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工业急剧发展背后的艺术积淀与类型蜕变——从上海国际电影节看亚洲类型电影的新探索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坚持“立足亚洲”的定位，展示了许多跨越时空、富有魅力的亚洲电影成果。其中，亚洲电影的类型化创作趋势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特征。同时，有别于个性化的艺术表达，一种内化于类型叙事模式之中的有关民族历史、精神文化和社会关注的主题亦愈发显著。

近20年来，亚洲类型片在主题表达层面的新探索，或许标示亚洲电影区别于好莱坞商业片和欧洲艺术片，已成为世界电影多极版图上的重要一极。

类型片的历史考察与亚洲实践：

一种足以承载严肃内容主题的亚洲类型电影呼之欲出

在电影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于所有亚洲国家来说，电影是伴着西风东渐而进入民众视野中的一种“奇技淫巧”。面对电影作为舶来品、消费品和娱乐品的天然属性，亚洲国家电影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欧美的影响。一方面，它在欧美资本的挤压下导致民族电影业发展迟滞，如印尼、泰国的民族电影业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才逐渐确立；另一方面，它们在创作中长期未能摆脱好莱坞基于电影的商业属性所确立的类型范式。

类型电影生产须依靠电影工业体系的建立，制片方根据观众的观赏兴趣与期待，依照某种主题程式或者叙事范式将影片的情节结构与影像风格进行规范。这种早期类型电影虽裨益于培育完善电影消费市场，但它同样由于工业批量生产、主题重复，叙事结构上千篇一律，美学上乏善可陈而备受争议。法国著名电影批评家让-米歇尔·傅东曾经指出：“好莱坞让人们的想象力变得单一，……通过其成熟的复杂的市场技巧让全世界的大脑同步，它是一种商业化和专断化，最终将导致多样化的消失。”

虽说如此，在许多当时电影市场并不健全的亚洲国家，类型片的强大市场号召力使之一度被视为“救市良方”，曾使亚洲国家电影短暂地焕发生机。以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电影作为横断面来看，日本将改编自畅销小说的推理悬疑片发展至顶峰、韩国的爱情喜剧片推动了女明星制度的形成，但是，这种弥漫着粗制滥造与票房“拜金主义”之风的作品很快为市场所厌弃，加之1990年代之后世界电影产业萎缩的外部环境，这股亚洲类型电影的创作风潮迅速低沉。因此，批量生产的类型片虽足以提振市场热度，但在电影工业体系尚不健全、民族主题风格尚未形成的国家来说，以无节制地复制类型片来指望发展民族电影业、建立稳定的电影消费市场，无异于饮鸩止渴。

进入1990年代后，曾在类型电影探索上数度铩羽的亚洲国家，开始回顾自己的民族经验与本土文化，打破固有表意形态，超越电影实践经验而下沉至民族文化体验，使一种丰富驳杂且气韵深沉的艺术内涵积淀于影像之中。这些创作者或理性记录现代性进程中的国族与群体记忆，或以笔力雄健的大写意来抒发个体情感，或执着于探究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和谐与对撞。诸如贾樟柯、是枝裕和、金基德、韦西·沙赞那庭、加林·努格罗、拉夫·达兹等人在这一领域的深耕使亚洲电影的表达主题与结构形式大为延展，一种深具“亚洲性”的影像群落逐渐与好莱坞类型片以及欧洲艺术片区别开来。

因之，这一时期亚洲电影在艺术上对本土美学的传达、东方文化的抒写以及民族图式的描摹，直接影响到世纪之交渐次建立起本国完整电影工业体系之后的类型电影创作。期间，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韩国电影振兴法的颁布实施、印度对电影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推动、泰国电影新浪潮运动的兴起、印尼电影振兴计划的制定、伊朗默哈吉朗尼的文化开明政策推行等来自国家或者业界的举措，使亚洲电影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和影响力大幅提升，也为本国电影工业体系或制度的确立提供了保障。加之其工业体系确立后在类型电影领域上的惯性发展，一种足以承载清新刚健、底蕴深邃的严肃内容主题的亚洲类型电影就呼之欲出了。

亚洲类型电影的改造、探索与蜕变:

从遵循商业规则的维度突出了电影的文化精神价值

新世纪之后亚洲类型电影的发生，既体现在它们聚焦于阐释具有“亚洲性”的影像美学共同体之上，又蕴含于对好莱坞传统电影类型改造的观念之中。基于亚洲国家地缘与文化的亲密关系，以及面对现代性焦虑的共性，如今亚洲电影不再是作为多元化的影像特例而存在，而已然占据了世界电影多极版图中的重要一域。它不断通过强化自身在民族文化、历史记忆、区域经验与未来构想上的表达，寻找对好莱坞全球霸权突围的缝隙，同时也把这种以风格化镜语和在地性主题对电影类型进行改造的观念，当作一项历史性任务进行。同时，亚洲类型电影的新探索亦有别于经典地域性影像标签（如中国武侠片、日本剑戟片、印度歌舞片等），在类型复合、类型跨越与类型共享方面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而历经积淀的文化经验、历史记忆与情感体验等主题则形成了电影类型结构中的核心与枢纽。

从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发布的片单来看，许多亚洲影片体现出了上述类型与主题之间相互改造与融合的趋势。

例如，印尼的  《与魔鬼共舞》将宗教与印尼日常生活相联来营造恐怖片气氛，对印尼社会家庭进行描叙的同时，也用恐怖片的惯常手法营造了宗教的神秘感；《水牛男孩》将故事置于近代印尼沦为殖民地的创伤经验之中，但创作者却通过具有印尼特色的西部片和功夫片的影像风格展示其家国与血缘之间的纽带；泰国的《伦敦糖果》继承了泰国爱情片典型  “小清新”风格，并同时结合喜剧类型，将故事背景放在域外，体现出泰国电影日益突出的国际意识；印度的《一代巨星桑杰君》对传记电影进行改造，把对印度文化风俗、阶级特质等内容的展现与思考蕴藏在桑杰成长经历的叙述中；伊朗的《铿锵玫瑰》结合体育励志类型片元素来讨论女性议题；菲律宾的  《阿尔法，杀之权》在个人化表达的风格中贯穿警匪片、犯罪片的类型特点；日本的《螺栓》则以三幕剧的形式混搭灾难片、悬疑片与伦理片要素，来讨论大地震对国民心理的沉重而深远的影响……

从当今世界电影发展来看，亚洲类型电影的新探索已然为类型电影的继续演进提供了全新空间。一方面，在好莱坞执着于技术主义，陷入对工业模式的深度迷信时，亚洲在类型电影的改造过程中确立了鲜明的人文精神与丰富内涵；另一方面，它以更高的思想立意逾越了商业逐利的壁垒，但又从遵循商业规则的维度突出了电影的文化精神价值。如今，亚洲类型电影的探索、改造与蜕变仍在不断持续，在建构世界多极影像版图的进程中，将继续贡献无可取代的力量。

作者：郑炀（上海师范大学光启青年学者、上海市晨光学者）

制作：童薇菁

责任编辑：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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