，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特别是对于后者，我国与发达国家往往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有更大的机会实现“弯道超车”。

曹雪涛：加快布局全球创新体系 推动引智工作"走出去"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认为，我国具有引领性和前沿性的世界级研究与产业平台缺乏，“高精尖缺”人才总量不足，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原创性理论突破和先进性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能力不够。对此，应该增加与国外高科技研发体系互动，将国际最新研发成果和技术融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

建议采取国家主导、社会参与的建设模式，在科技部等主管部门统筹下，梳理关键技术和瓶颈问题，鼓励支持一批优秀企业、科研机构、大学等创新实体与世界顶级的科研院所和企业合作，围绕高新技术领域有选择性地设立区域性实体化“中外联合研究中心”，保障研发经费持续支持，面向引领性核心关键技术和前沿性原创性理论体系，通过与国外高科技研发体系互动，将国际最新研发成果和技术融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助力我国全球竞争力的提升。

石碧：过度行政化、建设运动太多制约高校“0到1”创新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石碧指出，过度行政化问题较严重、“建设运动”太多、过度强调“跨越式”发展是高校产出“从0到1”原创性成果的突出制约因素。

对此，他提出建议：

一、制定明确的制止高校过度行政化的措施。

二、尊重各高校办学模式、发展模式，避免通过各种计划实施使高校趋同化。

三、中央财政拨付给高校的各项事业费用（特别是基地、团队建设经费），可以按一定规则直接拨付给高校。

四、清理和尽量减少各类人才计划、奖励计划。在教师职称晋升、高校各类评估时，弱化人才计划、奖励计划。

孟安明：相当部分科学家向钱看追热点

“我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必须重视自由探索性的基础研究，而目前多种因素制约了科学家的自由探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孟安明指出，目前我国科技界普遍追求大计划、大平台、大工程，相当部分科学家申请项目向钱看、追热点、短平快，社会上对科技成果现实价值的期望值高、对失败的包容性低。自由探索研究经费不足，项目评审和验收标准不合适等。

因此，孟安明提出以下建议：一、营造良好的、鼓励自由探索的科研氛围。二、多渠道增加自由探索研究的经费。三、改进项目资助体系和评审机制。

阎锡蕴：不要让60岁成为科研申请“道闸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蛋白质与多肽药物重点实验室主任阎锡蕴院士认为，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支撑，科技创新依赖于大批科技人才。然而，我国的许多科研项目对申请人的年龄基本都明确限制在60周岁。现在院士退休的法定年龄是70岁，这种申请项目的年龄限制，相当于让许多老院士提前10年让他们退休。

阎锡蕴疾呼，不能让年龄成为科研项目申请的“道闸杆”，要探索多元化、人性化的解决方案。

马永生：创新，就是被“冷水”浇出来的“金娃娃”！

马永生说，要想在“禁区”取得突破，就必须勇于突破“定论”、有所创新。在马永生团队坚持创新之路、不断“奔跑”时，悲观和质疑的声音也从未间断。冷水不止一次泼来，但它没有浇灭信心和梦想。最终的成果是被“冷水”浇出来的“金娃娃”！

要走好创新路，马永生认为当务之急是搭建和完善国家级创新研发平台。以国家级研发平台为依托，能够更好地加强国有企业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发挥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人才和理论研究优势，发挥国有企业的技术转化和产业化优势，引导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共同开展跨学科、大协同的创新攻关，加快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

王光谦：养好恰当的“母鸡”，完全可以在西部下出“金蛋蛋”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青海大学校长王光谦认为，针对西部、东北地区人才待遇偏低的问题，在国家层面可设立“西部人才岗位计划”———即在西部的高校、研究院所和高技术企业设立国家级人才岗位，由国家财政专项基金支持，对应聘上岗者给予不低于东部地区的岗位津贴。不同于其他人才计划给头衔、“帽子”，这些岗位固定在西部地区，离开了就不再享受津贴。他将这个办法形象地称为“给帽子不如给凳子”。他解释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要岗位在就不怕人才不来。”

除了“钱”，平台至关重要。关键在于，要在国家布局层面，把更多科技创新的项目‘嵌入’西部和东北地区，即结合西部所长的优势，把创新的‘母鸡’配置在西部。所谓的“母鸡”包括高水平的大学，国家创新平台（国家实验室、重点实验室、技术中心，重大仪器设备）等。他认为，只要结合西部所长的优势，养好恰当的“母鸡”，完全可以在西部下出“金蛋蛋”。

每年都在担心“杰青”跑了，“帽子问题”令人无奈……

“我们的人才和成果评价标准是建立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认可度的基础之上的，骨子里还缺少应有的那份自信。”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武向平发言语速极快，却道出了在座很多院士委员心中的愤懑， “我们已经进入了科技评价体制改革的深水区，是到了反思和剖析其背后深层原因的时候了。”

“我呼应武向平委员的建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石碧接过话头说，人才评价体系问题说了很多年也改了很多年，但是评价标准依然混乱，“帽子问题”越演越烈，各地为了争抢人才，竞相提价，他吐槽，这不是按照科学规律做事，让科研工作者很难安下心来工作，更何谈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天来

“再不改变人才评价机制，我们的创新之路会更漫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天来直言，创新唯有人才，现在如何评判人才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他看来，如果广大高级知识分子自己都不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如何要求培养的学生做到？

“现在的‘杰青’已经异化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谈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一脸的无奈，用他的话说，每年都在担心所里的“杰青”跑了。“这原本就是一个项目。”他建议，还“杰青”以本来面目，尤其在进行评估的时候放在项目栏而不是人才一栏里。

“我呼应一下赵院士的建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兴伟呼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构建更好的用人机制，避免无序的竞争抢夺。

更多“大咖”，更多金句

除以上发言外，从官方发布的各类新闻稿中，我们还可看到更多学术界权威人士的意见，虽是只言片语，却也是金玉良言。

“我们不要每做一件事都问美国或欧洲做过没有，创新必须要有勇气做别人没做成的事。管理部门要建立健全容错机制，包容那些敢为人先的创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朱日祥

“正是过分要求服从、求同、官本位和榜样化这四大传统遏制了创新的发展。这跟我们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方式都有关系。如果认识不清这个根在哪儿，那创新人才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就会事倍功半。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迫切的任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麦康森

“现在问题是，好多科学家根本没机会、没地方去失败。科学是探索性的学科，发生错误不可避免，允许试错和冒险，就是尊重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但在有些地方，为了通过验收，科技人员在一些关键技术指标上往往拒绝尝试突破，以减少失败的风险，极大地影响了创新。我们应该真正营造一种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让科研人员减少顾虑、全心投入做好研究。”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王复明

“科技部的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可以说是科技界的一个品牌，大家都觉得好，但现在不做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项计划多年来面向前沿高科技战略领域超前部署基础研究，成果丰硕。希望有关部门能总结好的做法和经验，长期坚持下去。”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杰

编辑：朱颖婕

责任编辑：樊丽萍

来源：综合自人民政协网、澎湃新闻、软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