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智库 | 美学家朱立元：美学在走向大众时，也要保持哲学品格

“美学”、“美育”正成为关键热词和潮流趋势，占据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最近3年，我国每年博物馆参观人次增量都在1亿左右；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春节期间有4成中国游客参观了博物馆。国人对文化与艺术的热爱，也并未止步于国门：过去一年，作为全世界游客量最高的美术馆法国卢浮宫，中国游客在海外游客的占比中位列世界第二……对此，学界将如何看待和回应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著名美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朱立元。

【名家小传】

朱立元，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评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主要著作包括《黑格尔美学论稿》、《接受美学》、《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等共20部、译著3部。主编著作和教材包括《西方美学通史》、《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美学》等共18部，与美国学者J.Block合编英文版《当代中国美学》（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1995年由Peter Lang Publishing公司在美国出版，是第一部向国外介绍中国当代美学的著作。

今天的中国已处于向“日常生活审美化”加速靠拢的跑道上

报：美学在今天已经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潮流趋势。您如何看待这种“美学热”？

朱立元：老百姓经济收入的增加，促进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尤其是精神生活需求的不断提升。群众性的审美活动和美育活动在今天已经非常普遍。比如出境旅游。都说中国人有钱了，出国是为了购物，但这只是一个侧面——许多人选择到一些具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旅游，其中就包含着很多审美的成分，包括自然、艺术以及文化的审美。旅游只是其中一例，还有每年的艺术节、电影节、戏剧节等等，活动非常频繁，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如今国人的眼界开阔了很多，这在以前都是不可思议的。

如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我看来，“美好生活的需要”中有大量内容是属于审美层面的，因为审美活动不仅是人生实践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一种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实践，是人走向全面、自由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和因素。

报：如果借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一说法来形容当下的“美学热”，您觉得是否妥当？

朱立元：  “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概念是本世纪初从国外译介而来，由费瑟斯通、韦尔施等人提出，我国一些新锐学者引进和发挥。对此最初我也是不赞同的，因为我认为当时的国情还不适合作这样的概括，部分中国学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也并不完整。西方的背景和中国不同，中国还没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当底层的普通老百姓还在为谋生而烦恼的时候，一些学者把茶馆、咖啡馆、健身房、街心花园等等一系列高档的消费都纳入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中，我是不赞成的。尽管我当初对此持批评态度，但我也觉得这些前沿的学者有一种敏锐的预见，因为他们强调人的感性生活，主张生活不能太理性化、刻板化和同一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整个国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来看，日常审美生活化在今天的中国虽然仍不能说已经完全实现，但我感到已经是在加速靠拢的跑道上，而且覆盖的面也更广。这个现实的变化是非常深刻的，需要我们理论界引起重视。所以现在有学者提出，当前美学应该实行“生活转向”，应该建构“生活美学”，我很赞成。美学理论要跟上并且回应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美学才能接地气，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从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当代美学也参与了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的新潮

报：您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是如何解读美学的这种“生活转向”的？

朱立元：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当代美学出现多元展开的新局面下，我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认为实践是人的最基本存在方式，这种实践是包括艺术和审美活动在内的。我的本意，是希望我们的美学理论能够走向实践，而不仅仅作理论上的推演。实践存在论美学强调，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美”和“美感”都不是现成存在、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的形成和展开过程中、在具体的审美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我们研究美学，不应局限于孤立地研究美的固定本质或者美感的固定本质，而是要研究人和世界之间动态的审美关系。这个审美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审美（实践）活动。

从某种意义上看，我觉得实践存在论美学与现在“生活转向”的趋势也是吻合的。这个实践的概念是非常丰富的，不仅仅是物质劳动。况且现在的劳动和过去也不一样了，许多都是精神劳动和脑力劳动，这意味着它会和人的精神活动越来越紧密。在美学理论上，“生活转向”的出现是适时的。当代西方美学突破了单纯聚焦于艺术的局限，开始转向了对于自然与生活的关注，掀起了“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的新潮，而中国当代美学界也参与到了这一进程中，或者说与这一新潮遥相呼应。

报：实用主义美学的领军人物舒斯特曼曾提到，作为生活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实用主义传统与中国文化具有明晰的同构性。您怎么看？

朱立元：我不太赞成他的“同构性”这一提法，从我和他的交流来看，他很热爱中国，希望从中国文化吸取营养，但由于文化和语言的隔阂，还是雾里看花，终究隔了一层。提“同构性”，他是很希望找到一些共同性，但我觉得还是存在争议。不过这是个好现象，从他愿意接受中国的影响来看，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生命力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夸大这种影响。不过我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今后这个势头会逐渐增长。

但是，中西方美学思想之间的碰撞和交流肯定是存在的，我现在比较欣赏的是从“文明互鉴”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有学者批评中国文论的“失语症”，我一直不同意。百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文论传统和美学传统，这是依托古代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现代转化的结果。这个过程与借鉴西方美学密不可分、几乎同步，但仅仅把这个过程说成是对西方的借鉴，就很片面了。尽管当时朱光潜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阐释对象和目的是中国，他们对中国文化是知根知底的，他们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期看，这些都是文明互鉴过程中的一种方式。

美学的概念很容易被消费主义所绑架，值得我们警惕

报：美学理论在走向生活，变得更接地气的同时，如何避免出现美学的泛化现象？

朱立元：过去美学界有这样一种批评的声音，认为生活美学的关注点太现实了，这意味着美学在走下坡路。我是不认同的，我相信生活美学的理论建构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但是，过于具体、琐碎的消费生活，也不太适合拿到美学的范围里。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有过一种美学泛化现象，什么都挂上美学的标签，比如经常讲化妆美学、装修居家美学、商品推销美学，甚至还有所谓厕所美学，如此等等。其实，并没有真正在讲美学。这种美学的泛化至今仍然存在，特别表现在把生活中偏重于物质性、消遣性、感官性、享乐性、技能性等纯粹消费性活动（比如购物），都不加分析、一股脑儿地纳入审美活动之中，看成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主要表现。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的整个生活的境地”，“艺术和娱乐与日常生活混而为一”，“商业活力和美学感觉”混为一谈。

报：“生活美学”这个概念本身也正在被消费，成为商品的标签。

朱立元：是的，这也在提醒我们需要警惕，美学的概念很容易被消费主义所绑架。今天要建构生活美学，也要保留形而上学的这一面，要有哲学的根基。不要把它变成一种纯粹消费主义的噱头，仅仅只是在消费层面做一些美学的解释或审美的分析。我非常赞同蒋孔阳先生批评美学泛化现象时说过的一句话，  “美学要保持哲学的品格”。一方面，美学要通向实践，通向人民大众，走出美学家的课堂；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降低到一种完全实践性的东西，美学还是要保持哲学的、理论的品格。我们既要高扬感性生命，不能将其扼杀在僵化的理性中；但也要注重提升它的层次，如果只是停留在较低的层面，那就不是审美，不是美学了。

要整体性地把握美育内涵，不能局限在某个单一方面

报：美育是美学走向生活实践的重要一环。今年上海市民文化节就聚焦于“市民美育在行动”。您认为我们该如何把握美育的内涵？

朱立元：美育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不要把它狭隘化，要把美育理解为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蒋孔阳先生在1984年的时候就写过有关美育的文章，里边提到一个“娱乐教育”。他讲到以娱乐的教育来重视娱乐生活，在娱乐生活中去培养人的审美爱好，去引导、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这是今天经常被我们忽视的。

目前大家对美育的本质和内涵，还是理解得不够全面，也进一步导致了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脱节、培养方式片面化等问题。比如，许多老师和家长都把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这不仅夸大了艺术教育在美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限制了美育更深远的理想目标。审美教育不等于艺术教育，艺术教育又不等于艺术技能的训练。对这个问题的误解在中小学艺术教材的编写上也暴露出来。这两年我被聘为教育部教材委员会的专家，分在艺术组，发现许多编写的老师虽然某些艺术门类的技艺讲得很好，但综合性的艺术素养不够，教材局限性就较大；大学里也存在着这些问题。各类艺术教育课程不能仅仅停留在艺术知识和技能层面，而应该以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以创新能力培育为重点进行精心设计和具体实施。

报：也有种说法把美育等同于人格教育，您怎么看？

朱立元：不能把两者画等号，人格教育在范围、内涵等方面大于美育，而且人格教育的侧重点是德育，将美育完全归结为人格教育，就把美育降低成了德育的工具和附庸。美育是一种爱美的教育，它鼓舞人们去爱美、欣赏美、追求美，提高生活情趣，培养崇高生活目标，都是德育无法替代的。还有种狭隘的说法称“美育是情感教育”，固然，审美教育必须通过动之以情来实施，但美育所激发的审美情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情感，它是认识、评价等理性因素与情感、想象力等感性因素和谐展开的整体心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审美愉快。

因此，正确把握美育的内涵，需要整体性地把握它的功能，不能局限在一个单一方面。令人欣慰的是，努力加强美育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的国策。希望各级、各类学校的老师们能有这样一种整体性的眼光，把青少年的美育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本报见习记者 陈瑜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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