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父母为何喜欢教孩子背诵唐诗宋词

孙惠柱

中国的父母常喜欢教小孩背诵唐诗宋词，外国人不大理解——孩子这么小，能懂得古人写的诗词吗？

外国人称莎士比亚、歌德、雨果等文豪为诗人，中国人也往往奇怪——他们不是写戏写小说的吗？

这两个现象仿佛并不相干，却都关系到同一个文化差异，具体地说，是一个语言文字的差异：中文里同音异体的字特别多，同韵字就更多了，写中文说汉语押韵远比西方语文容易，所以中国文学中严格押韵的诗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在宋朝出现成熟的长篇叙事文学之前，几乎就是文学的主体。西方也有古典“诗学”，也可以指所有的文学，他们的“诗”是广义的，既指狭义的抒情诗，也包括叙事的长篇史诗和戏剧诗，但未必像中文那样押韵。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诗”全都押韵，不押韵的“文”虽也文采不俗，更多地是哲学和历史的载体——例如《庄子》和《史记》，纯文学里只有合辙押韵的诗。后来又出现了两种押韵的叙事文体，就是原属于诗但后来变成演出文本的“曲”——曲艺和戏曲。

西方的艺术分类中没有“曲艺”这种说法，尽管他们最早的文学作品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是说唱艺术。古希腊史诗严格说并不押“韵”，西方语文大多不像中文这样容易用同样的韵母为很多行句子结尾——狭义的“押韵”，它们的诗以及相应的rhyme并不都是押尾韵，而常常是用声母同一的所谓“头韵”以及程式化节奏的“音步”来显示其区别于散文的“韵律”——莎士比亚的诗剧用的就是blankverse，通常译成“无韵诗”。

中国的曲艺种类繁多，除了用散文讲的相声和评书，汉语的曲艺大多押尾韵——蒙语的史诗《格斯尔王》则与古希腊史诗相像；北方的二人转和南方的评弹中既有散文的叙事，也有韵文的说唱，是两种语文形式的结合。西方文化中的类似样式相对简单些，用散文叙事的独角喜剧又称“脱口秀”，属于戏剧；用韵文唱的饶舌常归入音乐。

从古到今，说唱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十分重要，在宋元出现成熟的戏剧之前，几乎是不识字的老百姓仅有的艺术形式；就是在有了戏剧的近千年里，在许多地方还是那样。但到了1950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通过前苏联学到了西方的艺术分类法，把所有的艺术都规范到各级各类协会和院团里。这时候发现我们有大量被西方主流理论忽略的说唱艺人，于是就想出了“曲艺”二字。

新文化转型的一大特征是白话取代文言，最突出地体现在两大文体中：戏剧与诗歌——话剧绝对不能押韵，新诗虽未规定不许押韵，但重要口号是“用韵自由”。押韵不再是诗歌的基本要求，更无关文学作品的优劣。而老百姓对韵文的兴趣犹存，即便在一些特定的年代，也出现了好些独特的曲艺样式，如锣鼓词、群口词、三句半等，还有各种层次的“赛诗会”，既有事先写好的诗的朗诵，也有即席命题赋诗的比赛——这些我都曾经亲历过，又写又演。在那些年代，在不通水电的山沟田间，竟还有新的艺术样式冒出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老百姓艺术本能的非常展示，自然地采用了韵文的形式。

那以后，韵文似乎又走了下坡路。曲艺中好像只有相声和评书在电视上火过一阵，押韵的说唱就很少听到了。

其实，几十年前西方出现那些另类戏剧，反映了“读图时代”初期的浮躁心态；而在我们这里，“读图”还没几天就迎来了短信、QQ、微博、微信，刚要被抛弃的语言立马汹涌回潮，各种段子迅速流行，势不可当。既然谁也离不开文字，又要篇幅短节奏快，朗朗上口好读好记的韵文就和散文有得一拼了。君不见有人在大会上做正式报告，6000字用五言诗一韵到底，简直是对韵文迷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当然，这类打油诗式的韵文与文学的要求还有距离，但这些现象说明，弃韵崇散的气候开始改变，文学的韵文又有了土壤。

同时，在西方，有些有识之士对早已湮没的诗剧传统情有独钟。他们说，现代戏剧的题材人物从王公贵族降到了普通人，固然是反映社会进化的好事；但语言也完全散文化了，那却是艺术的遗憾。难道优美典雅的诗只能属于王公贵族，就一定不能为普通人服务吗？有一批西方文化人不信这个邪，努力复兴诗剧，例如大文豪T.S.艾略特的《鸡尾酒会》，在客厅剧的情境中，用节律雅致的无韵诗探索现代人超越日常生活的精神世界，令人叫绝。可惜的是，这样精妙的现代诗剧在西方文字的语境中难度极大，总体上还是曲高和寡。

也许用中文写诗剧会相对容易些？因为我们有更远更强大的韵文传统，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虽说中国“戏文”的历史比西方短很多，但“乐”的传统极其丰厚，韵文作为文学和音乐的结合，是中国文化宝藏中一脉特别的财富。最近上海戏剧学院创作的 “韵剧”《悲惨世界》就是一个这样的尝试，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尝试，从城市的中小学开始，让生活中还没有接触过多少韵文的青少年有机会来熟悉“活的”韵文；更希望以此引起社会对韵文的重视，刺激更多韵文作品涌现出来，让这一中国语文的独特珍宝重新大放光芒。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