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为中国人洗刷耻辱的一场雨。”| 邓小平与香港回归往事（三）

香港回归以前，为避免英国在剩下的时间转移香港财富给社会造成麻烦，邓小平提议成立一个由中、英、港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处理1997年之前的问题。英国担心这会影响他们有效治理香港的能力，没有接受这种分散权力的做法。1984年7月，副外长周南向柯利达和高德年（Anthony Galsworthy）提出另一种选择：成立一个没有实权的中英联络委员会以方便沟通。这一想法得到了双方的同意，于是双方开始着手起草最后文件。经过从1983年7月12日到1984年9月6日的22轮谈判后，《中英联合声明》终于出台。

邓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双方就《联合声明》达成的正式协议已是呼之欲出。刚从北戴河度假归来的邓小平皮肤黝黑，神采奕奕。140年来，中国的爱国者一直想收回香港主权，但始终没有成功。邓小平在英国的合作下和平达成了这一目标，当然中国很好地运用了自己的底牌。邓小平甚至说了撒切尔夫人几句好话；他说，双方的协议“为世界树立了一个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榜样……戴高乐将军结束了法国的殖民统治，现在我们可以说，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庆贺《联合声明》的聚会上，邓小平开玩笑说，他对身边围绕了这么多英国骑士感到高兴。一位英国官员记录下了邓小平的话：“我们认为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是值得信赖的。请转告你们的首相，我们希望她能来签署协议；请转告你们的女王，我们希望她能来中国访问。”这位英国官员又说，邓小平不但态度和蔼，而且既热情又彬彬有礼。次日，双方正式同意成立联络组，分别在北京、香港和伦敦开会。

豪外交大臣随后从北京飞往香港，率先宣布了已经达成协议的消息。他向香港市民宣布，香港将在1997年移交给中国，他们可以放心，香港会继续保持其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他手上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将保证香港继续实行自治。香港和伦敦的媒体都做出了积极反应，民众也如释重负，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终于结束了，他们相信内容详尽的协议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奠定了牢固基础。豪在香港讲话的当天，香港股市出现了自撒切尔夫人两年前访华使股市大跌以来的单日最大涨幅。

随后由英国外交官卫奕信（David Wilson）和中国外交部官员柯在烁率领的团队花费了很长时间来敲定协议的细节。9月26日，伊文思（Richard Evans）大使和副外长周南正式签署了最后文件。中方在附件中详细列出了有关保留在港英政府工作的外国人和当地官员的12项计划。文件还同意保留现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国际金融中心、海运系统和教育体系。中方同意这些基本条款将保持50年不变，而英国在1997年之前一直对香港承担责任。10月3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国庆观礼团时再次向他们保证，北京的政策不会改变。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飞到北京，在次日简短的仪式上，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

随着《联合声明》尘埃落定，中国开始转向制定《基本法》的工作，它实际上是1997年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这部规定了未来北京和特区之间关系的基础性法律是由中方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该委员会由来自大陆的36人和香港本地的23人组成。

经过此后几年为起草《基本法》而召开的10次全体会议的协商，所有重大问题都得到了讨论：特区首长的性质以及向谁报告工作；立法局如何形成；香港是否拥有终审法院；法院和行政部门的关系。起草人团体高度多元化，有着十分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努力合作共事，因为他们深信维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是他们的共同利益。很多香港的华商对西方式民主并不比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更热心。但香港民众对中共将如何统治香港则十分担心，为了增强港人对每一个决定的信心，中国领导人同意在每次全体会议后向大陆和香港的记者通报情况。

邓小平意识到港人的情绪很不稳定。1987年当港人对回归的恐惧达到高点时，他为了安定人心，未准备讲稿就亲自到《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有随行人员带着痰盂来到会场。他首先说，“我有三个毛病，喝酒、吐痰、抽烟。”他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不会动摇，否则可能保不住现在的经济发展势头，这反过来对香港也不是好事。他说，但是中国仍会继续致力于改革开放。香港基本的政治和管理制度将保持年不变。他又说，香港一直以来的制度就既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美国，不适合完全采用西方的制度搞三权分立。他然后具体说明了港人可以期待的个人自由。

邓小平的讲话直截了当，正是港人所希望听到的。这番讲话缓和了他们的担忧，甚至结束了有关三权分立的所有讨论。1989年2月16日在广州举行的起草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上，对即将公布的《基本法》草案进行了最后表决。每个委员都要对《基本法》的159条逐条进行投票。有几名委员已经去世，但是出席会议的51人中至少有41人在草案的每一条上签了字。邓小平次日接见了起草委员会，祝贺他们取得的成功。他把他们的文件称为“富有创造性的杰作”。1989年 2月 21日，《基本法》的初稿被公之于世。

在讨论过程中，起草委员会中两名亲民主的委员李柱铭和司徒华试图让行政长官和立法局议员由公投产生，但未获得成功。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保留了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北京有权任命行政长官、派驻军队和对影响外交及国防的问题做出决定。香港有权保留它的政治制度50年不变。它仍将是一个开放的自由港；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享有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共产党的自由；保留它的法院系统和当地法律，只要不影响中国的安全和外交，它有权做出终审判决。主张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的李柱铭和司徒华认为，《基本法》是对香港人民的背叛。但是在北京领导人看来，“一国两制”的政策给予香港的自治权，远远超过了任何西方中央政府给予它所统治的地方的权力。《基本法》公布后，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得到热情接受。

邓小平经常说，他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香港回归，但是他在1997年2月19日去世了，当时距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仅差几个月。如果他能活到1997年6月30日，他无疑会为会为自己在创立“一国两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一国两制”使香港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保留了另一种制度。邓小平也会同意钱其琛外长对那一天的描述：“主权交接仪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为中国人洗刷耻辱的一场雨。”

作者：傅高义
编辑：任思蕴

来源：“活字文化”  本文摘自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