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时期的初心

◆中共一大旧址：上海的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之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传播在中国开始形成热潮，越来越全面和系统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镇，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是历史的必然。

党的创建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一个时期，我们称之为党的“创建时期”，一般把党的一大到三大作为党的创建时期，三大之后就是大革命时期。但是讲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上海”，不能不讲四大，可以说，从一大到四大，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逐渐成型和完善，理论逻辑接近完整。

建党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途径来自三个方向，一个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传播渠道，一个是来自欧洲，以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为主体的传播渠道，一个是以留俄留苏的学生为主体的传播渠道。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们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形式主要有四种：

一是成立学习和研究的社团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南陈北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3月李大钊领导发起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招收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进步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20年四五月间陈独秀也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研究会的成立，为建党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1920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湖北还有恽代英组织的“利群书社”，天津有周恩来、郭隆真等发起的“觉悟社”等社团组织，这些社团成为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园地。

二是办各种培训学校。首先是1920年9月在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上海早期党组织创办“外国语学社”。校长是俄籍华人杨明斋。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讲授俄文，李达讲授日文，李汉俊讲授法文，沈雁冰讲授英文。学员除了学习外语之外，主要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理论，还阅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学生有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在内的20多人先后分三批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1年8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9月1日开学，首批学员24人。1922年7月党的二大以后，毛泽东邀请李达当自修大学校长。除了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外，还将李达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等作为教材。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培养妇女革命干部，1922年2月10日上海平民女校开学，校址就设在党的二大会址，也是李达和王会晤的家。李达任校长。1922年秋，李达应毛泽东之邀赴湖南自修大学任校长后，平民女校由蔡和森、向警予两人负责。丁玲等五四运动影响下的追求自由和革命的女青年在此学习，该校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第一批妇女运动的骨干。

三是出版进步刊物。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年更名为《新青年》，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南北呼应，宣传民主和科学。1917年陈独秀成为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不久李大钊也成为北大图书馆主任，《新青年》迁到北京，成为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主办的新文化运动宣传阵地。随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又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这些杂志都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阵地。

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他亲自当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一大批青年在该杂志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0年9月《新青年》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创办了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月刊，着重宣传列宁学说和建党理论、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建党经验。为了在广大工人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各地纷纷创办了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劳动音》，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劳动界》，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劳动者》等刊物。当时在上海有很多刊物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发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

四是出版书籍。最重要的事件是《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五四运动前后，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有意全文翻译连载《共产党宣言》。1920年春陈望道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根据的是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本，同时参照陈独秀推荐的英文版本。1920年4月底当陈望道译完要交稿时，《星期评论》杂志被迫停刊，连载计划搁浅了。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知道《共产党宣言》已经翻译出来但出版遇到困难，决定资助出版，陈独秀、李汉俊还帮助校订了译稿。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终于问世。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党的一大之后，我们党就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李达亲自任社长，制定了一个宏大的出版计划。由于各种原因，该出版计划没有完成，但是还是出版了马克思的《工钱劳动与资本》，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列宁传》等书籍，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19—1922年间，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商务印书馆在不足4年的时间里出版20种以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同期出版此类书籍最多的出版机构。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是领路人，是启蒙者，是大学者，也是宣传家。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连载的两万字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对其基本原理的理解，主要是研究和介绍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李大钊论证中国社会改革急需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党应该是俄国式的共产党。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也是中国出版的最早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通俗读物。建党之前大约两年中，李汉俊以不同的笔名在《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星期评论》等杂志报刊上发表译文和文章90余篇，号召学习和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李达1920年撰写《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这些文章对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瞿秋白在任驻苏俄记者和莫斯科东方大学教员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向中国人介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宣传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哲学，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性质和方法论意义，被称作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

五四运动和建党初期是中国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了解社会主义的高峰期，学习的热情是任何时期都不可比拟的。这个时期的革命青年和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党的缔造奠定了理论基础、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民众中的普及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党

理论的学习就在于运用，革命的理论指导着革命的实践。我们党早期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指导，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的一大的召开，从上海的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到嘉兴南湖，完成了所有的程序，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以列宁提出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确立了党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党的一大体现出建党精神，这个建党精神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红船精神”，即“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的第二个重要成果就是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第一部党章。

党的二大通过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的第三部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中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和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我们的纲领也就有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与革命的第一步即民主主义革命相对应的是最低纲领：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实现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战略决策是建立“民主的联合阵线”。与革命的第二步即无产阶级革命相应的是最高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我们的崇高理想和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二大还通过了一个完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急先锋。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的第三个重要成果就是党的三大提出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1922年8月底，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召开了全体会议即“西湖会议”，为与国民党联合的问题在党内统一思想，为召开党的三大作了准备。党的三大将党的二大确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具体转化为以实行国民革命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讨论了国共合作的具体策略问题。所谓国民革命，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党的三大是我们党建立统一战线思想形成和付诸实践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开启了大革命时期的序幕。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的第四个重要成果是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党的四大明确了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坚持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地位，坚持依靠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力量。大会就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为何争取领导权以及如何争取领导权问题提出了初步设想，重新审定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在理论上已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基本观点。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中国革命要和农民结合，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比资产阶级更彻底。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四大在党的组织建设上的贡献是把党的基层组织从“小组”改成了“支部”，党章要求“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今天。十九大党章新加的第34条就明确“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2018年11月党中央还专门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由上观之，党的一大提出党的纲领，确定党的性质宗旨和最高奋斗目标；党的二大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建立民主的联合阵线的思想；党的三大提出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党的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建立农民同盟军问题。前后连接，环环相扣，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形成了党的民主革命的基本理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国内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用中国的语言翻译和表达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在中国翻译、介绍、传播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用中国语言表达出来，用中国人的理解介绍出来，例如，将共产主义设想成是“大同主义”，这就是中国化。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就应该追溯到20世纪初。

第二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出实践成果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实践成果和实践载体，产生的第一个具体成果、发生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该是党的一大。

第三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出理论成果为标志。党的二大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提出了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该是党的二大。

第四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该是以开辟中国革命独特的道路为标志。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紧接着组织“秋收起义”上井冈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探索中国革命独特的道路，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第五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该是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为标志。这就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里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要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理论自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讲道：“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应该有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国际主义的内容应该和民族的形式结合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系统最精彩的表述。

分析前述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翻译理解的中国化”；第二种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是“具体应用的中国化”；第三种观点，党的二大提出分“两步走”、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等，也是与共产国际和列宁的指导分不开的，是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及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也是“具体应用的中国化”；第四种观点是，建设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秋收起义”上井冈山，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这是“实践创新的中国化”，还需要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如果在实践创新基础上再加上理论创新，那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五种观点，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具体化，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应该中国化有一种理论自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从自发阶段进入到自觉阶段，这种理论自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但还不是理论创新本身。

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呢？

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成功进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产生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理论，产生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反复的过程，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才能实现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统一。只有按照这个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九大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既是我们党的初心，也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形成了我们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优良传统，我们今天要将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作者：冯俊（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编辑：陈晨

责任编辑：杨逸淇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