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评章莹颖案量刑：预防了情绪化但低估了受害者诉求

【导读】美国中部时间7月18日傍晚，北京时间7月19日早晨，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案凶手克里斯滕森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担任章莹颖案候补陪审员的鲍勃表示，10名陪审员支持判死刑，2名陪审员坚持判处无期徒刑，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协议，被告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章莹颖父亲在判决后回应称：不赞同但接受判决结果，但希望能“带女儿回家”。讲堂第一时间专访了出差在北京的著名法学家、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季卫东（讲堂第33、100期嘉宾），其从法治研究者的角度就此案量刑、美国陪审团制度等相关问题发表了看法。

判决结果在美国的刑事制度上已属最严厉处罚之一

：克里斯滕森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不得保外就医、不得减刑，他的余生将在监狱中度过。您对这一判决结果怎么看？

季卫东：很多人尤其中国人对这个结果不满意，大家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个罪犯的行为特别残忍。从现代法治制度设计的角度讲，刑事诉讼制度是以防止冤枉嫌疑人作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定罪以及量刑等各方面的制度规定较为严格。现在来看，判决证明了当事人是犯罪，定罪不成问题，但由于罪犯一开始就对此供认不讳，那么按照当地的法律，确实可以免于死刑。

终身监禁不许保释的意义，是为了防止再犯，符合美国的制度。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法治制度一个最大的功能，是防止情绪化，尽量冷静地来处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们对判决结果感觉到遗憾，我们认为像这样的罪犯给予极刑也无不可，但我们要尊重这个制度。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国际社会对判处死刑有着不同的看法，判决结果从当地制度上来讲，没有问题。

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这在美国的刑事制度上已是属于最严厉的处罚之一，只要凶手认罪。当然，他的目的有可能是想先把这一结果定下来，之后再争取近一步减刑。现在的处罚结果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那么将来他能否达到减刑的目的，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

美国陪审团制度的设置就是为了兼顾人性，制度以预防为主

：据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芝加哥频道WTTW报道称，法庭宣判后，克里斯滕森低头微笑。在宣判时，法官表示：“陪审团对你的仁慈证明的是他们的人性，而不是你的品格。”就此案，您如何看待法律与人性的关系？

季卫东：从制度上来看，现代法律制度都不容许死刑。也就是说，我们仅仅出于报复的想法来进行制裁，不受现代刑法观念的认可，要根据证据，根据犯罪的程度来进行处罚。总的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理性化的处理，但也不失对人性的考虑，比如陪审团的参与。通过陪审团，我们看到一般的老百姓、非专家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事实认定方面，要考虑一般市民的意见。从美国的法律制度上来看，它有人性的考成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鉴于此案情节的严重性，民众希望进行严厉的制裁。因此，其制度的设计，最初是以预防冤案作为主要宗旨，惩罚犯罪是其次。

罪犯克里斯滕森接受审判

中国司法制度以预防与惩罚并重，因此，如在中国判决会有所不同

：陪审团决定判决在辛普森案非常明显，中美刑事法律存在差异，该案件如在中国会如何判决？从法制史上看这个案件（或陪审团制度）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季卫东：从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对犯罪的预防和惩罚，通过惩罚来达到预防的目的，同时也平息民愤，这就体现了对于人性的考虑较多。当然民愤的考虑也有可能会情绪化，但我国的制度确实有它的合理之处，即较充分地考虑被害人及亲属的主张。

但是，在美国或者其他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中，被害人在审判制度中没有独立的地位，他完全由公诉人从国家秩序的角度来进行公诉，其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情绪化，因为他的哭诉，他的遭遇等，都会影响量刑。公诉人代表的是公共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同时也维护嫌疑人的权利。通过这种方式来防止冤案，但被害人的诉求在其中确实难以得到体现。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主要是反映社会的一般常识，它既包括在事实认定过程中防止认识上的盲点，也是一种司法参与的形式，这是美国制度的特点。而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在英美式的陪审制度中，陪审员只有在事实认定方面享有权利，在法律适用方面没有，而中国的陪审员和法官享有同样的权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防止外行因缺乏法律知识而影响到判决，所以往往职业法官起到了比较重要的引导作用，这是中国和美国在陪审制度上的不同。

日本类似案件出现导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被害人上升为当事人之一

日本有一个青年犯罪，杀死了一个年轻的主妇和她的孩子，她的丈夫希望从重处理，但被害人的诉求完全不能在制度上得到充分反映，于是在国内引起很大轰动。后来日本修改了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及其亲属以法律程序上的地位，让他们也成为当事人之一。

这是一种改进，但美国还没有这样的改进。这方面问题在法学理论上，在制度改革上，今后都应该加以考虑，包括被害人的心情、感情以及其他相关的诉求。但是陪审制度的目的总是要使审判简单，摒弃感情的因素，这是现代法治制度设计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在这个案件中尤其典型，比如被告的辩护人，以他的精神问题为理由来为其辩护，这在感情上能够接受，并且也是出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寻回尸体的愿望可能实现，这或是罪犯向法庭申请减刑的条件之一

：罪犯至今未交代章莹颖尸体去向，章父要求其无条件地告诉其遗体下落，并带她回家，您作为法治研究者来看，认为这可能吗，为什么？

7月18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章莹颖家人抵达联邦法院（图片来源：新华网）

季卫东：我觉得被害人的亲属要求罪犯交代尸体的处理方式和所在地点，是合乎人情的，完全应该正当地提出来，这可能会变成罪犯和检方讨价还价的一个理由，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残忍犯罪方式的呈现。从愿望的意义上来说，章父的这一希望是有可能实现的，但从美国的法律制度上来看，被害人的亲属因为没有法律上的独立地位，这个诉求不能充分表达出来。比如说对于章莹颖的尸体在哪，凶手到现在没有招供，这有可能会成为他与检方交易的一个因素，最后以达到减刑的目的，等等。或者说，他避免把非常残忍的细节透露出来，也避免陪审团作出对他不利的判决。认罪被认为是一种悔过的表现，但罪犯如果连被害人的尸体去向都不肯交代，说明没有直接的悔过。以这个案件为契机，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美国这种现行法律制度的弱点，虽然它的优势是防止嫌疑人的权利被侵害造成冤案，但弱点是忽视被害人及其亲属在诉讼上的地位和诉求。

美国社会因强调自由而突出“坏人理论”，因此海外学子要学会自我保护

：这个案子发生以后，对于不断出去留学的年轻学生或者海外公民，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教训或者启发？ 他们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季卫东：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是性善论，特别强调道德，而美国人种众多，是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强调的是“坏人理论”，所以需要靠法律来保护权利。在这一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害人当时忽视了这一点，她认为克里斯滕森是学校的人就可以放心。美国是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社会，它有充分的自由，但也需要自己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在国外我们要有更多的保护意识，不要轻信他人，更不要轻信他人表面的善意，毕竟美国不像中国处于一种关系性社会。

（李念采访，袁琭璐、王舒整理）

编辑：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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