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迟子建的访谈,字里行间都跳跃着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问到文学上的那些问题,纵然刨根问底,她也兴致一般,因为“文学是自我的,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但当话题转向吃的,她马上兴趣盎然,连连分享起最近在菜谱上的新发现:用新鲜的柚子来蒸米饭和叉烧鸭,再加一点胡萝卜丁,柚子的清香闷在糯米饭里,“那味道简直太棒了!”
这种对物的细致的赞美,在迟子建的散文里比比皆是。她描写父亲每年都会做的灯:“从门外的雪地上捡回一个罐头瓶,然后将一瓢滚热的开水倒进瓶里……用废棉花将灯罩擦得亮亮的,亮到能看清瓶中央飞 旋 的 灰 尘 为 止”(《灯 祭》);她描写庭院里乱糟糟的鸡架,倒也可爱有趣:“到喂食的时候它们就将头伸出来,鸡槽上横着许多毛茸茸的脑袋,一顿一顿的,看起来充满了无穷的生气”(《好时光悄悄溜走》);她甚至描写日历,普通的日历因为“撕”的动作而有了人的焦虑和时间的紧迫感:“下面是挂日历的地方,纸牌留着一双细眯的眼睛等着日历背后尖尖的铁片插进去,与它亲密地吻合”(《撕日历的日子》);她写北方的雪,也写北方的盐:“盐被白花花地撒向缸里的时候,会发出簌簌的声响,好像盐在唱歌”(《北方的盐》);任何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平庸物件在她笔下,都化身为了审美对象,连用来从事田间劳动的农具,都可以是美而灵动的:“你能从光滑的农具把儿上,看到树的花纹和节子。那些大大小小的木节一个个圆圆的……好像农具长了眼睛似的”(《农具的眼睛》);她像疼惜心爱之人一样疼惜家里的酱缸:“酱缸其实是很娇气的,它像小孩子一样需要精心呵护着”(《蚊烟中的往事》)。
迟子建将自己对世间万物的爱,转化为在文字世界里对物件的长久凝视。爱的重量转换成对所写之物给予的时间和笔墨、毫无厌倦的描摹、一寸一寸的度量、反复地审视和注目。这种对物的赞美,与小资文学中的恋物癖有着很大区别——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中讲“陌生化”眼光,即用“第一次”的眼光来打量所见之物,那么最平庸的物件也会焕发不一样的审美特质——物的实用性被悬置了,潜伏在身体里的审美因子因此被唤醒。
迟子建对事物“美”的发现,在这种“陌生化”眼光的凝视中被揭示。她笔下被描摹的物,往往去商品化、去标签化,是独一无二的活生生的个体。我们可以将迟子建对物的细致描摹,看作一种文字的“擦布”,她用这张细腻的绒布反复打磨所写之物,孜孜不倦地描写冰灯、庭院、花影、年货、钟表……从而让笼罩在它们内部的团团火光,缓慢而柔和地显现出来。
迟子建坚持用最朴素和传统的方式书写着散文,那种稀有的认真和对爱的体察,在她的文字中随处可见。她不嬉笑怒骂,也不呲牙咧嘴,她娓娓道来她的所思所想,用文字打开一扇门,邀你入室喝茶,敞敞亮亮。在《龙眼与伞》中,“我”在故乡闭关写长篇,正写到酣畅淋漓处,母亲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下雪了,她给“我”送伞,就在楼下。我并不领情,反而责怪她突然打扰,不耐烦地对她抱怨了几句,便挂掉电话。然而“我”下一秒就后悔了,飞奔到阳台看到母亲渐行渐远的身影,羞愧使“我”张不开口。迟子建最常用白描,她勾画朴素的细节,然而每叩响一个扳机,箭头都直抵靶心。羞愧于“我”只是一个更加延迟的“张不开口”,是将爱推向更远处,让它发酵,让隔阂蔓延。“我”只有在雪停之后才回到家,母亲明显哭过,可“我”也说不了太多,只能向她道歉,请她不要伤心。母亲用一句数落表示了对“我”的原谅:“以后你再写东西,我可不去惹你!”然而真的彼此谅解彼此宽慰了吗?仍旧是无解的沉默、千言万语都“张不开口”啊。
作家阿来和王安忆都写过迟子建的笑。阿来对迟子建的印象总是“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声”,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就知道她一会儿要出现。王安忆说迟子建“很会笑,她笑得那么明朗,她也不是疯笑,也不是媚笑,就是一种非常开心的笑”,她说迟子建身上有一种勃勃的生气。
迟子建同样谈到笑,她说她崇敬卓别林,因为他最为深刻地理解了幸福,那就是“有代价的幸福”。卓别林描述一个侍者端着盘子笑吟吟地走进餐厅,突然被香蕉皮滑倒狼狈倒地,众人见状哈哈大笑——他认为跌倒并不引人发笑,引人发笑的是一个人在瞬间由快乐突然坠入了忧伤。事件因为其复杂性的缠绕而显出真实和深刻。于是,我们在迟子建的文字中感受到的“爱”,不是由纯粹的“甜”带来的恃宠和黏腻,而是酸涩之外所包裹着的一团又暖又柔的光,是体察过人生百味之后的温柔与慈悲。
那么“笑”流到迟子建的散文中,就变成了一种深沉而绵长的力量感,她质疑科技和文明的进步:“这个世界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前走着,以至于我常怀疑在它的深处埋藏着巨大的阴谋。我们的一切仿佛都已经被预定了,到处都是秩序和法则,你无法使自身真正摆脱羁绊而天马行空”(《晚风中眺望彼岸》)。此刻,柔软的“爱”,因为有了更多理性和智慧的依傍,将爱的锋芒藏在鞘中,缓缓抬头,折射出更多坚实和笃定。
作者:张 祯
编辑: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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