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味书屋】《知堂书话》新序（外二篇）
《知堂书话》
《知堂序跋》
《知堂题记》
■钟叔河
《知堂书话》1985年编成，1986年岳麓书社初版；今年（2015）修订重编，新版仍交岳麓书社印行。前度刘郎今又来，可算物归原主，时间却已过去三十年了。
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我从1949年始入职场学做编辑，到1979年重入职场再做编辑，云里雾里耗去三十年。《书话》初版精平装各印万部很快销完，接着陆续开印《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各种，印到《秉烛谈》戛然而止，至今又过去了三十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真堪浩叹。
但我却还能够乐观，因为通过编书，我看到了文字的生命力，知道好书会比人活得精彩，活得久长。
《知堂书话》初版印行三年十个月之后，台北百川书局便出版了繁体字直排本，它便有了第二个版本。
第三个版本则是海南出版社1997年7月印行的。它增收了不少集外文，又把《知堂序跋》合在一起，篇幅大为扩充，装帧也讲究了；但书本太厚太重，却是美中不足。
2004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出了《书话》和《序跋》分开的第四种版本。它印过不止一次，2011年还续约又印了一次；可惜校对不精，初印颇有错字，后来的印本才改正了一些，也没能改干净。
岳麓书社这一回，是它的第五个版本，也是我编的最后一个版本了。
书是供人阅读的，没有人读，书就死了。《知堂书话》三十年中印了五版，说明它一直有人要读，有强的生命力。这生命力，完全来自知堂的文字。知堂这些谈古今中外的书、谈人们读书生活的文章，确实能引人入胜，确实有撼动读者思想的力量，总使我读之不厌，编之忘倦。
知堂的文章明摆在这里，编者所做的不过是将其编辑起来供人阅览，实不足道。但编辑也得敬谨将事，认真进行。《书话》各版，编法均有所不同；最后这一版，面貌变化更大。这样做，无非是想把书编印得更好读一些，只怕事与愿违，端赖高明指教。止庵《知堂与“书话”》、赵普光《<知堂书话>的四种版本及其他》等大作中惠予的指教，本书多有受益，在此深表谢意。
人难活过三个三十年。周作人的父亲便只享年三十七岁，早已无人记得光绪时的绍兴秀才周凤仪了。周作人也只活了八十三岁，但只要《安得森的十之九》《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诸文还有人读，还在印行，知堂的名字便不会被忘记。此即是文字和书的一点为帝力所不及的力量，也是我八十五岁还能够乐观的原因。至于《书话》编得如何，好还是不好，比起来实在无关弘旨吧。
2015年6月20日乙未端午于长沙。
《知堂序跋》新序
《知堂序跋》这部书印行过好几版，每一版的编法均有所不同。
岳麓初版本分为五辑：一是本人著作的序跋，二是本人译作的序跋，三是他人著译的序跋，四是零星题记及其他，以上均系建国前的作品，五则是建国后所作一、二、三、四类文字。
海南版将序跋与书话合编为七辑：一泛谈读书和书，二谈中国古籍，三谈旧小说等，四谈中国新书，五谈东洋的书，六谈西洋的书，七谈自己的书（亦即是本人作品的自序，只将译作除外，因已分入东洋和西洋了）。
这样分来分去，本是为读者着想，想使检阅方便些。但后来又想，能买知堂著作之人，难道还不会翻书，要你“寒婆婆操腊心”来多事么？更何况通家之文，本不易强分畛域。周作人自编《苦雨斋序跋文》，便只按为己与为人“分为两部”，此即是其“家法”，何不遵照办理呢？
于是人大版仍将序跋独立成书，按“家法”分编“自作序跋”和“为别人作的序跋”；题记小文并非序跋，不好分，便作为第三部分放在全书之后。
此次新版，题记亦已独立成书，留下的均是序跋文，便全依“家法”办理了。
初版原序中说，“这本《知堂序跋》，共收文二百二十三篇，篇数等于1934年出版的《苦雨斋序跋文》四倍还多，周氏一生所写的序跋文，在这一册中，大约包罗无遗了。”此话说得太满。止庵先生便指出来，《<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译者序》《<希腊神话>引言》《<绍兴儿歌集>小引》诸文，“皆为此书所失收”，还有“译文集中各篇的译后记，也不该遗漏”，确是中肯的批评。好在诸文尚可从《周作人散文全集》中找到，这次便都将其补充进来。当然补充的并不止这些，初版的二百二十三篇中，（据海南版）有四十五篇是题记，除去后序跋文只得一百七十八篇；而新版现收序跋二百二十一篇，二者之差四十三篇，便是补充的篇数。
这回再不敢说“大约包罗无遗了”，仍诚恳希望能有人继续关心它，还有没有失收的、遗漏的呢？大家来拾遗补阙，对于编者和出版者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定会衷心感谢的。
还有件事想在此说明一下：本书原序作于1986年10月，1987年2月付印的初版本却未见刊出，原因就是末尾那几句话得罪了人，而我又坚持不改，于是只能抽下，换上几百字“编者的话”开印。今时移事易，“总编辑不该亲自编书”已成为“信不信由你”的笑料，有的人也走了，本不应再提，但因有朋友还对此“心存疑惑”，所以又加写了这几行。
2015年6月27日于长沙念楼。
《知堂题记》序
《知堂书话》和《序跋》印行已久，现将其中原来自称题跋、小文、译后记、看书偶记的短篇抽出来单独成书，既是为了使书册薄些便于阅读，也是为了区分文体，使编辑工作看起来有条理些。
《书话》初版成书较为仓促，因为当时（1985年）京中有好心的同志提醒我：周作人的书集中出版尚非其时，看来只能先出一选本，如果能编得好，反映不错，继续进行才有希望。我心领神会，又正想快点出书，于是立即动手。好在周氏著作都在手边，其中“话书”诸文自己本最爱读，想想也该是读者共同兴趣之所在，便决定先“从其一生所写三十几部文集中，把以书为题的文章选辑起来，编成这部《知堂书话》”。因为要快，补遗辑佚只能从缓，体例也没有仔细推敲。如今检阅初版，《自己的园地》选十六篇，《茶话》选六篇，《雨天的书》选九篇，《泽泻集》选一篇，这三十二篇共一百零二页，每篇平均三页多；而《书房一角》选了一百一十八篇，共一百一十一页，每篇平均不到一页。文章长短悬殊，差别十分明显。
这差别也就是文体的差别。知堂少谈文体，但《苦雨斋序跋文自序》说，“题跋向来算是小品文，而序和跋又收入正集里，显然是大品正宗文字。”又说，“题跋与序，正如尺牍之于书，盖显有上下床之别矣。”可见在他的心目中，“题跋”与“序跋”（“序”和“跋”）原是不同的文体，他自编文集时也是尽可能将二者分开的。至于从《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中选出来的，则是“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谈虎集·美文》）。我所选者都“以书为题”，故称之为“书话”，这本是“收入正集”的“大品正宗文字”，是这部选集的主体，更不宜与题跋混编在一起。
当然，文章好坏，与文体和篇幅长短并不相干。周氏自称，他写文章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多翻译，第二期写批评文章，第三期只写随笔读书录。无论在哪个时期，他都写了不少好的书话和序跋；而译馀读后，“或有感想，常取片纸记其大意”，此类几百字“算是小品文”的，也一直在写，而第三期写得较多些，大都收入《药堂语录》和《书房一角》，自成一种特色。其中亦多有好思想好文章，如《钱名世序文》篇介绍《名教罪人》，引起我去找来读了，即深得“以金针明度与人”之益，胜过了读大部头。
书名原想叫《知堂题跋》，而将《知堂序跋》改名《知堂序文》（二百二十七篇中只有七篇跋，还有十八篇后记），免相混淆；但已成之书名，毕竟难改，《知堂序跋》还是叫《知堂序跋》，这本就叫作《知堂题记》了。
2015年6月29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