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利益扩大的令和年，日对华从包围外交或转为融合外交

上周六（5月25日），“2019中日关系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

作为日本进入“令和”时代后到访的首位国宾，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于25日抵达东京，开启为期4天的对日访问，并于今日（27日）和首相安倍晋三磋商双边贸易关系和地区安全局势。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正在回暖的中日关系将走向何处？在25日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的“2019中日关系研讨会”上，尽管学者们一致认为，“日本外交政策将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并不会完全受制于外界因素”，但是，关于日本外交战略的重心、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维护中日关系的稳定性等问题，学者们的意见存在诸多的“和而不同”。事实上，中日两国在经济、文化、地缘政治等方面具有许多共性，如何通过寻找契合点拉近两国距离值得探讨。

“令和”时代的中日外交：应更有自信，更有战略视野

随着德仁天皇的继位，日本从30年的“平成时代”跨入全新的“令和时代”。日本新年号“令和”中包含的“和”字，有着“和谐”、“和平”、“和睦”各种解释，堪称一把化解中日两国间矛盾、分歧和对立的“万能钥匙”。然而，日本对华外交是否会按这一设想前行？中日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受到哪些挑战？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认为，外交是门妥协的艺术，优秀外交的目的是维持主权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中日关系改善的国际背景是两国关系的大局，而大局外交应该是互信、互利和互让。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赞同这一观点，他指出，尽管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迥然不同，但在价值观上仍然存在契合点。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曾前往山东曲阜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足以说明这点。未来，中日双方应当立足大局，通过妥协形成共识，寻求包括经济、贸易方面在内的各类共性，推动两国从战略互惠关系向战略伙伴关系转变。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左），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右)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提出中国的对日外交需要不断与时俱进，持续创新。“这不仅是中国运筹和经略对日关系的需要，也是与日本联手对维护和发展现有国际秩序的需要。中国提出了构筑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由被动应外部挑战转为主动营塑国际秩序，表现得更有自信，更有战略视野。”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显芬看来，中日关系走向的发展虽然非常曲折，但现在已经回归正轨，关键是思考如何维持这种状态。她建议增加中日交流方式，构建政府、民间、学界等多渠道交流机制，努力构建稳定的中日关系。

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不会因他国而影响本国经济利益

日本曾被视为一个在自由贸易政策上相对内向、谨慎乃至保守的国家，既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EPA)的“后来者”，在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上也鲜有独到的倡议和实践。然而，自安倍于2012年再度执政以来，日本成为推动“巨型FTA”(mega-FTA)最为积极的国家，且频频收获阶段性成果。尤其是2018年，日本参与的“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一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欧EPA)相继签署，实际生效亦接踵而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也保持了相对积极的势头。可以说，在国际经贸机制化建设和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日本正处于自身前所未有的有利地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霞琴解释，“当前国际环境下，日本的自我认知已发生变化。日本政局、社会、经济稳定，促使其自信不断上升，日本更将自身定位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力量，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同时，这也是日本外向型发展战略的需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霞琴(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显芬(右)

日本在国际贸易领域的表现与其外交政策密切相关。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兰表示，当前，日本外交的主要路线是在传统的国家主义思想指导下，注重经济利益优先的经济中心主义。同时，坚持“维护三个安全关切”，即重视安全利益、注重繁荣发展和维护国际秩序。问及日企对华为禁令的反应，吴寄南回应，近几个月来，日本对华出口数额持续下滑，这对日本经济复苏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压力。一方面，大部分在华日企的确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目前，在华日资企业共33,900家，占海外日企总数的48%。这些在华日企主要产品的销售对象是中国，占生产总额的一半以上。而面向海外的产品销售数额只有37.5%，其中，只有6%是面向美国的。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那些在中国生产、海外销售的日企一部分选择将加工厂搬至泰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另一部分开始考虑搬回日本本土。另一方面，相比在华日企受到的直接影响，日本本土企业受到的间接影响更加严重。由于日本对华出口额的60%都是中间产品，而这些产品的绝大多数最终都会成为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因此，从长远来看，具有“日本血统、日本元素”的产品受到的影响更大。从现实层面看，考虑到中国市场对日本的重要性，日本不会因他国而影响本国的经济利益。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左)，副主任高兰（右）

日本调整对华战略:从对抗转向协调，保持“两面性”政策

“如果从长远视野考虑日本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与继续走大国道路的中国改善关系是当务之急。”安倍的这一考虑在日本受到多方面的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王少普分析，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战略态势的变化。联合国发布的《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认为，全球经济增长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中国国势的发展推动中日共同利益进一步扩大，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更为扩大。据统计，2017年日本对华出口1328.6亿美元，增长16.7%，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9.0%。这使改善中日关系，进一步推动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呼声在日本不绝于耳。2017年6月5日，安倍称赞“一带一路”是“连接东西方和区间不同地区的有潜力的构想”，表示“日本也愿意进行合作。”2018年5月8日李克强总理访日以来，中日关系的改善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安倍对华外交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从竞争向协调，由“包围外交”向“融合外交”转变的趋势。然而，受到某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日本对华政策或许会产生一些变动。相信日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保持“两面性”的对华政策，即会在经济上与中国加强合作，而在安全上继续施行印太战略。

“关于日本的印太战略，中国应当坚持三点”，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孟晓旭总结，首先，中国应保持清醒，从相互渗透性国际秩序出发，客观的判断中日关系，不加入、不反对是目前较为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其次，印太战略具有差序性，中国虽不是日本的盟友，但应坚持中日共同责任论，肯定日本的角色和定位。最后，中国应当坚持亲诚惠容的外交方式，积极担负起大国责任。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王少普（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孟晓旭(右)

如果问一天的学术交流带来了什么？在当今世界经济和贸易体制面临变革的当下，这样的学术碰撞正为探索中日未来的发展带来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考维度。

作者：袁琭璐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