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晓：爸爸，我终于追上了你

作者李小晓说：我一直认为，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经历了中国社会最翻天覆地的变革，因此这代人和他们的父辈之间，也有着最无法逾越的代沟。而这批人中的男人们，和自己父亲之间，关系尤其微妙。父亲们的人生充斥着饥荒、“文革”、国有体制、大锅饭。儿子们的人生则伴随着留洋、创业、个体意识的觉醒。在深深的沟壑中，父亲在努力维护他的地位和尊严， 最终形成了一种不可理喻的矜持，以及随之而来的隔阂。这种无言的隔阂，在没有机会表达的情感积压下，最终总会成为一种深深的遗憾。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子欲养而亲不待”不再仅仅关乎子奉榻前，而是能否在有限的人寿中，达到精神层面的和睦与和解。我试图通过何以生的父亲，去还原一个典型的中国父亲。我在这位父亲身上，看到了太多身边父亲的影子。我看到了爱，尊严，阴影，执着。我也看到了太多在职场上光鲜闪耀的男人，以及他们内心关于父亲的遗憾。

希望你不是何以生。

家史

我是何以生，男，1979 年生，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当教授。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关于我的父亲，老何。

老何是陕西渭南人，小时候特别爱吃羊肉泡馍。据说他小时候， 家门口有家泡馍铺子，他每日闻着肉香遥想一番，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去打牙祭。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冬至，老何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捏着母亲留下的钱兴致勃勃地冲进泡馍铺子，自取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碗，里面放两个半熟的馍，用脏兮兮的手指把白馍掰成满满一碗小黑球。像变戏法似的，搪瓷碗再上桌时里面便多了热腾腾的羊肉汤，上面还漂着一层油脂，用筷子往下翻，下面还藏着粉丝和木耳。老何喜欢放一大勺辣子，用筷子上下搅拌，待辣子均匀涂在每一块馍上，就着热腾腾的羊肉汤大口吞入。

但那顿泡馍老何只吃了一半。老何记得有邻居在门口喊：“老何，你爸自杀啦！”老何蒙着脑子就跟着跑了出去。

老何的父亲老老何，也就是我的爷爷，曾经是一名小学校长，“文革”期间被归为“黑五类”，当时被红卫兵一脚踹进牛棚，脸陷在地上的泥泞中，抬起头，睫毛和鼻孔里都是牛粪，眼睛布满血丝。那是老何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父亲的样子。

当老何从泡馍铺子赶到牛棚的时候，爷爷已经被运走。据围观的人说，爷爷用镰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刚切脉时血流如注，在场的人用布缠住他的胳膊却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看他慢慢死去。老何只看到了牛棚里的泥地上有一片惨淡的暗红。

那年老何 17 岁。后来我想，爷爷的死在老何心中留下了一个黑洞，一个可以吞噬掉所有强烈情感和欲望的黑洞。从我记事起，老何就是沉默和不苟言笑的，仿佛多说一句都是错的。

逝者已矣，生者还要继续生活。

六年后，爷爷已经平反，失去父亲的老何成了一个高大、沉默的年轻男子。每日穿着同样的白色汗衫、军绿色裤子，来往在同样的胡同中，但从不驻足与人搭话。

再后来，老何被招工去了西安，在一家国营机械厂当钳工。

老何终于可以离开那条深不见底的胡同。昔日的舒适圈，早已在扭曲的压抑下，变为牢笼。

他走出熟悉的巷口，遥望着当年牛棚的方向，长呼一口气，扭身向火车站走去，再不回头。

我的诞生

几年后，老何凭借异常的努力考上了电大，成了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

老何继续保持沉默和独来独往，成绩却异常优异。母亲后来回忆说，当时的老何稳重而带有神秘感，很多女生都会暗地里讨论他。

母亲是西安人，工人家庭出身，性格温和，擅长精打细算。那时候，老何每天上学都揣两个烧饼当午饭。有一天中午，老何打开铁皮饭盒，惊异地发现饼里夹了一层厚厚的酱肉。抬起头，隔壁座位的母亲慌忙将眼神转向别处。

听母亲说，那时候酱肉很贵，她都是骑自行车去长安县农民家买整猪剩下的边角肉，然后再带回家，自己用大锅炖煮，据说这样可以省下一半的钱。打那以后，老何每天的烧饼里都有了酱肉。

老何吃了母亲给的肉，便觉得对母亲多了一份责任。电大考试的时候，老何做了人生中最突破道德底线的一件事，就是在交卷前十分钟，和母亲交换了试卷。

在老何的帮助下，母亲成了当年考试中的一匹黑马，以全班第一的身份被西安最大的电厂录取。上班第一天，母亲在工地接受上岗培训，在人群的缝隙中，她看见了同样戴着安全帽的老何正冲着自己傻笑。

老何和母亲在同一个工厂，不同组。顺理成章，工友们次年就吃到了他们的喜糖。

1979 年的一天，正站在电线杆上修电缆的老何听到工友喊：“你老婆要生啦！”老何手脚并用从电线杆上下来，蹬上自行车就往医院奔。平时要走 20 分钟的距离，老何 10 分钟不到就到了。

但母亲在产房里迟迟没有出来。从不抽烟的老何在门口抽掉了一整包香烟。据奶奶后来描述，老何当时的手一直在发抖。

“难产，家属签字。”漫长的煎熬迎来了老何最恐惧的几个字。

老何当时整个人都瘫了，他哆嗦着灰白的嘴唇说：“快抽我的血，抽我的血救他们。需要多少就抽多少。”

老何总会把救人和输血联系在一起。仿佛只要身体中有血液流动，人就没有理由会死。

当时我的奶奶紧紧搂着老何，抚摸着他的脊背。奶奶后来说，她和老何在那一刻是心意相通的，她知道老何恐惧的是什么，她知道在那一刻他们都想到了我的爷爷，想到了他在牛棚里血流如注却无法挽救的生命，和之后数月擦之不去的一地暗红。

那一刻，我和母亲的生或死，于老何来说，便是拯救或毁灭。他情愿用自己的一地暗红，来换一个明净的新生命。

关于我出生的这段经历，我不知道是否真如他们描述的那般惊心动魄。但最终的结局是皆大欢喜的，我呱呱坠地，母亲安然无恙。

“男孩，六斤八两，母子平安。”

老何抱起我。怀中的骨肉，让他不用再承担着历史的阴霾，可以坦荡地走向更充满希望的未来了。

那天晚上，老何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童年的他追随着爷爷走在熟悉的老胡同里。沿着胡同的土路总是向左拐，又向左拐，最后终于走到桥头，桥上空空荡荡，一无所有，爷爷早已离去。正在落寞间，他蓦然转身，却惊见了童年的自己，他看见自己呼喊着：“爸爸，我终于追上了你。”

童年

也许是经历了两次生死，老何给我取了个略显厚重的名字——何以生。

臧克家有一首诗叫《三代》，是这样写的：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爷爷

在土里埋葬。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老何就像个高大而沉默的拖拉机，白天奔走在电厂和工地，晚上在家里叮叮当当总有干不完的活儿。

他不是一个会变着花样逗我玩的父亲。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与其说我们是父子，不如说是将军和小兵。

西安东郊县城有个集市，小时候我常随老何去，有时是买花布， 有时是打芝麻油。去集市的路遥远而无趣，坑坑洼洼的红砖地，每次都要走好几里。老何不怎么和我讲话，我总问什么时候到，老何就回答说，快了。

他对路边的各种小吃永远视而不见，总是直奔泡馍馆或饺子铺， 我也只能硬着头皮默默和他坐在一群大老爷们儿中间，闷头吃掉食物，然后继续赶路。

后来有一次母亲也在，天气炎热，她就在路边给我买了一根雪美牌冰棍。冰凉的酸奶味溢满口腔，我吃得喜笑颜开，老何在一边看呆了。

老何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小孩是喜欢吃冰棍的。

后来他每次出门都会给我买一根冰棍。我们总是并排站在小卖部门口的台阶上，我汗流浃背地啃着冰棍，他就像日本电影《菊次郎的夏天》里的北野武一样站在我旁边，没有表情。

很多年后，我已经对冰棍不再感兴趣，他和我出门看到小卖部还总是问我要不要吃。我不屑地说“不要”，老何就呆呆的，感觉像是失去了必杀技一样失落。

毕竟，这是他掌握的为数不多的哄我开心的方式。

小时候我喜欢和老何一块儿洗漱。

每次，我一边刷牙，一边斜着眼睛看着他慢慢地将锋利的刀片装进刮胡刀里；然后，将毛巾在盛满热水的盆中浸湿，捂在脸上。等我 刷完牙，他才开始慢慢地、仔细地刮着并不算多的胡茬儿。

有时候，我会禁不住趁他洗头的空当，拿起刮胡刀在自己脸上磨蹭磨蹭。那冰冷的刀片没有刮到一根胡须，却令我的寒毛都竖了起来。当老何带着满脸肥皂泡看见我正干的好事时，一只眼睛瞪得溜圆，另一只却被肥皂蜇得眯成一条缝，那表情颇为滑稽。他一边表示否定地发出“哎”的声音，一边迅速而并不莽撞地从我手中夺回刮胡刀，表情严肃庄重，言外之意是“这不是小孩子玩的玩具”。

但他一边瞪我，一边又认真将刮胡刀拆解开，把没有刀片的刀架递给我。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老何的形象是无趣的，但也是充满安全感的。

曾经有一次，我和老何走去集市，走到半途，我停下休息，老何去买水喝。突然，一只大黑狗向我走来。

那只狗瞪着幽绿的眼睛看着我，它上辈子一定是折翼的苍蝇，被我一拍子打死的。我很确定地知道，它要吃了我。

终于，任狗宰割的时刻到来了。它咆哮着向我扑过来。我张着双臂撒腿就跑，真希望自己能飞起来。它在后面紧追不舍，还不停地狂吠着，摧毁我的意志。

就在那一刻，我猛然间抬头，看见从那巨大的橘红色的半个太阳中间，走出来一个瘦长的身影。只见那黑色的人形在光晕的包裹中移动着，稳健而又沉着。顷刻间，天地为之变色，乾坤为之逆袭，《北斗神拳》的主题曲随即响起。健次郎总在最危难的时刻出现。

老何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他喉咙里发出深沉的咆哮：“滚！”他就只说了一个字，然后站在我和黑狗之间直视着它，我想那一刻他的眼神一定能冒出火光。仿佛被施了魔法，那只黑狗顿时萎靡下来， 悻悻地离开了。

我几乎是蹭着地来到老何身前的，泪水在眼眶中不住打转。

从那之后，我真的后怕了。只要再出门，我都紧紧抓着老何那洗得有些发黄的汗衫的衣角，寸步不离。

在家里楼下玩耍时，虽然我玩得很疯，但是余光总是会时不时瞟一眼三楼的阳台，看看他是不是在那里微笑着看我。只要他在周围， 我就觉得是安全的、踏实的。

固执

周国平说，父亲是儿子的第一个偶像，而儿子的成长几乎必然要经历偶像的倒塌这个令双方都痛苦的过程。

除去那些小确幸的童年时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成了从身高上和老何平起平坐的男人。我也逐渐发现，老何那高大沉默的身影背后，亦有局限。

我不知道爷爷自杀以前的老何是否也有过无知无畏的一面。我认识的老何一直是谨小慎微的，试图以一种鸵鸟式的方式替自己和家人规避掉外界所有潜在风险。后来回想，每当他面临选择或建议，他的本能反应都是维持现状，以不变应万变。

结婚后，老何的事业逐渐进入上升期。当时老何所在的电厂要派人去上海开办事处。上海对于当时的北方内陆人而言，就像是自由和梦想的代名词，遥远又充满想象。

当时电厂的领导欣赏老何踏实肯干，想派他去上海。周围的人都觉得这是极好的机会。老何内心惶恐，但也觉得没有理由拒绝。

就在他们整装待发的时候，一个让老何可以不去上海的理由终于从天而降——母亲怀上了我。虽然二者间未必有必然的冲突，但老何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太好了，我们别去上海了”。然后第二天就去单位和领导申请了留陕。

母亲后来总忍不住念叨“如果当年咱们去了上海多好”。但老何则不以为然，而且是发自内心地不以为然：“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对老何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生活不要发生任何改变。

最近二十年，老何和母亲也在购房风潮下先后买了两套房子，但都是装修好放在那里，他们还是住在电厂旁边的老楼里。

买第二套房子的时候，我已大学毕业。母亲仿佛终于看到了人生新篇章，撺掇老何拿出积蓄在西安曲江买了一套 130 多平方米的房子， 然后全情投入，按照修祖宅的标准将它装修一新。

然而，从新房装修好那一天开始，老何就寻找各种理由拖延入住时间，开始是说上班太远；等了两年退休后，他又说老房子常有熟人和信件来，不能空着。就这样一拖再拖，后来母亲也习惯了，面对好事者好奇“你们怎么还住老破小”时，母亲就说：“我们的新房在曲江，两头住。”

新房的全部意义，就是母亲撑面子的工具，而里子，却还是和老何一起在贴满小广告的小旧楼里，每日和打不着火的燃气灶做斗争。

他一直像一只忠犬一般守在自己的老屋里，每天清晨同一个时刻苏醒，做运动，下楼取牛奶，回家把牛奶煮在粥里，就花生和榨菜吃，上班，下班，一边看新闻联播一边吃晚餐，看中央八台的电视剧，看完洗脸睡觉。

他试图将他对世界的理解画成一个圆，我在这个圆圈里，他便心中安稳。

我中学时学校组织夏令营去北京，我兴冲冲回家征求老何的意见，他就说了三个字：“不许去。”

我高中毕业和同学商量骑自行车去西藏，告诉老何，他说了五个字：“坚决不许去。”

我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他一直在给我吹耳边风：“你都不知道西安交大有多好，多少人想进都进不去。”

我大三准备申请去美国读博士，老何就说了一句：“美国哪有那么好去。”

但他越是试图将我留下，我就越渴望离开。终于有一天，他睁开眼，发现我已经不在他的圆圈里。

最后，北京夏令营我还是去了，母亲给的钱；骑自行车去西藏我也义无反顾地去了，尽管后来在新都桥附近摔下山沟，遍体鳞伤；我最终还是报了北京的大学，从此阔别家乡；大学毕业后，我真的拿到全额奖学金，从此居于美国。

其实他一直明白，我想走，他拽不住。他潜意识里也明白，我终将去往一个他做梦也无法抵达的远方。

有一天他惊奇地发现，他所理解的险恶世界，居然成了我怡然自得的世外桃源。

那一刻我完成了我的自我证明，老何也终于离开了我的生活，成了那个在家乡守望我的父亲。

赴美

2003 年，我大学毕业后，满腔热血地去了美国读博。到了华盛顿，租好房子，办好入学手续，看着陌生的白人世界，我却突然陷入了惶恐和惆怅——未来六年的异国寒窗该怎么度过，其实我完全不知道。

我记得到美国没两日，有天傍晚我从超市采购了一大堆沉甸甸的生活必需品拎回住所，关上门，一人独面四壁。门外时而传来老美们夸张的笑声，我一个人瘫坐在椅子上，一时间一种类似傍晚综合征的孤独感深深笼罩着我。

我机械地打开电脑，突然看到 MSN（一种即时通信软件）上闪烁着好友申请，名字是“老何”。

我赶紧通过，老何居然在线，良久敲来几个字：“我是你爸。”我心头一热，赶紧回复他：“爸，你会用 MSN 了！”

又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有了反应，发来一个咧开嘴大笑的表情。那是老何在现实生活中不会有的表情，但我相信这是他看到我时内心的表情。我面对那个笑脸表情呆了许久，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泪流满面。

我小时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都会憋着，一直憋回家，但见了老何，就会哇的一声哭出来。

原来长大成人还是一样。我就看着老何亮着的头像哭啊哭啊，宣泄了所有积聚胸腔的委屈。

只是老何永远不会知道。

打那以后，我常在 MSN 上见到老何。他话不多，时常发来的也都是各种表情符号，偶尔会发关于美国的新闻给我。

每次我看见他的头像亮着，我就知道他也看着我的头像亮着。我们就靠对方亮着的头像，完成无声的陪伴。

我在美国读书的那几年，每当我在电脑前工作，老何都以这样的方式陪伴着我，无声地存在在大洋的那一边。

老何偶尔也发文字，都是字斟句酌的金玉良言。我生日那天，打开 MSN，上面躺着一段精心措辞的颇为隆重和老套的文字：

“以生吾儿，值你生辰佳时，祝你在他乡胜友如云，发奋图强， 严于克己，再创佳绩。”

落款是“老何”。

他打字很慢，但也不愿用视频。我特意买了摄像头，又请朋友去家里帮他连接好设备。但试了两次，我们就像“见光死”的网友，在屏幕上心有灵犀，面对面却无话可说。每次都是聊上两句，他就不耐烦地挂断，或者被母亲抢去座位。

我和母亲隔两天就会通电话或者视频，但父亲就像家里的家具， 我知道他在对面，他却从不发声。

老何吝惜语言，却不吝惜体力。

不论从北京还是美国，每次我回西安，老何都会开车去机场接我。

他总会比飞机降落时间提早一小时到机场，甚至有一次我清晨7点落地，他 5 点多就到了。为了节省停车费，他就把车停在距离机场一公里的高速公路旁边，等时间差不多了再开到机场。

后来我每次看到快到机场的高速路边临时停靠的车辆，我就会很温暖地觉得那一定是去接孩子的父亲。否则，是怎样的力量，让他们提前那么久就守在冷风里等候。

我回西安从来不带驾照，尽管我早已车技娴熟（而老何开车则反应略显迟钝，常常错过路口或红灯）。因为我知道，驾驶员的位置对老何意义重大：第一，他有不可或缺的职能，他是被需要的；第二， 他能够有机会和我坐在密闭的空间内，进行一年到头难得的、珍贵的家常对话。

他也喜欢开车载我和我的朋友。每次我和朋友聚会，他接我的时候都很热情地主动要送人家回家。他默默地听着我和朋友在车里的对话，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他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不需要找借口离席。

即使是在自己家里的饭桌上，他也是会提前离席的。他总是花很多时间在厨房准备菜肴，但真的到了欢聚一堂的用餐时间，他却十几分钟就结束用餐，起身回自己的房间了。

其实他对他的老同事、老朋友也可以谈笑风生。但在我这里，多一点的亲近和陪伴就会让他感到不自在，仿佛我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位气场不合的老对手。

我试着去尊重他内心深处那份尊严和矜持。

于是我们就静静待在各自的房间里，听着屋外时而传来的对方的脚步声，完成着难得的团聚仪式。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来源：凤凰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