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她父母的证婚人，差点被母亲扼死腹中的她四岁就开始了“潜伏”工作

▲李特特与母亲蔡畅

李特特，她在四岁的时候，就是一位小小的地下工作者，在白色恐怖下进行着她的“潜伏”工作……

李特特的父亲就是李富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的哥哥，也就是李特特的舅舅蔡和森在革命早期是毛泽东的挚友，长期主办中共机关刊物《向导》；李特特的舅妈是向警予，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李特特从小就出生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

1919年，李富春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此时他19岁。也就是在同年，蔡畅和向警予在湖南共同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为组织者，蔡畅来到法国，那一年她也19岁。就这样，命运让本来素不相识的两个年轻人——蔡畅和李富春远渡重洋，在法国相识相恋，一同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3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畅和李富春结成革命伴侣，同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成为了他们的证婚人。

▲邓颖超和蔡畅在西柏坡合影

然而，婚后的蔡畅坚决不肯生孩子。可谁知，孩子却不期而至。蔡畅当时又气又恼，但是法国禁止堕胎，没办法，她只好用土办法，又跳又蹦又打，希望这个孩子可以没了。可是，就这么折腾，孩子还是倔强留下了。蔡畅的母亲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她斥责李富春，又质问女儿，为什么要这样。蔡畅告诉母亲，我要革命工作，不能要孩子。蔡畅的母亲说，不要担心，孩子生下来，我照顾。就这样，李特特的外婆把她从母亲蔡畅那里救了下来。

1924年春，蔡畅生下了一个女孩，与此同时，她在产床上要求法国医生为她做了节育手术。蔡畅抱着孩子，想到这是她的第一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竟然还差点儿被她亲手扼杀掉，不由失声痛哭起来。

因为蔡畅的法文名字中有两个“T”字，所以外婆给外孙女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李特特”。说起李特特的外婆，她不仅救了特特，更是一位传奇女性，在李特特的心中，外婆比妈妈还重要。

李特特的外婆葛健豪16岁结婚，生了三儿两女。但是，丈夫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葛健豪对他十分失望，只想将儿女培养成才。丈夫为了钱竟然要将亲生女儿卖给别人做童养媳，葛健豪连夜让儿子带着14岁的蔡畅逃离家乡，不久她也到了长沙，走出了摆脱命运的第一步。

1914年前后，中国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大批爱国人士走出国门，到西方寻求救国之路。这一年50岁的葛健豪跟着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还有后来的儿媳妇向警予一起乘船去法国勤工俭学。她是当时年龄最大、唯一缠着小脚的留学生。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她不仅支持儿女参加革命，而且靠着刺绣活为革命活动筹措经费。

后来，毛泽东曾叫她大家长，因为她先后带出了四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葛健豪去世后，毛泽东在延安得知消息，还曾经亲笔写了挽联：“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葛健豪先后带出了四个无产阶级革命家

特特出生后，葛健豪一边做家务，一边学习法语，还要一边带孩子。

但是，在特特八个月的时候，蔡畅和李富春突然接到党组织的新安排，派他们到莫斯科学习。李富春夫妇希望老人带着孩子回国。于是1923年年底，58岁的葛健豪抱着八个月大的李特特，离开了生活五年的法国，登上了回国的邮轮。

1925年8月初，蔡畅和李富春从苏联回到上海，他们与兄嫂短暂相聚后，便被派往广州工作，当时，蔡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书记，李富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中任职。两人迅速投入工作，蔡畅甚至没有时间回湖南老家看望—下母亲与女儿。直到1927年年初，国共两党关系紧张，2月底，蔡畅奉命调往中共湖北省委，她前往武汉，中途经过长沙，才有机会顺便回家看一看。

而此时，李特特已经和蔡畅分离四年了。这天，蔡畅拎着皮箱跨入家门，见到一群小孩，小孩里除了李特特还有蔡畅大姐的女儿刘昂、蔡畅哥哥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和女儿蔡妮，刘昂见到蔡畅就喊二姨，所有孩子一听也都跟着喊二姨。等刘昂提醒李特特说别瞎叫，那是你妈妈的时候，蔡畅才反应过来小孩里哪个才是她的女儿，她一把抱住女儿痛哭起来。

蔡畅痛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蔡畅的二哥蔡林蒸，在1925年6月的省港大罢工中担任纠察队长，不幸被敌人杀害了。年幼的特特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她只记得，第二天早上，再看到外婆葛健豪的时候，她头发全都花白了。

1927年7月，汪蒋合流，公开反共，改组国民政府，大批共产党被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转移到上海。此时，李富春在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蔡畅在上海总工会任女工部部长。当时的上海，到处都是特务，为了掩护工作，蔡畅夫妇住在四马路跑马厅附近一个弄堂里，李富春的对外公开身份是商人，蔡畅是商人太太。此时，蔡和森也被调回上海党中央机关，和蔡畅他们住在一起。组织上考虑，这个家里只有大人，没有老人和孩子容易引人怀疑。为了建立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络机关，组织上决定让葛健豪带着孩子来上海。

很快，葛健豪带着刘昂、蔡妮、蔡博和李特特，一同离开老家来到上海，住进了四马路跑马厅附近弄堂一个独门独院里。从此，这个有老有小、有男有女的大家庭就成了党的秘密机关。李特特后来回忆：“当时很多人在家里打麻将，然后在麻将桌上谈工作。”

▲李富春、蔡畅夫妇

可是，这样的好日子很快就没了。

一天夜里，睡梦中的特特被外婆推醒了，外婆告诉她，要搬家。特特非常不高兴，她看见外婆拿着许多纸在火盆里烧，外婆一边叮嘱她赶紧穿衣服，一边要她出去打盆水来。特特不明白，她问外婆为什么？外婆却说，让你做你就做，小伢子莫问那么多。水端来了，外婆将水倒进了燃烧的破盆里，然后将盆里的东西都倒进了马桶里。

从那以后，李特特一家人就搬了家。而这种搬家成了家常便饭。特特也不明白，为什么她们有的时候会住进很漂亮的楼房，有的时候又会住进破破烂烂的房子里。

更让四岁的特特不明白的是，外婆变得很奇怪。特特发现，外婆每天都会晾衣服，除了日常总穿的衣服外，每次晾衣服的时候总会在其中混着一件红色的衣服或者是白色的衣服。有的时候，外婆也会吩咐特特只将那件白衣服或者红衣服晾出去。外婆总是说要晒一晒，可是，特特从来没有见外婆洗过这两件衣服。当特特问大人为什么的时候，她总是得不到答案。

其实，年幼的特特还没有意识到，在她每次挂衣服的时候，她已经是一名小小的地下工作者了，那两件衣服其实就是通知来联络的同志，这里是否安全，但当时只有四岁的特特，是不懂这些的。

西方情报界有句名言：“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

周恩来早在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也不能太穷酸。那些混在人堆中找不到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选。当时，选择葛健豪一个老人和李特特一个小孩来做特殊工作，不容易引起怀疑。

葛健豪经常利用买菜的机会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每次传递情报她都会带着年幼的特特一起去。刚开始，蔡畅坚决不同意母亲做这样的工作，认为这太危险。葛健豪却很坚持，认为一个小脚老太太拖着个小姑娘，不会有人怀疑的。

也就是从那时起，李特特开始了她惊心动魄的“潜伏”生活。年幼的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跟踪她们，也不知道大人口中的危险是什么。她只是知道，她的童年生活除了随处可见的恐惧外，就是母亲的严厉，在她眼里，母亲总是那么忙、那么严肃。

1929年年初，蔡和森带着女儿蔡妮去苏联念书，不久，唯一能给特特安慰的外婆也回了湖南老家，外婆之所以不能带她一起回湖南也是无奈，因为她必须留下掩护父母的地下工作。家里一下就冷清了，特特要独自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妈妈却总对她说些很重要但有些可怕的事情，特特又伤心又恐惧，晚上总是从噩梦中惊醒。

当时的上海滩，一派灯红酒绿的浮华景象，隔着几条巷子也能听到从百乐门传出的歌舞声，百货公司、歌舞厅、霓虹灯、广告牌，在上海有太多新奇与好玩的东西了。

那时，因为工作的需要，为了接头或者交换情报，蔡畅经常需要带着特特出入这些大的百货公司。那里好吃的、好玩的琳琅满目，把特特看得眼花缭乱，她对什么都好奇。但是，妈妈不许她看，更不许她停留。特特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要带她到这些好玩的地方来，却又不让她多看一眼。其实，那时她已经在协助妈妈做地下工作了，带着她就是一种掩护。但同时，她也和妈妈经历着同样的危险。

▲蔡和森、向警予夫妇

在李特特的记忆中，他们总是在搬家，有时住进了漂亮的洋房，妈妈打扮得像个阔太太；有时又会搬进又小又破的房子。这种居无定所的日子曾经给特特幼小的心里留下非常可怕的阴影。

有一段时间，蔡畅和李富春租住的地方又小又破。当时，李富春担任江苏军委主席，蔡畅主持白区妇女工作，两个人都非常忙，特特很少能在家里看到爸爸。每天早上，在她还没醒时，妈妈也已经走了，每天都会在桌上放上一根油条、一个烧饼和一杯水，然后就把特特反锁在狭小黑暗的阁楼上。一整天，特特的吃、喝、拉、撒都在屋里，她就盼着爸爸妈妈能早点回来，但是，经常是他们还没有回来，她已经睡着了。有时，她几天都和爸爸妈妈说不上一句话。那时她刚满五岁，她感觉每天的生活既孤单又恐惧，特别是天一黑，阁楼上的老鼠到处乱窜，特特非常害怕，只能用被子蒙住头。

就这样，特特几乎每晚都是带着眼泪睡去的。晚上很晚了，蔡畅回到家中，看到特特脸上的泪痕，心里非常难过，怎样才能让孩子过得快乐一点呢?想来想去，蔡畅给特特弄来了一只小狗。特特高兴极了，自己终于有了一个小伙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太快乐了。但是好景不长，一天，她的小狗突然被打狗队抓走了，蔡畅回家后，特特急忙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希望妈妈能把小狗救回来。但是，妈妈不仅没有帮她救小狗，反而着急地收拾东两，带着她匆匆地走了。

此时的特特根本理解不了发生了什么，自己唯一的小伙伴就这么不见了。事实上，正如蔡畅所担心的一样，打狗的确是敌人玩的一个把戏，幸亏蔡畅的机警让她们躲过了敌人的抓捕。

李特特就是这样每天都生活在危险中，但是，考虑到小孩目标小，不容易引起敌人怀疑，蔡畅还是让特特也参与到党的地下工作中。

所以，特特经常在上海的弄堂里“跳房子”，但其实是在帮妈妈放哨，如果一旦发现陌生人，她就要大声唱歌。还有一串橘子皮，是蔡畅为了给来接头的同志留暗号，每天都会让特特挂在门上，挂了就表示家里很安全。早上挂，晚上收。特特想问为什么，但蔡畅只能回答她，小孩不该问的就不要问。

1931年，上海有不少党员被敌人抓走，他们有些对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情况和负责人情况都很清楚，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许多地下工作者都不得不暂时隐蔽起来，组织上决定让蔡畅和李富春转移到苏区，为了行动方便，两人决定让外甥女刘昂先将特特暂时送回湖南老家。

谁知，刘昂带着特特刚走，一个噩耗就传来，蔡畅的哥哥蔡和森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了。

刚刚经历了和女儿离别的蔡畅，突然就又遭受了哥哥遇害的打击，痛苦至极。但是，她更多想到的是，远在湖南老家的母亲葛健豪。她知道已经有一个哥哥蔡林蒸牺牲了，年逾花甲的母亲再也经受不起老年丧子的打击了。她立即给外甥女刘昂写了一封信，要她暂时不要将蔡和森牺牲的消息告诉外婆，并请她留在湖南老家照顾外婆。

上海的白色恐怖也日趋严重，蔡畅和李富春按照组织决定离开上海，奔赴苏区，而特特和妈妈又一次天各一方。

——摘选自《作家文摘》合订本

作者：苏敏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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