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拉图尔：对实验室科学家的人类学观察

拉图尔经常说，自己从小就适应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他的家境非常富有，其家族是著名的葡萄酒酿造企业Maison Louis Latour的所有者——当1947年他作为8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位出生时，他的家族已经培育了勃艮第葡萄园150多年。17岁时，他被送到巴黎最负盛名的学校之一Saint-Louis de Gonzague，很快与其他上流社会的孩子们打成一片。尽管他是一位富有且成绩极好的天主教徒，但仍觉得自己在势利风气盛行的巴黎格格不入，这让他觉得自己像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小镇英雄”，来到首都后才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也正是在Saint-Louis de Gonzague，他开始学习哲学，这是法国高中最后一年的必修课。他学习的第一篇文章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与数学给他带来的困惑不同，哲学让他的思维变得清晰和理性。

1966年，拉图尔开始在第戎大学读本科，在那里他对关于“知识如何产生”的哲学分支——认识论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但即便如此，他也开始怀疑他所学到的大部分内容都可能是错的。当哲学家谈论科学时，都把它当作一项纯粹认知的事业，一种纯粹智识上的技巧。他们眼中的科学家，总是有逻辑的、客观的英雄式的人物。

接下来的几年中，这些怀疑在他的心中更为根深蒂固——当时拉图尔来到科特迪瓦，在法国和平部队的支持下免除了兵役。撰写博士论文的同时，他也在阿比让的一所技术学校教授哲学，并自愿参与了法国政府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他的任务是调查为什么法国公司在殖民时代已过的阿比让难以招聘“有能力”的黑人高管，即便他们在当地仍然拥有和经营着许多工厂。拉图尔仅仅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意识到这项研究中错误的预设。“这个问题太荒谬了，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让黑人当高管。”他这样说。在法国的工程学院里，黑人学生仅仅被教导抽象的理论，但他们从来没有实际接触过那些将要使用的机器。随后，当他们表现出无法理解技术图纸时，他们就被指责具有“前现代的”、“非洲的”头脑。“显然，这是一种隐藏在认知、野史和文化解释背后的种族主义情境。”拉图尔说。

于是，一个念头渐渐浮现出来：如果不再把科学作为一种认知过程，而是作为一项由工具、机械和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具体文化实践来进行研究，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抛开教育背景、实验室、研究仪器这些让研究工作得以可能的因素，加利福尼亚的科学家或工程师的思维是否就比科特迪瓦的更加“现代”或“理性”呢？

在离开第戎大学前往阿比让之前，拉图尔遇到了一位生物学家，他就是1977年因大脑激素生成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罗歇·吉耶曼（Roger Guillemin）。吉耶曼邀请他来到自己位于圣地亚哥的Salk研究所做研究。从1975年开始，拉图尔在那里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跟随着科学家们，观察他们在实验室的日常工作。有时，他也会尝试着亲自上手做一些实验，这常常引来他的同事们来围观——他们都难以相信居然有人会表现得如此糟糕和笨拙。“移液对我来说太难了，一旦稍稍走神，我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只能从头开始。”他后来意识到，正是由于他缺乏实验室工作的能力，他才如此密切地关注科学研究——客观性的生产过程，所涉及的繁琐又日常的劳动。

1976年，在新成立的科学社会学协会第一次学术会议上，当拉图尔提出他早期的研究成果时，他的许多实验室同事都被他的黑白幻灯片吓了一大跳——上面展示的一系列描绘科学家工作日常的照片，让他们觉得自己好像是被围观的黑猩猩。在很多人看来，科学家是唯一能够代表科学权威性的人，科学工作是无比神圣的，是站在现代社会顶峰的学科——但拉图尔却试图以一种人类学用来研究“前现代人”的方式“冷眼审视”他们，这毫无疑问是对科学的一种亵渎。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感受。1975年，拉图尔在加利福尼亚州遇到了英国社会学家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他就对拉图尔这种非正统的研究方法颇感兴趣。伍尔加为拉图尔介绍了其他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著作，如Michael Lynch,Sharon Traweek和Harold Garfinkel，这些学者也在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来研究；反过来，拉图尔也邀请伍尔加用几周的时间与他一起在Salk研究所研究他的  “灵长类动物”。

1979年，拉图尔和伍尔加共同撰写的《实验室生活》出版，成为新兴的S.T.S.学科的奠基之作，取得了突破性的学术成就。这本书继续挑战了人们对于知识如何产生的一些最根深蒂固的观念——没有人会质疑科学家是人类，但大多数人却相信，通过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家们能够得出超越于其人类起源的客观结论。但是，拉图尔在吉耶曼的实验室中所观察到的第一手资料，使得传统的科学看起来只不过是一部自说自话的小说。

在拉图尔看来，所谓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日常研究，似乎并不是一种逐步向理性真理发展的过程，而是一些无序的杂散观察、不确定的结果和尚未成型的解释。正如他和伍尔加在《实验室生活》中所写的那样，科学家们不仅仅是在发现现实，而是在“让人信服并说服其他人”。当他们为一些不确定的数据争论时，他们总是会预设这样的事实，即他们是在为事实代言；然而，一旦他们的命题变成无可争辩的陈述和同行间评审的论文，也就是拉图尔所谓的“现成科学”（readymade science）时，他们又声称是这些事实本身在为自己说话。也就是说，只有当科学界将一些事实作为真理而承认，它背后的人为过程才会被抹去，用拉图尔的话来说，这些过程被装在了一个充满未知的黑匣子中。

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提出并倡导了一种社会学研究的新方法，即“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尽管这个方法在当时存在争议，但如今它已经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被社会学和其他一系列学科如城市设计和公共卫生等所采纳。在关于实验室的研究中，拉图尔看到了一个个看似薄弱、孤立的物件（科学仪器、纸片、照片、细菌培养等等）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是因为背后有围绕它们而被动员起来的其他因素构成的复杂网络，这些因素被他称为“行动者”。一个事实的社会“网络化”程度越高，即产生这个事实涉及的人和事物越多，它就越接近真实和难以被替代。拉图尔认为，通常人们归功于巴斯德个人天才的“医学革命”，应该被看作是医生、护士和生物学家以及他们与蠕虫、牛奶、唾液、寄生虫之间发生联系的共同结果。科学是“社会的”，但不能仅仅理解为它是由人类执行的（这是对“社会”的简化）；相反，科学的社会性在于它汇集了大量人类和非人类的实体，并利用这种集体的力量来行动和改造世界。

 （本文选译自Ava Kofman发表于《纽约时报杂志》的文章“Bruno Latour,the Post-Truth Philosopher,Mounts a Defense of Science”,2018年10月25日）

作者：陈瑜    
编辑：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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