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间供会士阅览的“修士室”开始的徐家汇藏书楼 | 一点历史

沿着肇嘉浜路一路来到徐家汇，除了“不息”，还真想不出什么更贴切的词语：穿梭的车流人流，一直在卖出买进的百货商店，生怕追赶不上高科技的数码城产品……似乎一不小心放慢了脚步，就会被落下。

然而，沿着漕溪北路一路向南，经过白色拱形人行道、隔墙看到那两幢与周围“很不搭调”的欧式小白楼时，很多人会被吸引而心甘情愿驻足。在这里，连时间都没有逃得过，几百年的厚重历史安心地、静静地沉淀着，这就是漕溪北路80号的徐家汇藏书楼（Bibliotheca Zi-Ka-Wei），今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作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图书馆，作为上海现存最早的具有公共性质的近代图书馆，藏书楼无疑是我国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一个缩影。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包括上海在内的5个城市被辟为通商口岸，一度为清廷所禁止的西教逐渐恢复在华传播。1843年上海开埠。1847年3月（清道光二十七年二月），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Claudius Cotteland）委派司铎梅德尔（Mathorinus le Maitre）在徐家汇置地，西班牙籍耶稣会士范廷佐（Joannes Ferrer）设计图纸，建造耶稣会修院、会士居所和小堂。据同治《上海县志》第三十一卷记载：“徐家汇天主堂旧建在西门外肇嘉浜徐文定公光启庐墓之东北，为近地教中人瞻礼所。”

位于漕溪北路80号的徐家汇藏书楼是两幢被高楼“环抱”的小白楼

**从3间供会士阅览的“修士室”开始

1847年7月（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竣工落成，耶稣会修院由青浦横塘迁至徐家汇。当时，传教士们已经开始搜集图书，并专辟3间“修士室”用以藏书，是为徐家汇藏书楼的雏形。起初并不是独立楼体，也未见规模，只是供会士查阅资料的小型场所。

1867—1868年，因藏品渐丰需要扩大空间，原有的平房改建成两层楼房，下层用作藏书室，并在楼东北侧新建3层耶稣会住院，即神甫楼。1897年，原先的两层楼房拆除，藏书室移到神甫楼东北侧，扩建成新的两层藏书楼，又称“汇堂石室”、大书房或藏经楼，当时往来的信札中也称藏书楼耶稣会士为“石室神父”。

上海图书馆原古籍部主任陈秉仁曾专门考证过藏书楼的建造时间：“由于几次改建、扩建，外界讲法不一，但真正初具规模的，应该和天主大教堂的建造联系在一起看。”他介绍说，有资料显示，1896—1897年工人进场开始作天主大教堂的建造准备工作，当时要搭工棚制作石料，很多东西要拆掉，便建了幢楼来藏书。“那么多藏书也不可能一下子搬过去，前后陆陆续续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

现今看到的徐家汇藏书楼西南楼，就是1867年建造的耶稣会住院，即神甫楼，1931年经过较大改造，为四层坡顶的外廊式建筑，砖木混合结构。一楼入口处，大屏幕循环播放着介绍藏书楼的纪录片。二楼朝南小房间设烟道和壁炉，原为神父居所，现为藏书楼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朝东的大开间是阅览室，十几张书桌不算多，但古朴厚实，西式台灯发出暖黄的光，木地板踩上去还微微作响。

藏书楼的老一代先生基本都已去世，现在可能没有人比陈秉仁更熟悉藏书楼了。他1964年刚参加工作时就在藏书楼，一共呆了10年：“当时工作人员很少，没有保安，人事部门就安排我白天工作、晚上值班，前6年我算是1天24小时在藏书楼里。当时住的就是神父住过的房间，里面带帐架的铁床、用的写字台、坐的藤椅都是神父留下来的。壁炉都在，只是不烧了。”陈秉仁说他在藏书楼期间，周边基本保持着原来的格局，每天早上起来时，朝不远处一看，都能看到天主堂神父。星期天做弥撒时，教堂里管风琴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

“我那时还是学员，葛伯熙老先生可以算是师父，1956年藏书楼归入上海图书馆后，只有他是原来天主堂藏书楼时期的留用人员，对藏书楼情况了解得比较详细，很多都是他那边听来的。”据陈秉仁介绍，神甫楼以前有个地下室，积水很厉害，走进去都漫过膝盖，“一到星期四劳动时间，大家就拿水桶舀水，每人要递个100多桶。后来房管所在地下室下面又挖了个窨井，安装了抽泵，才解决了积水、排水的问题。”他还听老人讲过，“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时期，地下室养过蘑菇，花园里还养过猪：“我去的时候猪圈还在，只是不养猪了。”

1900年徐家汇藏书楼远景

**藏书房设计风格理念做到“中西合璧”

阅览室里唯一有点“静中取闹”的就是宽敞的外阳台，时不时捎来花园里的阵阵鸟语，但又通联着另一个更深邃和肃静的世界——藏书楼的东北楼，即1897年建造的大书房、藏经楼。这幢两层坡顶的小楼也是砖木混合结构，南北面设欧式百叶窗，在老建筑专家娄承浩看来，应该是国内唯一一座在设计风格和理念上做到“中西合璧”的藏书室了。

大书房二楼为西文书库，仿照罗马梵蒂冈图书馆的布局。12格木质书架“顶天立地”，半腰的木质走道底部有铁栏杆支撑，3架扶梯与走道相连，整体形成六进六出的“回廊”，就像一个个中国字“四”。这种开架式，取书特别方便，每一本基本都是触手可及：高处的就走楼梯上去，低处的稍稍弯腰就行。听藏书楼主任王仁芳介绍，西文书库的排架也参照梵蒂冈图书馆的分类法，以罗马字母加阿拉伯数字来标记分类号、架号，共列37大类286小类。“譬如A大类SCRIPT SACRA，就是圣经类。”他还补充说，汉学类书RES SINENSES和神学类书THEOL MORAL近年来受学界关注比较多，可谓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笔“富矿”。

藏书室内有专门记录温度、湿度的仪器，以此来决定是否开空调降温或祛湿。百叶窗的开关也因季节、气候而定，主要照明靠从天花板上垂下的一盏盏如倒扣酒杯似的小灯。书的保存和光线有非常大的关系，见光越少，保存时间越久。为避免光的直射，灯罩设计特意要求用磨砂玻璃。后来为了装喷淋系统和空调，楼顶有所抬高，而书架和那些很不起眼的三角木撑（书挡）都是原来的，“做书架的每块木板都是一整块，一棵树上的，没有拼接过。比我们的年龄可大多了。”王仁芳说。

大书房的一楼原为中文书库，仿造明代宁波天一阁的样式，朝北一个大通间连接起朝南的六个开间，取《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一通间就是“天一”，六开间就是“地六”。藏书楼最怕火，取以水灭火之义。与天一阁六开间由书柜隔断开来不同，这里的六开间完全是墙砌的，大约有4米高。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五开间，东边最外侧一间在徐家汇修建地铁期间，改建成了漕溪北路上的那个白色拱形人行通道。

每个开间的东西两面墙设书架，“顶天立地”共10格，“最初都是12格，上9下3，上面较窄，放一般线装书，下面较宽，放大开本书或报纸期刊等。”据王仁芳介绍，2002年大修时，为了铺木地板防潮，地面抬高占去了1格，同时为了安装空调、喷淋系统，天花板压低后也占去了1格。每排书架最上端装有窗帘杆一样的铁杆，用来挂靠竹梯取书。“当年我也就20岁多点，上上下下还是有点怕，高啊！取好书，还要一手拿书，一手扶着梯子慢慢下来。”陈秉仁坦言自己还有一“怕”，就是“暗”：“百叶窗经常关着，灯光也很弱，尤其是从梯子上往下走时，心理感觉更强烈些。”

由于上海图书馆资源布局的调整，中文资料已经都搬出去了。原先排架按照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放了五间多点，地方志全部放在朝北大通间里，集中了全国各个省、府、州、县地方志12万多册。解放前，国内收藏地方志最多的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其次就是徐家汇藏书楼，陈秉仁说自己还看到过当时征集地方志的小广告纸。

王仁芳随身带着很多钥匙，一把一把，围成一个大圆盘，叮铃作响，每次进大书房，一道一道，要开好多门。在他看来，进书库就是一种对书的朝圣，“1800年之前的书，我们都用牛皮纸包起来。学者若想一睹芳容，除了提出申请外，还要所在单位开具证明，同时需要图书馆馆长的批准。”虽然他也表示，书要公开出来才能发挥出它的价值，但一想到这些珍贵的“文物”，自己还是深感责任重大。

作者：荏山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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