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日人来华访书的时代背景

晚清民国时期日人来华访书

——钱婉约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讲演

（之一）

《学人》 2014.09.01

　　日人近代访书不仅仅是文人对书籍或学术的诉求，也是特殊时代政治下的一种文化扩张性的、占有性的诉求，以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并与战争利益相结合的。

　　访书所体现的学术关注具有一定领先性，如敦煌文献、甲骨文、金石铭文等；同时折射了日本时代政治的信息，如关注、搜集满蒙史地、边疆史地的资料等。

　　近代日本的中国学家来中国访书，是我这几年阅读和研究的一个方面。有一些人当时就留下了日记和回忆录，我从中挑选来翻译，就成了这本《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当然这本书能涉及的只是留下了回忆录的学者，主要搜集了六个人的资料：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和吉川幸次郎。他们到中国来访书基本上是清末民初，准确地说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一直到1930年代日本占领东北、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讲的大概就是1894-1931年日本一些学者到中国来做的访问考察，这种考察以调查书、买书、获取书或者由于战争的背景，也叫掠夺书。

　　日本历史上一直有一个吸收中国文化的传统。大家都知道遣隋使、遣唐使，遣唐使除了到长安来参观学习，听国子监的中国的经师讲课之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国时带很多中国的典籍回去，献给天皇，放在政府里，然后再进行抄书。所以中国的书就借由遣唐使带回日本，由抄经生抄写，于是在日本就留存了各种唐抄本在天皇的宫内厅或一些天皇所属的寺院里。

　　宋代时中日政府级的交流停止了，但僧侣之间的交流还是非常活跃。所谓五山就是五个重要的佛教的大本山，五山文化时期是日本佛教非常昌盛的时期，所以那些高僧们到中国来或是请中国的僧人到日本去，也带去了很多书，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在中国的清朝，日本的江户时期。当时长崎是一个特殊的口岸，三百多年间一直维持着日本和中国的商业贸易，也维持着和唯一的一个欧洲国家荷兰之间的文化交流。江户时期往来长崎的中日之间的商船，就带回了中国的书籍。当时的日本人要买什么样的中国书？由于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许多日本学者官员的汉学修养很高，喜欢带一些琴棋书画的书，满足他们的中国情趣。另外，随着江户时期町人文化（也就是市民文化）的发展，他们自己也在产生一种叫做“读本”的小说，所以他们很热心要输入明清时期的话本小说。

　　一直到民国早期，吉川幸次郎有一个回忆，他说我是神户的子弟，小时候经常受父母差遣到神户的中华街（那时候叫南京街）去打个酱油买个东西，就看到在这些南货店里，除了卖酱油，桌子上总放着《金瓶梅》、《肉蒲团》这些小说，他说所以我其实在上京都大学之前就偷偷地、似懂非懂地看过这些书了。关西大学的大庭修专门研究唐船（就是中国商船）上负载的中国书的情况。比如早期船上载着实用商品货物之外，还捎带个四五箱子书，在卸货给南货店时，也就顺便给他半箱子书，后来发现卖得很好，那南货店说下次你再多给我一点，所以到了江户唐船的晚期，就多到一船九箱子、十一箱子的书，有时还有书目，这就帮助我们了解江户时期中国的书和文化是怎样通过长崎这个口岸传过去的。

　　第四个是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和前这三个时期是有点不一样的，我先来讲一下清末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

清末民初日人访书的时代背景

　　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这样一个小国竟然打败了老大帝国的清朝，在日本和中国都引起了非常重大的舆论声势。在中国来说，这是戊戌变法的一个前奏，中国人如梦初醒。从日本的角度来说，这是给他们在近代化道路上打上了一针“强心剂”，当时日本疯狂地欢呼自己的胜利，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就有很多人想来中国看一看，来实施他们更大的“梦想”。当时一个普遍的舆论，包括福泽谕吉就非常兴奋地认为，日本能够打败中国是“文明战胜野蛮”的结果。战争的胜利给日本人自信之外，更多地是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当时从日本到中国的几条航线完全打通了，如到上海和山东，再从上海到华东地区，从山东半岛到整个华北地区，于是日本政治、商业、教育等各界人物都来到中国。

　　具体到访书，有一个背景是和学术史的发展相联系的。大概在明治以后，即1868年开始，日本学习西方近代化的脚步越来越大，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渐渐趋近于近代学术，所谓近代学术就是要进行一种客观的研究，提倡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大学教授们认为不能满足于跟随中国的情趣、道德观念或意识形态亦步亦趋地研究中国，而要把中国作为一个客观的课题。一位日本的中国学家就说，要把中国当成一个尸体放在解剖台上来冷静客观仔细地解剖。在这种实证主义方法的支持下，就要求日本的学者不仅要在书房里读《史记》《论语》《孟子》，更要到中国的土地上实地看看中国是什么样。

　　到底是哪些人到中国来访书？有这么几种：一些学者到中国来，是有目的地开展文献调查以及地理和考古的考察；还有一种人是为特定的书店来采购；另外，因为研究中国成为一个热门，日本当时就有了文科毕业生要去中国访问进修的传统；最后一点也很有代表性，就是日本的修学旅行。这里有个很值得一说的东亚同文书院，即从清末到1945年日本战败期间，一个由日本人在中国办的学习中国语以及中国政经文化的高等学校，它的修学旅行非常有规模，每个同学都要到中国的各省市县去调查。这不是观光，而是要深入到县镇，甚至更偏远、也许中国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记载物产、风土、人情，甚至汽车是几分几秒一班发车。日本人用这种严格的情报调查手段来进行修学旅行的中国调查。

钱婉约 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曾先后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澳门理工学院从事一年或多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要从事日本中国学及中日学术文化关系研究，同时关注中国思想文化及学术史研究。

著有《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梅樱短笺》(中华书局，2012)，《书声迢递》（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译著有吉川幸次郎著《我的留学记》（独译，199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再版中华书局），内藤湖南著《中国史通论下》（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桑原骘藏著《东洋史说苑》（第一译者，中华书局，2005），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第一译者，中华书局，2006）。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