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一）：特殊的城市提供的特殊环境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的纪念日。98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今天摘编记者采写于201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从上海开始》，作为祝福和纪念。

兴业路76号，隔壁就是喧嚷的新天地。上海的热闹，这一带最为明显。

而95年前，这里静得很。当时，沿望志路（今兴业路）只建了一排五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房屋簇新，马路对面是一片菜地，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沿马路西边的房屋也没有建造，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

1921年7月23日，平均年龄28岁的十余位代表从各地而来，与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走入望志路上的106号（今兴业路76号），之后的故事已家喻户晓。

而后，直至1933年转移到江西瑞金，中共中央与上海结缘12年，其间虽有过短暂迁移，最终又回到了上海。这12年，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除三大在广州召开），构成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完整过程、开启了大革命的新高潮。

回到起点，回到这幢保留着上世纪20年代风貌的老宅，一个个问号会被点亮——为何是这里？为何是上海？为何是城市？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一历史选择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必然性？

（一）

“一个会议在某一个地方举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考虑到那时上海城市特殊的政治格局与特定的区域功能，像中共一大这样的会议在上海、在法租界举行，还是有某种必然性的。”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认为，无论是政治环境、社会环境还是交通通信，对一个全国性的、国际联系频繁的政党的成立及发展，上海都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比较优势。

相对安全的绿岛

有人曾提出，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盘根错节中组织成立的秘密政党，选择一个郊野荒僻的地方成立也合乎情理。但历史并未如此发展，当时的特大城市上海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

若选择偏僻地区建党，从浅层看无非是为了安全着想，当时处境特殊的上海可以提供这一份安全。熊月之将当时的上海概括为“一市三治”——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管辖区域、管辖权及司法系统等都是各自独立的，其实是三个“上海”合成了一个大“上海”——这就跟单一性的城市有所区别：“单一性城市在行政管理上有其有效性，而三个城市的管理边际效益就比较低，相对来讲，从事秘密活动就有比较大的安全性。再加上制度差异，租界里有一些制度比较适合政党活动，如两个租界都对允许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有明文规定，而且从1903年起租界就不允许中国巡捕到租界抓人，中国军队也不可以武装通过，虽然这些举措是出于维护租界行政权不被中国政府干扰，客观上却为政党活动提供了便利。”

尽管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但是在当时，仅从政治环境来看，作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北京远不如上海宽松。五四运动以后北京政治气氛压抑，文化环境恶劣。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再是《新青年》编辑部南迁，1921年又发生军警殴打北大教授事件，导致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这期间很多政治精英、文化精英选择了上海，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是其中一员。在熊月之看来，清末时期，上海就是陈独秀的活动阵地，陈独秀熟悉上海的政治环境，在北京受到迫害便回到上海，是非常自然的事。

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政治精英，很多选择居住在法租界。熊月之梳理了1919年至1921年，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参与或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知识分子的住处：“都在法租界，而且相距不远。中共一大的选址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就居住在附近一带。”选择居住法租界，而非公共租界，是与前者的发展有关。法租界重文化，工商业不如公共租界发达，税收相对较少，建设较慢。1914年对于法租界来说是个发展的界线——之前法租界只有2000多亩，租界中心是金陵东路；1914年法租界向今鲁班路以西的地方扩展，一直延伸到肇嘉浜路以北、徐家汇一带，面积一下增至15000多亩，中共一大会址（房屋建于1920年）所在的区域1914年后才发展起来，属于法租界的边缘地带，相对僻静，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激进人士，包括孙中山、陈独秀等都在这一带居住，原因在于这一带房子较便宜，房价大概是金陵东路等市中心的五分之一，又临近租界交界处，方便组织活动，而且法租界的集权管理模式相比公共租界效率不高，有缝隙可钻。另一方面，相对集权的管理模式也使得法租界成为上海实行城市规划最好的区域，从道路系统到房屋建造都有标准，法租界的品位与宜居在当时的上海比较突出，这也是很多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选择此处落脚的原因。

上海的相对安全，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尤其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台而结束。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面临的危险严重加大，上海临近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南京政府又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整个环境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辟了一个天地，意味着党的活动、工作重心发生变化，由城市转移到农村。1933年，中共中央决定撤出上海，迁至江西瑞金。

全国化的上海，全球化的上海

中共一大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在上海，他们便于隐藏身份，这是很多城市不具备的优势。“上海外国人多，外地人多，这是很要紧的。如果是在一个外地人很少的地方，一大代表的外地口音会被马上听出来，但是在上海这很正常，当时的上海85%的人都是各地而来，可谓‘南腔北调’。”熊月之说，1860年以后，中国发生任何战争，上海都保持中立，这是租界以及西方列强跟中国、上海达成的协定，这就意味着当时的上海可以免受战火波及，相对安全。再加上城市大，容易解决就业问题，因此国内尤其是江南一带一旦发生战争、灾荒，人们会逃向上海。“上海的第一波人口及财富就来自江南，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江南的富户为上海带来了资金，穷人带来了廉价劳动力。1921年，上海已经有240万人口，远远超过其他城市，是当时的特大城市。在一个移民城市里，中国一大代表的到来不会显得突兀。”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在上海开会，跟共产国际也有关系。“当时整个欧洲严重打压共产主义，马林、魏金斯基（中文名吴廷康）等人熟悉欧洲的政治环境，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又不太熟，所以警惕性特别高。中共一大开会期间，闯入了巡捕，马林等人尤其紧张。”而1920年的上海有大约5000名俄侨，主要生活在法租界，他们中有一些人拥护布尔什维克。这为马林、魏金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

熊月之认为，谈上海，有两点很重要，第一是全国化的上海，第二是全球化的上海。“当时没有哪一个城市像上海那么信息发达，可以跟国际上任何大的城市有通信往来，交通上跟欧美、日本及南洋都有轮船航线，面向国内还有内河航线。清末铁路的发展，更使上海成为交通和信息通信的枢纽。从交通往来这个角度来说，上海也具有其他城市没有的优势。”上海当时又有全国最多的报纸、电台等媒体，甚至连弄堂里都有电台——世界上出了什么消息，第二天上海就知道了。

上海较高的国际化程度还表现在，许多新发明、新产品如电话、电灯、汽车在上海的使用跟西方大城市几乎同步，这与侨居在此的西方人有一定关系，当时在上海安家置业的西方人少则三四万，多的时候有八九万，其中很多人都自称“上海人”，他们使用一些新式物品对华人的示范效应非常强，而上海对这些先进的东西接受得也非常快。

“城市性格决定了城市居民的性格，上海对西方新事物的接受度高于全国其他城市。当资本主义大潮来时，西方的各种思潮传至国内，上海是一个最好的载体。”上海市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认为，作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打破了社会原有的等级差别、文化差别——西方的观念、文化与本地文化交融，形成“平台文化”，这种文化性格使得上海具有非常强的包容度，与盛行传统文化的北京完全不同。同时，上海的商业程度高，成熟的商业社会，法治程度往往也很高，两者作用下还能够产生较高的生产效率，因此工厂集聚。“当时的上海可谓机会遍地、出版业也非常发达，人人都看报纸从中寻找机会。这种生活方式与留学生留学的国家极为相似，因此很多人留学归国后就往这里聚集。他们把外国的方式拿来中国实行，尽管方式可能不同。”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从上海开始》，刊2016年7月1日《报·学人》）

作者：本报记者 刘力源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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