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最后的晚餐》| 魅影

《最后的晚餐》乃“欧洲艺术的拱心石”，其重要性无与伦比。或许，达·芬奇给所有时代带来的就是这样一种讯息：作为旷世的大师，他注定与众不同地洞悉世界，也给世人留下难以达诂的奥秘。

几年前到米兰，一心想亲睹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迷人风采。可是，行程过于匆匆，关键是，行前没有及早地预约上参观的门票。等到了圣母感恩修道院门前，所有门票均告售罄，因而，不得其门而入。后来的一个寒假，有幸获得位于佛罗伦萨的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的邀请，去那儿做短期研究。出国之前，我就早早地在网上订妥了参观门券，心安了许多。本以为冬季属旅游淡季，访客一定不会太多，可是，等到一大早赶到修道院门前，才发现已是人头攒动，似乎寒冷根本无以阻挡参观者们类似朝圣般的热切仰慕。

据工作人员介绍，除了节假日闭门外，修道院每天从早上8：30开放，直到下午6：45结束。其间每15分钟进30人。一天下来，参观人次就在1200人以上，一年下来将近40万的样子。现在，所有有意一睹《最后的晚餐》的普通访客几乎都无一例外地需要预约。道理是显然的，《最后的晚餐》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无数人的接近所带来的尘埃和湿度变化等，不加控制，就有可能对原作本身带来不可逆的严重损害。

达·芬奇在1490年代绘制的《最后的晚餐》

进入《最后的晚餐》所在的修道院餐厅，发现竟然还有南墙上的一幅大型湿壁画，与北墙上的达·芬奇的杰作遥遥相对。前者题为《耶稣受难》，出诸多纳多·孟托法诺（Giovanni Donato da Montorfano）之手。此画的尺寸一点不输于《最后的晚餐》，而且，也是充满了神秘而又深邃意味的宗教画。可是，除了少数美术史学者，世人依然罕有知道《耶稣受难》作者大名的，而且，相形之下，此作确实显得有点黯然无光了。感觉上，处在一个屋檐下的这种较量显得残酷之至。一个相对才气平平的艺术家要与达·芬奇这样的旷世奇才比拼，当然会输得极惨。如今，人们的注意力和有限的15分钟参观时间，几乎都给了《最后的晚餐》——这就是一种明证。而且，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晚餐》是达·芬奇在艺术上的完美主义的一个显例，其中的技法是全新的，艺术家画了4年之久。还有什么作品可与其争锋媲美！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二流艺术家的作品却偏偏与无与伦比的艺术大师的作品共处一室了呢？其实，答案再简单不过了：《耶稣受难》（1495）是略早于《最后的晚餐》（1495—1498）而完成的。据说，在某些描绘赞助人的局部上，达·芬奇还曾指导甚或亲手助过孟托法诺一臂之力。也许，正是这一显得相对黯淡的作品的存在，反倒极为强烈地反衬出《最后的晚餐》的灼人华彩。

达·芬奇的作品神秘叵测，曾引来许多稀奇古怪的猜想，觉得其中布满了妙不可言的密码。譬如，画中的人物的组合都是3人一组，仿佛意指神圣的三位一体。意大利音乐家乔瓦尼·玛丽亚·帕拉（Giovanni Maria Pala）则更是令人好奇地指出过，如果依照达·芬奇的书写习惯，从右往左看，每个人物的手以及面包的位置

恰好就构成了安魂曲的旋律！日本武术大师池田昌富独具慧眼地发现，12个使徒的姿态就是日本合气道的基本动作！依照畅销书《达芬奇密码》的作者的说法，约翰变成了基督的秘密结发妻子。可是，将约翰画成有点女性味道的形象，这其实屡见不鲜，并非什么密码。譬如，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Andrea del Castagno）画于1447年的《最后的晚餐》（佛罗伦萨圣阿波罗尼亚修道院餐厅），以及曾经教过米开朗琪罗的多梅尼科·基尔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画于1480年的《最后的晚餐》（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都将约翰画成了披着卷曲长发、有些女性化的形象。从15世纪初期开始，把年轻而又刚刚皈依的人物描绘为具有女人气质的样子，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做法。到了16世纪的画家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Andrea del Sarto）的笔下，这样的惯例仍旧不变，他画于1520年代的《最后的晚餐》（佛罗伦萨圣萨尔维修道院）就是一个例证。

在一旦站在已经有了500多年历史的达·芬奇原作前，那些多少有些离奇的悬想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作品本身给予的视觉经验强烈得无与伦比。尽管画面上已然一片斑斑驳驳，据说多达65%面积的画面已经并非原貌或者有脱落，譬如，犹大在慌乱中碰翻的盐盅就完全看不到了，可是，总体而言，整个壁画依然宛若完成不久一般，透出戏剧性十足的张力和无可挑剔的“完形”（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完美结构），足以改变所有以往来自复制品的肤浅印象，无论它们是多么精美的印刷物。做个比方，《最后的晚餐》就像是一曲宏伟无比、色彩斑斓的交响乐，唯有现场的聆听才有可能获得淋漓尽致的体认。我处身在一群唏嘘不已的观众中，一边用单筒望远镜细细观察画中的每一个局部，一边则在脑海里迅捷地以所知验证其中的一些精妙的细节。当基督首先平静地说出“你们其中一人将出卖我”时，随之而来的就是使徒们的骚动、惊讶、怀疑、恐惧、愤怒、否定、猜疑和哀伤等的生动表情。达·芬奇所面对的不是一种静态的场景，而是一种戏剧性十足的故事的展开，其中有人物的姿态、动作和表情。艺术家当然没有忘记呼应圣经中的有关记叙，因而，严谨地再现一系列的细节。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中，基督在作了郑重其事的宣告之后又说：“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出卖我。”画中的犹大，右手紧抓着钱袋，而左手则确实悬在一盘子上，仿佛要去蘸手似的……这就是达·芬奇所谓的“来自内心的动作”。如同达·芬奇的其它作品一样，背景的部分细腻而又丰富。透过窗户，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远景的延伸，甚至还能注意到基督右侧背景上的教堂的尖顶！再如，彼得的右手，那种看似悖理的手势曾令人怀疑是神秘的“第十四个人”的手，端详原作却可发现，它无可置疑地属于彼得。不得不赞叹大师的良苦用心：为了让画中的每一个人的手都既真实又各不相同，画家最后想出了一个最出人意表的手势造型。从今天珍藏在英国温莎城堡的一份素描手稿来看，达·芬奇画手时，确实是太在意每一个局部了，而且，也无人能像他那样最后做到那么别出心裁。再如，看过林林总总的复制品，我以前始终对晚餐桌上的盘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可是在原作中，它们都是闪烁着迷人光彩的！而且，盘子中的橘子片也俨然汁水饱满的样子。

提及橘子片，或可稍稍说远一点了。依照惯例，最后的晚餐桌上当然主要是富有象征意义的面包和葡萄酒。问题是，几百年以来，或许是昏暗的光线与灯光，以及过远观看距离的缘故，人们不曾仔细地辨认过餐桌上的食物。晚近的研究借助于高清晰度的数码照片，仿佛第一次揭开朦胧的面纱，让人们得以审视每一个细小的局部。结果，令人意外的是，盘中橘子片两端竟然是鳗鱼，而不是想象中的面包！当然，餐桌上是有一些散落的面包的，可是，怎么就摆上了鳗鱼呢？一些坚信达·芬奇是素食主义者的人当然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细节辨认。可是，细想一下，认定达·芬奇吃素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无非是因为画家曾经为了描绘小鸟的神态，从市场买回来做样本，画完之后必定放生，绝不斩杀与烹食。确实，在其笔记手稿里，曾出现过素食菜谱，甚至提及做素食菜的大厨师，如巴尔托洛梅奥·普拉蒂纳（Bartolomeo Platina, 1421—1481）。可是，与此同时，有趣的是，有研究意大利饮食史的学者非常用心，不但在达·芬奇众多的手稿页中发现了一张购物清单，其中就有买鳗鱼的支出记录。而且，研究者进一步确定，在达·芬奇的时代里，鳗鱼配橘子片在当时的米兰曾是一道颇为流行的美食。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的是，难道达·芬奇在这一受教会委托、宗教意味十足的壁画里留下了这一不应出现的细节败笔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早期基督教的图像志里，鱼就是基督的象征。在6世纪早期的镶嵌画《最后的晚餐》（拉文纳圣阿波利纳雷教堂）中，人们不会不看到画面中央位置上的两条大鱼；在罗马的国立古代美术馆巴尔贝里尼宫分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年代上晚于达·芬奇的瓦伦廷·德·布朗热（Valentin de Boulanger, 1519—1632）的同名作品，其中的桌上就赫然放着一条鱼。让我们觉得饶有意趣的是，达·芬奇不但没有偏离宗教的图像志惯例，而且，与布朗热不同，达·芬奇不是画上普通的鱼而已，而是悄然加上一道当时米兰人爱吃的美食，当代的生活气息就顿时四处洋溢了，一种司空见惯的宗教题材作品难得地有了一种令人觉得亲切的感受。这真不愧为大师的睿智巧设。

多梅尼科·基尔兰达约画于1480年的《最后的晚餐》

当然，《最后的晚餐》中充满生活实感的细节随处可见。艺术家没有把这一发生在圣城耶路撒冷的重要故事画成一种太过拘泥的场景，而是设法让人物尽可能地接近现实，譬如，基督与使徒们的头上都没有什么金色的光环。以往的犹大形象要么是画得很不显眼或背对着人，以免观者不经意间看到其邪恶的目光，要么就是单独画的，放在餐桌的另一边，从而与基督和其他门徒的位置截然不同，可以一眼辨认出来。可是，达·芬奇却让其位于正常的用餐位置上。人们尤为感兴趣的是，画面右侧的达太（Jude Thaddeus）满头白发，连胡须也是素白的。他正倾身聆听最右端的西门，脸上既有困惑，也有思究——他可能就是达·芬奇的自画像吗？有人认定，这就是达·芬奇留在此巨作中的独特密符或“签名”。不过，不禁要问的是，大约43岁的画家为什么会如此显老呢？比对一下达·芬奇的弟子萨莱所画的《达·芬奇肖像》（约1510年，藏英国温莎城堡），这种老相倒似乎有了点可信的成分。其实，对于《最后的晚餐》中是否具有艺术家的自我因素，早有研究者指出过，基督的形象极有可能与达·芬奇的自我形象有关。依照画家存世的手稿（Codex A, folio 1ar），我们知道，达·芬奇曾悉心研究阴影的问题，并为自己画了留有翩翩长发的轮廓像，而此轮廓像几乎可与《最后的晚餐》中的基督像重叠得严丝合缝。这令人情不自禁地猜想，当达·芬奇在绘制《最后的晚餐》中的最后一个形象也是最为重要的形象基督时，就是用自己的轮廓像做底子的。

《最后的晚餐》毕竟是达·芬奇呕心沥血的巨作，其中仍有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细部，难以立马准确阐释。以基督头部上方绘制的委托人米兰大公爵斯福尔札的家族盾徽为例，其实，达·芬奇还添画了一条草蛇，盘旋在红色绸带上，这与盾徽上风格化的蛇迥然有别。可是，其确切用意究竟何在？这种问题催人思考，却不易给出令人确信的答案。

在英国美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看来，《最后的晚餐》乃“欧洲艺术的拱心石”，其重要性无与伦比。或许，达·芬奇给所有时代带来的就是这样一种讯息：作为旷世的大师，他注定与众不同地洞悉世界，也给世人留下难以达诂的奥秘。

作者：丁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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