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和尚的传奇一生：加入八路军入了党，受许世友陈毅重用

▲小林宽澄

导语：小林宽澄曾参加日本侵华战争，被八路军俘虏后，成为了一名八路军战士。经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的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勇敢，还在离日寇据点仅三、四百米远的地方进行反战宣传，后来成为反战同盟滨海支部的支部长。1955年复员回到日本的小林宽澄，虽然受到日本有关方面的监视，直到85岁后才解除，但他依然四处演讲，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摄影家黑明亲赴日本专程采访了时年95岁的小林宽澄，现将采访实录如下，以纪念今年1月16日刚刚去逝的小林先生。

>>日本国内的战争宣传是虚假的

黑明：为什么和尚（小林宽澄出生于日本前桥市满善寺的和尚世家，19岁通过考试获得和尚资格证在满善寺剃度出家）也要当兵？

小林宽澄：日本当时的形势是男子皆兵，也可以说是全民皆兵，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当兵去了前线。日本国内到处贴着“明朗华北，敌影不见”的宣传画，告诉应征青年，中国的天空是明亮的，也是漂亮、和平、安全和看不见敌人的，甚至告诉大家，对中国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去中国再也不需要打仗了，而且还给发钱。当时二等兵6块钱，一等兵9块钱，上等兵10块钱，发的都是日本军票。

1939年6月的一天，大胡町镇公署的人来动员我去当兵。当时我的身体不好，因为当和尚很多东西不能吃，营养不良。家中的哥哥1937年当兵去中国打仗，1939年受伤后刚回到日本，他说日军在中国的死亡数很大，加之父亲刚病逝不久，所以母亲很不想让我去，但镇公署好几次来动员我报名。

报名之前，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的身体肯定不合格，结果没想到我竟然在体检的时候顺利过关，而且还是甲种合格。其实我那么虚弱，身体肯定不够甲种，最多也就是乙种，这说明当时的体检标准已经降得很低，也说明征兵的难度已经很大。

1939年底，我放下木鱼和佛经，走出佛门，几天后不仅得到一份红色“征兵令”，同时还得到一套被褥、军装、皮靴、自救包、水壶、饭盒、洗漱用品。半个月后，突然接到军队大召集的命令，让我在当天夜里赶到枥木县政府所在地的宇都宫集合。我被编人华北派遣军第十二军第十四师团，同时配发了礼服、作战服、钢盔、刺刀和崭新的三八式步枪以及4颗手榴弹。

1940年1月10日夜，军队用一辆运载货物的厢式火车，把我们秘密送往东京芝浦港。火车里面一片乌黑，没有暖气，没有电灯，而且很慢，直到12日半夜才到码头，当时已经有一艘120米长、30米宽的货轮在那里等着我们。货轮是五层，除了最底下一层是军马和军犬，其他每层都是士兵。甲板上还建了4个临时厕所，厕所直通大海，蹲在里面很害怕，如果不小心掉下去，就直接掉到海里去了。14日深夜，我们到达广岛的宇品港，在宇品补充完物资，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宇品，在海上走了整整两天两夜。16日晚上，我们将近一万人在中国青岛登陆，当时青岛的气温很低也很冷。在青岛没几天，就有一个日本老兵对我说，一定要小心，这周围到处都是“敌人”，非常危险，稍不小心就没命了。我一下就意识到日本国内的宣传完全是假的，而且根本不是什么正义的战争，既然青岛都这么危险，说明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并不是那么牢固和安稳，所以我觉得有些上当受骗的感觉。可是，这时候想回也回不去了，只能跟部队在一起。

经过将近半年训练，我成为第十二方面军第十四师团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第十九步兵大队第二中队第三班的轻机枪手。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发到青岛和济南之间的益都，益都的西边有个辛店火车站，辛店北边30公里处有个桐林，我们就是当地最有名的桐林分遣队。那时候年轻，一心想为死去的皇军报仇，也想为国捐躯，想把自己的生命光荣地献给天皇，所以整天扛着一挺轻机枪到处去打仗。

>>被俘虏后就加入了八路军

黑明：您是怎么被八路军俘虏的？

小林宽澄：俘虏我的那次战斗并不大。1941年6月18日那天下午，我们小队和往常一样，从牟平驻地水道集出发，步行下去“扫荡”，19日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们“扫荡”到了海阳县北部午极镇的一个村庄，遭到八路军的突然袭击。当时我的战友大竹品次用望远镜发现山梁上有两个八路军，他以为只有两个人，就傻乎乎地一个人上了山。我和我的弹药手白土利一发现大竹上山了，就叫上我们所有的人和汉奸队，准备一起去打那两个八路军，等我们上去之后，大竹已经被八路军用枪托打倒在地哇哇直叫，说他的枪被八路军抢跑了，我们就追八路。没想到一下冒出来好几十个八路军，当时带我们上山的汉奸队看见八路人多拔腿就跑。这时我们的小队长也慌了，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只是让大家赶紧撤退，我和白土用机枪不停地扫射和阻挡八路军的进攻，掩护我们的十几个人撤退。当时我和白土虽然打死不少八路军，但他们人很多，一批一批地从山上下来，我和白土根本打不完。在这种情况下，我俩也准备跑，想去追我们的部队，结果没跑多远就迷路了，不知道我们的人去哪儿了，只好往旁边的另一座没有八路的山上跑，想占领制高点再向八路射击。没想到那个山峁完全是细沙，往上爬的时候总往下滑，根本爬不上去，我俩就绕过那个山包，准备往山后跑，刚刚绕到山后面，突然又出现了十几个八路军挡住了我俩的去路。这时候我发现我们已经被好几十名八路军彻底包围，也没有突围的可能了，所以心里很着急。

我说白土我们自杀吧，让白土先打我，他说他下不了手，让我先打他，因为我是射手，他是副射手，从这个关系来讲，也应该是我先打死他，然后我再自杀。所以，我就端起机关枪向白土叭叭叭，打了3枪。我准备自杀的时候，突然想起了父母和兄弟，但不管怎么想，也得死。我把头挨着枪口，用脚趾头扣动扳机，叭叭叭几枪，我就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满身是血，这时八路军已经把我拖到了田地的中间。八路军就用日本话对我说，我们优待俘虏，不杀你。他们准备用担架把我抬回去，当时我挣扎着不上担架，他们强迫着把我压倒在担架上，过河的时候，我又跳了两次河，他们最终还是把我从水里拉出来。这时候我的头部伤口已经疼得动不了，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把我抬到一座寺庙里，给我包扎了伤口，晚上做好饭让我吃。我心想我是日本军人，肚子饿也不能吃你们的饭，所以他们吃，我不吃，后来饿得实在不行了，心想那就吃一半留一半吧，意思是还想保持一点日本军人的身份。结果饿了，而且觉得很好吃，一口气就把一碗饭吃完了，当时觉得很难为情。

黑明：后来是怎么参加八路军的？

小林宽澄：在那个庙里吃完饭宿营的时候，八路军开始审问我，问我是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我当时还想跑，什么都不说，即使说也不说实话。最后他们没办法，只好把我带回部队。到了八路军的驻地之后，我才知道俘虏我的是山东纵队胶东第五旅东海军分区。其实俘虏我的第五支队就是后来的第五旅，当时我们早就知道这支部队，他们打仗特别厉害，在胶东地区非常有名，尤其是第五旅的旅长吴克华，我们日本军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那个人看上去很老实，但是打起仗来好厉害呀！那时候我们一听到第五旅和吴克华这几个字，大家就特别小心，他后来是胶东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独立五旅旅长。没想到我被俘虏后，他们不仅没杀我，他和许世友司令竟然都还同意重用我，而且让我在他们身边工作。

被俘10天后，我就赶上八路军召开庆祝七一建党大会，组织上竟然通知我去参加，当时我非常感动，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会让我参加这么重要的大会，所以我觉得八路军把我当成了自己人。尤其是参加完晚会的当天夜里3点钟，我们还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被枪声惊醒，陪我睡觉的敌工部的同志还没有醒，说明他们一点都不防备我。我出门发现是鬼子兵来偷袭，就想八路军肯定会误认为是我报的信，肯定会把我杀掉。结果他们不仅没有怀疑我，还叫我去分析问题和探讨怎样对付鬼子兵，这令我特别感动。其实在那之前，我学中国话完全是为了给逃跑打基础，因为不会中国话根本不可能跑掉，去八路军的办公室找他们学中国话，也是想了解他们的秘密。但从那天之后，我的思想观念就彻底变了，我觉得他们并不坏，而是我们日本鬼子坏，所以我的日本民族主义观念也就放弃了，甚至是死掉了。

两个月后，八路军又在牟平县午极镇召开了“九一八”纪念大会。八路军又让我参加了大会。我当时觉得共产党怎么那么信任我，开会回来的当天，我就自愿加入了八路军。年底我就被派往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并且参加了由杉本一夫1939年11月在山西最早成立的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这一反战组织。1942年3月，我从延安回到山东纵队政治部敌工科报到，我建议成立了胶东地区觉醒联盟，组织上就任命我为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后来又让我担任了反战同盟山东协议会的执行委员和鲁中支部、滨海支部的支部长，我虽然不是党员，竟然让我当了支部书记，你说这能不让人感动吗？

从此，在八路军和日军的无数次战斗中，我都是跑在最前面，有时甚至走到二三百米的地方向日军喊话。我参加八路军之后，每次打仗前我都会反复用日本话向鬼子兵喊，“我是小林宽澄，原来是第四独立混成旅团十九大队第二中队的，现在是日本反战同盟的支部长，我们发起的这场战争并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不该来中国打仗，更不该杀人，我们这里有很多日本人都幸福地活着，欢迎你们也来参加反战组织。”虽然每次打仗之前我都要去前面喊话，但一个也没有被我喊过来，不过有些人也不反对我喊话，也没向我开枪。后来喊话时间长了，他们也能听出我的声音，记得有一次在新泰县龙亭区刘家洞村对着一个岗楼喊话，岗楼里的鬼子兵也向我喊，“小林，你这个叛徒卖国贼，请你以后不要再喊了，我们是不可能投降的！”紧接着就向我射击，经过我的再次喊话，碉堡里就没有骂声了，也不再向我射击了，而是一片沉静。

1943年春，日军对鲁中地区的八路军根据地再次发起大“扫荡”，特别是打出高价悬赏反战同盟队员的头颅。我就被组织以广东籍、化名张熙城安排隐蔽到了沂蒙山沂水县一位姓陈的武工队长家中，他们在田地里挖了一个地窖，让我藏在里面，后来又转移到沂源县土门镇刘家洞村的堡垒户李义胜家。

我从沂水被转移到沂源老李家的时候，村旁就是向我开过枪的那个岗楼，起初我很担心被发现，可是护送我的同志说，没关系，离敌人越近越安全，再说老李非常支持革命，他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为了安全，当天晚上老李就把我送到离他家不远的一个山洞里，站在那个洞口，就能看到那个岗楼，老李每天晚上都会冒险给我送饭，有时还会带着烧酒，我俩就坐在山洞里一起喝酒，一起拉呱。老李那个人很讲义气，标准的山东大汉，有一次日本鬼子把他抓起来吊在树上打了个半死，他都没有暴露我的目标。在那个山洞里，我没事干就翻译艾思奇先生的《唯物史观》，这本书对我改变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陈毅和舒同派我去和鬼子兵谈判

黑明：反战同盟那么多人，为什么让您去谈判，这样的谈判有没有可能被日军杀掉。

小林宽澄：1946年初，八路军去了东北，新四军又来到山东，当时鬼子兵的正规部队都还没有走。有一天新四军的司令员陈毅在新四军暨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的陪同下来找我，陈毅对着我说，“小林同志，我们对山东日军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共产党的军事代表要和日本军队谈判，可日本军队只认国民党，他们不愿意把武器交给我们。”我意识到他俩是想让我去和鬼子谈判，我二话没说就带着他们给我准备好的写有谈判条件的字纸，作为共产党的军事代表，去和鬼子兵谈判。到了陇海铁路新安镇日军据点二三百米处之后，其他同志都全副武装在那里等我，我走到据点大门口，有个日本兵在站岗。我刚说了两句话，他就问我，你是小林宽澄吗？我反问，你怎么知道小林宽澄呢？他说你很出名，我们都能听出你的声音。所以就放我进去了。进去之后，曹长和小队长都出来了，他们把我围起来，问我这几年怎么样，还请我吃饭、喝酒。在酒桌上，我把陈毅和舒同交代给我的字条给他们念了一遍。他们说这事他们做不了主，也没有权利回答，但一定会把这个意思向上级报告。吃完饭我的工作也算做完了，我向他们告辞。出门之后我心里很急，很想跑回去汇报，但我还是没有跑，觉得跑不好看，好像害怕似的。回到二三百米处的部队时，陈毅和舒同还在等我。半夜，舒同主任又来找我，我以为他又要给我安排什么任务。结果他说是来慰问我，给我带来很多鸡蛋，还有3000块北海币，让我非常感动。

因为谈判有可能被杀掉，我的战友宫川英男就是在抗战胜利的前两个月，被鬼子兵抓去用刺刀捅死的，至今还埋在济南的长清烈士陵园。宫川英男是日本山林县人，他和我是同一年被八路军抓的俘虏，后来他一直和我在一起从事反战工作。好在我去谈判的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也不再乱杀人了，但是大家心里总还是有些害怕，万一他们不讲理把你杀掉，你也没有办法，所以陈毅和舒同也都很害怕，我在谈判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外面等我。陈毅和舒同派我去和鬼子兵谈判，主要是我的中国话比别的日本同志说得好。当时我们部队虽然有好几个日本人，也都已经在八路军工作了五六年，但他们中国话说得都很差，很难领会陈毅和舒同的意思。我那个时候口袋里老是装着日记本和圆珠笔，很爱学习中国话。日本兵投降之后，思想波动都很大，陈毅和舒同觉得我的中国话说得好，就让我组织人去教育他们，后来又让我做遣返战俘的工作。

1946年2月20日，是我一生最为难忘的日子。那天，舒同找我谈话，希望我加入共产党，我说我是日本人也可以入党吗？他说当然可以。因此在舒同主任和联络部长刘贯一的介绍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济南解放后，我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云，被分配到济南市政府外事处工作，主要负责日侨工作。那时日本军队已经不在了，但济南还有将近200个日侨，有的是当年在济南开诊所的，有的是开照相馆的，还有一些是从大连过来的技术人员，他们都有自己的财产，也有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所以当时都不愿离开济南，也不想回日本。因为日本当时刚投降，很混乱，回去很难找到工作。那么我们八路军也很需要这些技术人员，想让他们做一些建设工作，不想让他们走。

1953年，舒同把我从济南调到了内蒙古工作，担任了丰镇县医院副院长。有一次我去沈阳出差，通过战友介绍，认识了四野部队的日本籍女护士小泽品枝，不久组织便把她调到丰镇县医院当了护士，我俩就结了婚。1955年我们在丰镇生了一个孩子，当时中国第一部宪法刚刚颁布，为了纪念宪法，我给儿子取名宪明。同年，日中红十字会开始谈判，希望在华日本人回国，随后一批又一批开始返回日本。1955年12月15日，我家随第12批回国团200多人从天津塘沽港乘坐日本兴安丸号客船，18日抵达京都市舞鹤港。回到日本半年之后，我们又生了个女儿，因为女儿是在内蒙古丰镇怀上的，为了纪念丰镇，我们给女儿取名丰子。我在中国一共生活了15年，对中国的感情特别特别深，所以我的中国话带有浓郁的山东味儿，也会很多山东特有的方言表述。

黑明：您在中国被俘叛变，回到日本后是否受歧视？

小林宽澄：刚回国的时候，我经常四处演讲和作报告，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日本的特务机关也很注意我，说我是中国特务，好几十年警察署一直都在监视我。我一出门，那些监视人员就跟在我后面，尤其是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会有好几个人监视我。直到十几年前的一天，也就是在我85岁那年，两个警察才来我家说，“小林先生，我们对你的监视已经结束了，你可以自由活动了”。这才解除了对我整整50年的监视。

——摘自《炎黄春秋》2019年第六期，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作者：黑明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