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四合院”与中国的四合院有啥不一样？

大约在公元前600到500年之间，希腊人与中国人不约而同地举头望天：他们在环宇世界里找到了混浊人间没有的东西——即简明清晰，并完全可预测的几何美——合院之屋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古希腊、罗马与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古代希腊以及后来的古罗马都利用他们的合院去追求一条“天地世界之轴”（axis-mundi）；而中国人则将“天”拉近人间的合院，以便借此来摆平“安居之世俗生活”与“浮生于环宇世界”的矛盾。中西合院好比孪生的兄弟姐妹，长相虽难辨别，而性格则异。

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合院复原图

中国人重复、保留且不断完善合院之住屋长达3000年之久。如此简约的住屋模式，为何让中国人在漫长历史中对其情有独钟？且就中国合院中的主要元素——屏、门、庭、堂、室——在中文里的喻意做一番回顾。中国合院入门之前必有一屏，古称萧墙，后称照壁或影壁。那么萧墙何意呢？汉代学者刘熙在《释名》中称“萧”即为“肃”，三国时的何晏，以及晋代的崔豹在其《古今注》中均提出萧墙之作用，即令臣在见君之前于屏后整戴衣冠，梳理思绪。孔夫子则直接将萧墙喻为内政。季氏欲攻颛臾，子叹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第十六：一）于是后来有“萧墙之祸”一说。孔夫子强调萧墙以内的稳固与安居应不足为奇，因为安家即是治国之本，而治国靠的是明君而非王法。

再以凤雏西周合院为例，门屋有三间——为中的明间是门，而两侧则为塾。门之后是庭，庭之后立于台之上则为堂；堂面向庭敞开。左为尊，尊客应踏西面台阶升堂，而尊客谦让，往往择东面台阶登堂屋。堂屋侧墙为廉，需正直，于是有“廉正”之说。春秋时人于堂屋内席地而坐。当盲人乐师冕前来造访，孔夫子依堂屋之喻意待冕为尊客：“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四十二）如此之礼，体现于合院之内，在中国古代应是司空见惯：屏门前止步，绕屏跨门入庭；尊者升堂，卑者留于庭下，于是君于堂内朝臣于庭下，即朝庭之意矣。庭后之室则连尊客亦不可随便进入。当“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又斯疾也！斯人也而又斯疾也！’”（《论语·雍也》第六：十）在众多门生中，孔子视伯牛为品德高尚之徒。即便如此，孔夫子仍只是在窗前握住伯牛的手，而不入其室。中国合院之空间秩列——先进门，次登堂，最后入室，其中国文化之隐喻，在孔夫子点评弟子子路的学问人生态度时一语道破：“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论语·先进》第十一：十五）“升堂入室”于是成为学问人生的最高境界。3000年来，中国合院之型制并未发生任何更变：一个20世纪初的北京四合院与凤雏西周合院几乎如出一辙，大概中国人数千年来津津乐道于合院之内的人情事故，而无暇过多地仰望苍天而遐思浮生。

上世纪50年代成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

古代罗马的世俗生活与古代中国同样丰富多姿，不过其合院宅内已有了“功能”分区：前院中庭（atrium）垂直仰天，其实仅有一狭窄通天的“天眼”而已，与现今酒店、商场中宽敞透亮的玻璃天窗中庭没有任何关系。诸神与祖先都供奉于此。穿过中庭才进到宽阔的花园后院（peristyle）。古罗马人的生活艺术在此展现尽致：花木果树植于其中，殷实之户往往还有妙趣横生的涌泉流水。罗马人建输水道与城市管网工程的超级技艺在此可见一斑。于是世俗生活之趣——饮宴、待客、取乐都与仰天敬神的中庭分开了。古代罗马人对 “闲暇”生活（otium）之追求不亚于中国人。虽然闲暇的生活只为有地产阶层的特权所有，因为他们有地产无需经商谋生。不同之处是古罗马的奴隶亦可摇身变为自由人，甚至可通过努力逐渐爬到社会上层。于是在古罗马，权势阶层与市井贫民摩肩接踵，不足为奇；律师官员的合院大宅与贫民百姓的陋室彼此为邻。贫民往往集中住在类似当今的多层公寓中（insula）。底层的铺面及低层的公寓，因为方便和较好的卫生条件，则贵于顶层的房间。古代罗马的贫民大概做梦也无法预见到，现如今顶层的“全景”公寓竟成了富贵权势阶层的象征。古人一定疑惑：宅院何需取景？难道仰视苍穹仍不够么？

19世纪荷兰裔英国画家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SirLawrenceAlma-Tadema）对罗马合院中闲暇生活的想象，饮宴、待客、取乐都与仰天敬神的中庭分开了

后来中国与西方以住屋求浮生的方式大相径庭，其实这早已在古代合院的微差之处就埋下了种子。罗马合院的中庭虽然是仰天敬神之所，同时中庭亦是街道公共空间的延伸之地。罗马合院门设于中，前无屏，任何人，无论富贵贫贱，均可随时无请自入，进到中庭。每日清晨，有求于大律师或市政官员的市民便恭候于中庭里，希望能见到房屋主人。中国合院除了用屏将外人拒之门外，到了后期甚至将门移至东南角，因此北京四合院的垂花门隐藏于高墙之后，好像给一件宝物加了迷惑人的平包装。维特鲁威（Vitruvius）《建筑十书》（DeArchitectura）里告诫建筑师必须将合院中庭视为公共场所。只有私密的房间，如卧室、浴室、餐厅之类一般外人不可入内；而合院中庭即公共门厅，以及花园后院，任何人都可以不请自入。因此维特鲁威诚劝那些不担任市政社会要职的人家无需建宏大华丽之门厅与中庭；而社会之上层人士，如市政官员与地方法官，将门厅中庭甚至花园后院建得富丽堂皇，则是他们对市民的一份社会责任。这种公共市政意识在中国合院里几乎不存在。1500年之后，意大利文艺复兴重温古训，建筑师帕拉第奥（Palladio）在其名著《建筑四书》（Quattro libri dell'architettura）中更是将维特鲁威引伸一步，提出宏大富丽的门厅中庭是为了给上访的平贫百姓在等候时可以悠闲消时。天地之轴与公共市政理念，似乎预示了将来必须溶解的一对垂直与水平的冲突——市政理念关心的是人在世间的事，自然是水平趋势；而后花园里的闲暇生活更是增添了一份“水平”的分心。而中国大门紧闭的合院，则以居家生活将任何可能潜在的浮生之念，无论垂直还是水平之趋势，都给包容在内了。

作者：阮昕
编辑：刘力源

节选自 阮昕《合院深处的中西居住文化》（2015年10月9日《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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