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新中式风潮”：恢复审美与生活的关联 | 刘悦笛

家具既是生活当中的“日用之器物”，又是从古人到今人的“审美之造物”，可以说，中国古典家具承载着“生活美学”传统，是“生活审美之物”。如今家具的“新中式风潮”，正是试图恢复审美与生活的关联，应该将其看作当今我国“生活美学潮流”中的一环。

从功能上而论，家具是供人“栖居”的。但中国人对待生活向来易孳生出“审美情趣”，家具本身同时被当做“审美欣赏”的对象，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栖居美学”。

“家具栖居美学”，还不是形式意义上的“家具美学”。“家具美学”是在探寻家具作为审美对象如何给人以美感。但是，家具不仅仅是看的、观赏的，也是可以用的、把玩的。这恐怕是最简单的道理，“用家具”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用得美”就更是一种“审美方式”！在美的家具当中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生活美学”的活的过程，这个活生生的过程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活色生香”！

选择家具的标准，并不是仅仅是木材的材质，木材的材质只是“硬的标准”，而“审美标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可称为“软的标准”。当然，这种软硬之分，并不是家具实材上的软木与硬木之别，倒更接近于物质与精神的差异，木料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审美作为一种“物我合一”过程及其结果更接近精神维度。所以我觉得，选择家具的最基本的标准，应该还是“美的标准”，木材的匹配性使用，应服务于美学上的标准。唯木材是从的“炫富式”的审美风尚，对于当今家具界的“审美取向”而言是不利的，对于家具选择的“整体标准”来说也是不利的。我们所说的对于红木家具的“整体标准”，不是指不同家具之间的组配，也不是色彩相互的搭配，那还只是“形式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而是说无论何种形式美学，都有在审美上“基本协调”的规范与要求，这属于“家具美学”的范围，要求我们以艺术的准则来看待家具。

王世襄先生曾极力推崇明代“硬木家具”的品质与高境，对后来的中国家居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王世襄先生却不是那种唯红木论者、唯材质论者，就像如今家居界的主流人士那般，他也是从整体上看待“明式家具的美学”。我们知道，他将这种明代美学的特征概括为“五美”，亦即“木材美”、“造型美”、“结构美”、“雕刻美”与“装饰美”。由此可见，木材美本身只在其中占据五分之一，而且是最基础的美感标准，后四种美感都是几乎可以是平行并列的，都是建基在“用料”及其木材美的使用基础上的。而且，同样重要的是，王世襄先生一面强调了“造型美”、“结构美”，另一面也没有忽视“雕刻美”、“装饰美”，而如今的现状则是，“雕刻美”、“装饰美”超过或者压倒了“造型美”、“结构美”，这是值得当今家居界注意的。

其实，明代也形成了不同于宋代的“素朴美学”。王世襄先生提出的明式家具“十六品”，大都是与素朴之美结缘的，它们分别是“简练”、“淳朴”、“厚拙”、“凝重”、“雄伟”、“圆浑”、“沉穆”、“浓华”、“文绮”、“妍秀”、“劲挺”、“柔婉”、“空灵”、“玲珑”、“典雅”与“清新”。而且，我发现，其中的中国美的标准，更多是就“造型美”和“结构美”而言的，“雕刻美”和“装饰美”相形之下乃是次要的。这种结构造型上的素朴追求，就与当今装饰雕刻上的繁复追求相悖。

我们发现，如果把中国家具的“审美要素”给风格化、固定化与标志化，那么，这些所谓的“中式要素”，往往就成为了一种僵死的“符号”，被使用到各个地方其实也是僵化的应用。那么，能不能在当今中国家具界，提倡一种“新的”、“中式的”、“素朴主义”的美学呢？这种“素朴主义”中国美学，其实更多是本土精神与境界的呈现。“中国式家具”如何能体现中国精神世界与审美境界呢？这对当今中国家居界提出了更高的诉求，但也是更为本根性的要求。

作者：刘悦笛

编辑：陈瑜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