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谈历史小说：既在历史里，又在历史之外

汪曾祺生前想写一部历史小说《汉武帝》，却未能如愿。我曾问他何以如此，先生笑道：小说开了头，抽烟时不小心烧了稿纸，于是没有了心情。我后来看汪先生的《猴年说命》一文，说出了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史料的稀少，乃无米之炊，存在着很大的难点。这也让我想起鲁迅先生，他当年也想写一本叫《杨贵妃》的书，但到了陕西的华清池，兴致全无，所想与所见差异大，遂不再存有此念。如此看来，历史小说，不是提笔可做的事，写好它，要有积累和机缘的。

许多有成就的历史小说家，是用一辈子的精力从事创作的，可谓心血熬尽。年轻时看姚雪垠《李自成》，印象深的是他最初的一部，因为有史、有人，还有诗心，是很有意味的作品。后来先生脱离了历史语境来写明末之乱，就难以卒读。历史小说涉及帝王生活的部分，其实很是难写。《李自成》里写的失败者，就让人觉得可怜，内心的活动也栩栩如生，这是很深的功夫。作者研究了大半辈子明史，《李自成》也越写越长。这种创作让人生出敬意，但也有点吓住我们。就学问而言，不修炼到一定程度，是不敢碰那些老的遗存的。

据说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就有许多吸引人的内容，读者颇为喜欢。我因为没有读过，不敢置喙。倒是凌力女士的《少年天子》《暮鼓晨钟》等，读后觉得历史小说被定型成一种模式。此后熊召政的《张居正》等，似乎也从这个模式过来，文体多了纯文学的元素。不过这类作品常常让人想起兵法之气，这与我们的历史观似乎有关。历史小说不都是审美的问题，牵动着认识论的难点。后者对于写作者，也多少有所限制的。

我自己对于历史小说读得甚少，不能说出其间的一二。但从姚雪垠、凌力、熊召政等人的写作里，觉出内中的学问值得深思。比如帝王与士大夫的关系，民族间的交流，皇族文化与市井文化，宗教信仰等等，这些元素搞不清楚，小说里的韵致就缺少了什么。或者不妨说，历史小说也是学问家的小说，只要看看作者对个体生命与时代风气的处理，深浅的程度就清清楚楚了。

凌力的《少年天子》走红的时候，读者欣赏的是那些不俗的气象。小说的内在空间很大，政治方面有国家统一问题，大臣间的内斗以及宫女的冲突，其中君权与贵族权力的厮杀，惊心动魄；宗教领域有基督教文化和庙堂的佛教传统，以及东北遗留的萨满教；诗文层面则涉及六朝、唐宋作品及晚明野史等等。作品对于官规民俗、亲政大典、狩猎场景、八旗形态都有会心描述。哪些属于史实，哪些来自虚构，也都有所考虑。比如福临与乌云珠的爱情，有许多属于虚构的，可是资料上也有依据，作者从史学家陈垣对于《汤若望回忆录》的考据，获得诸多灵感。多年的写作里，她不仅参照了《清史稿》《御制孝献皇后行状》《清宫述闻》等，还从方志、野史、小说中搜集研究帝京民俗，皇家园林之趣与街巷积习悉入笔端。

写历史人物，有时候也是写自己的时代。姚雪垠的《李自成》，语境就缠绕着许多六七十年代的影子。他与茅盾讨论小说的主题时，是有现代经验的投射的，自然，作者也把李自成写成了神，这是读者不满意的地方。凌力后来的写作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作品里把显赫者还原为人，高位者如何的孤独、多疑、任性乃至失落，都有分寸地描摹出来，就与读者拉近了距离。《少年天子》的问世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文学家历史观念的变迁。

像顺治皇帝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罕见。关于他的传说，一直有一种特别的色彩，神秘的地方殊多。凌力写他，淡化了许多传统的理念，人性的元素多了起来。她写这位皇帝政治上的失败和爱情中的不幸，就把人物从宫廷文化拉到了天人之际的命运悲剧里，有了凡俗之趣。我们在森然的宫廷内外还能够看到有血有肉的帝王之影，当感谢作家的想象力与理解力。

世间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小说，说书人的和精英文人的，各存路径，文气不同。历史小说与传统的说书文本关系很大，具有猎奇性和窥探性，野史与正史的界限有时候并不清楚。凌力自己的写作是走雅正的路，吸收了民间故事手法和章回小说的技艺。但她并不满足于此，觉得有各种书写的可能。她提出了以现代文学多种体裁和手法写历史小说的，“象征式、幽默式、寓言式、荒诞式”都可进入写作的领域。

提出这样的看法，其实是作者感见了危机，她觉得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作家们似乎被固定在一种或几种相似的思路里。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后不断被讨论过。杨绛在谈及西方小说的时候，特别看重那些别样叙述风格的作品，以为这样便敞开了思维。翻阅域外学者的论述，有类似看法的也很多，有一次，博尔赫斯发现莎士比亚对于历史事件的艺术处理时，“艺术的梦”与“活生生的人”之间，有一种虚构的力量在左右着文本。以《麦克白》为例，博尔赫斯认为作者在处理历史场景时，用了外在于英国人的眼光凝视问题。这种外在的眼光以及语言，恰是历史元素被激活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里也有这样的例子，鲁迅的《故事新编》用的也是这样的眼光。比如他写《起死》，思路却从卢那察尔斯基《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那里来。后来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就用了卡尔维诺的某些元素，开辟了另一空间。这些有创造性的作家描写历史的时候，既在历史里，又在历史之外。

这是个大话题了，不独中国如此。有一段时间，日本的历史小说在中国比较流行，记得井上靖就很有名气，他的关于本国往事的描述，带出许多中国文学的元素，可谓溢出了本土的思维。而那些描述中国历史的作品《敦煌》《孔子》等，介于传记与历史小说之间，审美方式异于中土的许多作家，乃日本人视角的闪动。有人说小说中的孔子形象，井上靖写得最好。如果是真的话，这可能是博尔赫斯所云的异于本土的思维在起作用。如此看来，处理本土经验，须有世界史的视野。德国的歌德曾强调文学的跨边界性，也是这个意思吧。

2019年7月18日      

作者：孙 郁
编辑：谢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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