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选编】
中国第一条铁路艰难诞生记
1825年英国建人类首条铁路,中国55年间介绍普及不断
铁路火车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1825年9月27日,人类历史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正式建成通车,它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化,并很快风靡西方各国,法、美、德、俄等国家纷纷掀起修建铁路的高潮。人类交通从此进入铁路火车时代。
中文读物中,最早介绍铁路火车的,是1835年7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载《火蒸车》一文。文中以对话的方式,介绍了火车的工作原理及其运行特点,突出其速度飞快,载重量大,不畏山水阻隔,运行平稳。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所作《贸易通志》中,也介绍了火车工作原理、运载能力,称火车运货速度快,能力大,以一匹马之力能成六匹马之工,火车无马无驴,能够如若插翼飞驰。
詹天佑所建首条铁路高易铁路及曾运行在高易线上的蒸汽机车
鸦片战争以后,关心世界知识的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畬、洪仁玕等人,都关注到铁路火车。魏源编《海国图志》,摘录了郭实腊《贸易通志》中关于火车的介绍。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建议在中国二十一省建造二十一条铁路,以为全国之脉格。
中国早期游历或出使西方的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谈到对铁路火车的观感,如随赫德游历西方的斌椿,出使英国的郭嵩焘;1859年游历欧洲的郭连成的描述,最为生动:
稍焉,烟飞轮动,远胜于飞,恍在云雾中,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火车已过万重山。虽木牛流马之奇、追风赤兔之迅,亦不可同年而语矣。
同光之际,鼓吹学习西方的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都述及铁路问题。对铁路介绍最为翔实、最为到位的是马建忠。
《海国图志》摘录了《贸易通志》中关于火车的介绍(左),马建忠对铁路介绍最为翔实(右)
1879年马建忠建议先修津京段,借鉴各国发国债筹资之法
1879年,马建忠就介绍了铁路在欧洲及北美、印度等地发展的历史,论述铁路对于运输、通信、财政的重要意义。他特别介绍了铁路建设中筹款、创造、经理三方面的情况。
马建忠批评中国对铁路意义认识不足,认为中国特别适宜于建造铁路,论述了铁路在节用、开源、救患方面的巨大作用,尤其是中国建设铁路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紧迫性:英、俄、法在其本国与其殖民地所筑的铁路,已经通到中国的南、西、北三面,已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
针对朝野有关筹款为难的问题,马建忠介绍了世界范围里国债的起源,说明国债古已有之,近代以来,更为普遍,咸同之间,欧美诸国铁道、机厂、电报之属,日新月异,动用浩繁,专事借贷,所借债额,动辄数万兆、数百万兆乃至数千万兆。强如英、法、奥、意大利,弱如秘鲁、都尼斯(突尼斯)、土尔基(土耳其)、埃及等国,都有这方面的经历。
马建忠建议可以先修筑从天津到北京的一段,认为其利有六:一是此段路线已有一英国人勘察过,事半而功倍;二是距离较短,容易建成;三是此段往来官商较多,能起到好的宣传效果;四是津京地位重要,这段运行得好,中国其他地方更易着手;五是可以通过这段铁路培养铁路专门人才,可以挑选华人,学治道途,学置铁轨,学驶轮车,学司收纳,他日即可用於南北铁路线上;六是在举借外债方面从严管理,为将来做一示范,亦为将来举借外债打开通路。
20世纪苏联使用的宽轨轨道
1860年代英鼓动中国建铁路,被视为列强经济侵略均遭拒
最早在中国将修筑铁路付诸实施的,是英国人。
早在1862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梅辉立就在广东倡导建筑由广东通往江西的铁路,并到大庾岭一带踏勘,后因工程过大,没有付诸实施。1863年,活动在上海的以英商怡和洋行为首的27家洋行,通过上海道台黄芳,向江苏巡抚李鸿章提出修筑由上海通往苏州的铁路,并筹建了铁路公司,遭李鸿章拒绝。1864年,怡和洋行邀请曾在印度从事铁路建筑的英国工程师斯蒂文森来华考察铁路问题,提出了一个综合铁路计划,还计划将上海与宁波连接起来,并建从福州通往内地的铁路。其议亦未为中国政府接受。同年,英国领事巴夏礼重提修筑上海至苏州铁路之事,遭署上海道应宝时拒绝。1865年,英商杜兰德擅自在北京永宁门外铺设一条小铁路,长约半公里,以人力推动火车,目的是宣传铁路之利,京师人诧为未闻,骇为怪物,后被步兵统领下令拆除。
英国领事巴夏礼(左),曾位于上海外滩的巴夏礼纪念铜像(右)
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建造铁路与便利西方列强侵略几乎成为同义语。因此,凡是外国人向中国提出建造铁路建议,清政府便一概想方设法简单予以拒绝。也可以看出,其时中国官绅极少有人对铁路火车在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切实的研究,以至于在创办江南制造局等军工企业的同时,却反对修建与其紧密联系的铁路,丧失了中国近代化起步阶段的大段宝贵光阴。
1876年12月上海至吴淞铁路通车,反对声隆,清廷命拆毁
到了1870年代,洋商在中国修建铁路一事,取得了突破,这就是吴淞铁路的修筑。
还在1865年,英商就组织淞沪铁路公司,请筑上海至吴淞铁路,被上海道应宝时拒绝。过了一段时间,英商又向新任道台沈秉成含糊提出修通至吴淞道路的请求,沈秉成以既非铁道而是一般修路,当即允准。英商以偷天换日的办法,于1876年1月开工修路, 7月3日,上海至江湾段正式通车。12月1日,上海至吴淞铁路全线通车。
这是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成功地建造铁路行驶火车。这时,上海道已经换为冯焌光。冯立即与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交涉,要求禁止。冯表示,如果不能禁止火车通行,他情愿卧轨而死。1876年8月3日,火车在江湾北首意外压死一名三十余岁华人,这使中国地方政府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经多次交涉,1877年10月,清政府收回这条铁路,旋即将其拆毁,火车与铁轨被运往台湾,以后又被运到北方,为修筑开平煤矿铁路之用。
1876年的上海吴淞铁路
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在台湾自建铁路抵御侵犯,获准
在吴淞铁路交涉的同时,清廷一些官员提出了中国自己修筑铁路的主张。此事始于1877年1月9日(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福建巡抚丁日昌鉴于此前日本对台湾的侵犯,向朝廷提出在台湾兴办轮路矿务的奏折。他逐一论述了轮路(即铁路)矿务不兴之十害、创办轮路矿务之十利与七不必虑的意见,认为不必担忧兴建轮路师法洋人,他日全局要害为洋人所盘踞,因为我雇洋人为工匠,工竣则洋人可撤,中国人可从中一面举行,一面学习;不必担忧台湾兴办轮路以后,中国内地效尤,因为台湾与内地情形不同,况且是中国自行举办,并非如上海系洋人私造。
丁日昌的奏议,得到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支持,也得到总理衙门的肯定,清廷批准了丁日昌的奏议,下令提留一部分关税与厘金供丁日昌修建轮路使用。
在此之前,作为倡导洋务的中坚人物李鸿章,已经考虑到中国修建铁路问题。在此前后,赞成兴建铁路的人日益增多。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已有一部人官员认识到中国创办铁路火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丁日昌所奏,是在台湾海岛修建铁路,地旷人稀,罕有毁坏田亩庐墓之事,朝廷又明确表示支持,所以,没有引起什么争议。
丁日昌纪念馆
1880年刘铭传上奏建铁路,刘鸿锡提25条反对,慈禧终决不建
1880年底,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奉诏进京筹议抗俄军务,首倡在中国内地修筑铁路。他在奏折中认为,俄国、日本都因为有铁路火车,日益强大,已经对中国形成威胁;铁路建设在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都至关重要,是自强之道关键所在,中国建造铁路刻不容缓:
他建议修筑由江苏清江浦经山东到北京、由汉口经河南到北京,由北京东通盛京和西通甘肃的四条铁路。建议应先修清江浦至北京一段。
刘铭传的建议,将铁路建设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廷旨要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刘坤一妥议具奏。李、刘复奏,均赞成先修清江至北京一路。
在李鸿章、刘坤一奏复之前,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已向朝廷提出反对意见。对修建铁路持反对意见最为系统的是刘锡鸿。刘锡鸿在奏折中论述火车“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一共25条。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七条:一是经费难筹。二是民情难洽。三是获利难多。四是难于管理。五是人才难觅。六是破坏社会结构。七是危害国家安全。
刘锡鸿曾经担任驻英副使、驻德公使,对西方火车铁路有切身经历和体验。他论述火车铁路不适合中国国情,并非浮泛空论,有的确属真知灼见,但有的属于夸大其词,如资金筹措问题、人才培养问题;有的显属危言耸听,如火车会危及国家安全。刘锡鸿的这一奏折,慈禧太后的这一决定,使得中国铁路建设的历史,又向后延迟了至少七年。
刘铭传(左)和刘锡鸿
1888年津沽铁路竣工通车,慈禧试乘御用铁路,否决停建意见
1883年,法国向越南增兵,中法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又提出修建铁路问题,此后,赞成与反对修建铁路的声音都很强烈。1884年10月31日(光绪十年九月十三日),内阁学士徐致祥上奏称兴建铁路八害;1885年1月10日,徐致祥再上一折,他指责主张修建铁路的大臣是为了“肥己进身”,对刘铭传、李鸿章、刘坤一等人进行政治诬陷,为慈禧太后不能容忍,徐由此受到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的处分。
中法战争结束后,朝廷下诏各臣工切筹善后,铁路又被作为重要内容提了出来。李鸿章表示,法事起后,债台高筑。开源之道,当效西法采煤铁、造铁路、兴商政。矿藏固为美富,铁路实有远利。1885年,闽浙总督左宗棠病故,临终遗疏言:铁路宜仿造也。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
1887年,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沽铁路和台湾铁路,慈禧太后批准。此后,津沽与台湾铁路动工兴建。1888年,津沽铁路竣工通车,李鸿章趁庆贺光绪帝大婚之机,修建了专供慈禧、光绪帝御用的西苑铁路,以便让清朝最高统治者感受火车的优越性。修筑津通路与西苑铁路两件事连在一起,在京师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先后上奏表示反对的有二十多人,认为京师重地,首善之区,不能轻试。
争论持续到1889年。这一次,反对修路的声浪远超过以往,卷入的人数多,地位也高。但是,由于关键人物奕譞、李鸿章的坚持,赢得慈禧太后的支持,修路事宜才得以向前推进。
关于铁路历史的书作《津沽铁路的历史记忆》
铁路争议长达20年,学西方和反对西方经济侵略的矛盾是根源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主要是讨论如何防止列强插手的问题;七十年代,讨论的是在台湾海岛修建铁路;八十年代中期,讨论的是在中国内地修建铁路;八十年代末,讨论的既有内地修建铁路问题,还有京师可否通行火车问题。总括二十多年间赞成与反对的意见,赞成意见主要是方便货物、人员、信息流动,刺激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抗敌卫国;反对意见集中起来,就是日后海军衙门归纳的“资敌、扰民、夺民生计”,所谓影响庐墓风水也在“扰民”之列。
在器物层面上,同光之际中国从西方引进的最重要的有三项,即军械(包括枪炮与军舰)、轮船与铁路。军械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轮船方面(主要是民用轮船),稍有争论,但是,范围还比较有限。唯有修筑铁路成为问题,引起涉及那么广范围、持续那么长时间的争论,主要因为,第一,铁路火车是全新的事物。第二,铁路修筑、火车运行,对对原有山河、田亩、庐舍、陵墓确有冲击与破坏。第三,铁路修筑,火车运行,确实会改变相关地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改变民情风俗。第四,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修路的资金来源,诚如马建忠所说,只有借贷外债一途,这对于尚不了解外债作用两面性的官绅来说,其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这四个方面,是铁路火车在同光之际引起那么多疑忌、争论的根源所在。
而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与反对西方经济侵略,在铁路这一问题上集中体现出来。这也是李鸿章、沈葆桢那一批人处境尴尬的根源所在。
(李念摘编于“思想演变”一节中《略论同光之际铁路问题的复杂性》,原文1.5万字)
【目录】
【作者简介】
熊月之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文史馆研究馆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冯桂芬评传》《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等,主编《上海通史》《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等。
2015年,熊月之做客第88-6期讲堂《全球化视野下的百年上海》
【编辑感言】
在清朝同光年间,中国修铁路的争论到实践,今天看来颇耐人寻味。1825年,英国建成世界首条铁路,1835年,清朝杂志就仔细做了介绍,说明国人视野并不封闭。期间争论焦点的核心在于开放中的自强和开放中的经济侵略矛盾等,反观新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这个矛盾始终面临,入世之刻尤其集中,但时间证明,没有开放就没有发展,全球化时代,中国应该更有切肤之痛和经验之幸。详细编辑这段争论,感慨今天中国是高铁公里数最长国度,为今日加大加快改革开放之门喝彩。(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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