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当我们下沉到金泽镇

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的《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一书获得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一等奖。近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读书会第20期上，吴重庆、王岗、晏可佳、许纪霖、郁喆隽、章可、杨乃乔、范丽珠、葛壮、王振复、黄晓峰、刘平、陈纳、徐琳玲、王健、张洪彬、纪建勋等与作者一起研读探讨这部作品。

李天纲（复旦大学教授）：选取上海市郊的民间信仰做研究，确实有点偶然。2003年我回到母校复旦，没有去历史系，而是应王雷泉教授的邀请，选择去了哲学系。雷泉知道我从“中国思想文化史”专业出来，希望我能从事中国宗教，弥补专业缺门。

我自己在写完《中国礼仪之争》之后，发现在“儒耶对话”中呈现出来的儒教、民间宗教问题过去都被有意无意地回避和忽视了。例如“祭祖”“祭天”“祭孔”等儒家大礼，当时都是围绕着宗教争议来讨论的，“天”有没有神性？“祖”是不是灵魂？孔子作为圣人，能不能通过庙宇和牌位保荐举子？还有“城隍”（辟雍）、“东岳”（泰山）、“天后”（妈祖）是不是儒家祠祀系统的神祇？一百年来的思想文化史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四百年前的“儒耶对话”却开宗明义讲这些。显然，正本清源地讲，这些问题就是诠释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关键。

2005年决定接受上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课题“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的都市宗教”后，我偶然去了金泽，被古镇的宁静氛围吸引。次年再去，遇到了“廿八香讯”的庙会，发现这里还保存着几十个神祇的祭祀系统。我忽然觉得完全可以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处理，通过田野调查，借助方志、笔记，摸清其来龙去脉。如果能够对市镇一级的祭祀生活作一个清理，我们就能对江南文化中的信仰本质做出更扎实的解释，然后再反观儒家经典中的礼制，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上世纪90年代，宗教学家认为在“世俗化”以后，人类社会会出现一个“再神圣化”（Reenchantment）的趋势。在东亚世界，城市化没有灭绝香火，寺庙反而升级换代，更加旺盛。华人喜欢烧香拜佛，它引导我们去关注中国人的“神圣性”。不知大家有没有察觉，我们好几个大学建立了宗教学系，但回过来一看，中国有没有宗教都是个问题。学文化史、思想史的时候，熟悉一个说法：自从冯友兰先生用“人文主义”线索编织中国哲学史以后，梁启超、胡适、钱穆、梁漱溟等先生都倾向于认为中国没有宗教。梁启超说写中国历史，要不要写宗教史是个疑问。梁启超以前不是这样的，他是跟着康有为搞宗教的。钱穆讲得更绝，他说中国本土没有宗教，佛教、回教、摩尼教、耶教都是外来，道教是模仿佛教，儒教就不是宗教。这个结论的影响很大。我觉得在文、史、哲领域还有理由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还可以从宗教与文学、历史、思想和社会的外部关系来研究，但宗教学就不行，必须正面回答这个“Being”的问题，关系到学科的合法性。

回复旦之前，因为有这些想法，已经和北大、武大、中大哲学系的朋友谈这个问题，他们和我有一样讶异和兴奋。比较而言，港台学者在六七十年代已经走出三十年代的思想史叙述，正视各种宗教，尤其是华人本土宗教的存在。《中国礼仪之争》改变了我的学术路径，原先只是想探明“西学”，完善中国近代思想史，这时我发现这场争议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即耶稣会士为了掩护中国礼仪，为儒家文化辩护，他们就把儒家做了切割——“理性”的，或者说经典的、义理的那部分取来做了儒学；“非理性”的部分，即崇拜、祭祀、仪式性的部分就归作了民间宗教。

《金泽》的首要目标是要讨论“中国有没有宗教”的问题。如果有，是什么形式？它和西方宗教有什么不一样？另外，这样的宗教在中国社会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但我不是用社会学功能学派的方法来解决，而是调动文、史、哲学科的学术资源，再借助人类学的方法来处理。人类学的方法对宗教研究很有用，它要求下到一个文化的基层，如乡村、市镇和部落；它也要求分析文化的细枝末节，即格尔茨所谓“深描”。通常文、史、哲学者分析一种文化，看一个人物的经历，最基层的单位大概都可以下沉到县一级，因为有完备的县志系统。

当我们下沉到金泽镇，配合江南文献中异常丰富的乡镇志、笔记小说、游记日记，从乡镇一级看中国，有完全不同的风景。我们发现，原来属于祠祀系统的神祇崇拜，深深地影响到儒家士大夫。还有，在基层社会起到组织作用的并非全以血缘关系表达的宗法制度，以信仰方式表达出来的祭祀制度更能形成一个地方上的社会功能。换句话说，血缘-宗法的儒家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文化，礼乐-祭祀的儒教反而更加能够构成一种地方认同和社会结构。在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公共性的神祇祭祀庙宇，其数量和规模要远远超过家族性的宗庙系统，功能也更加强大。金泽镇历史上有42座桥，“桥桥有庙，庙庙有桥”的格局，就是如此。先秦中原地区的祭祀便有“祖”与“社”之分，在江南，方域神祇的“社”祭祀，要比血缘神祇的“祖”祭祀更普遍。这一点，到乡镇一级的村镇才可以看清楚。儒家是不是宗教？什么是儒教？我不想简单地回答是与否。但是儒家和五经、礼志、祀典的关系，和民间信仰的关系，是需要更早和优先处理的。我们今天在金泽乡镇一级的基层看到，当前的民间祭祀和明清儒教祀典分明还有着继承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把儒家经学引进来，然后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加以回答。我的企图就是调动所有的人文学科，去和宗教学做一个连接。连接以后，宗教学就可以回答文、史、哲领域的传统问题。反之，文、史、哲学科也就可以一起烘托起宗教学。

作者：李天纲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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