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麟：一生无悔的兵团老师
兵团知青和他们早期生活的茅草棚。
兵团战士在边防战线上垦荒造田。
4师64团2连子弟学校1978届毕业生和任课老师合影（二排正中间为高海麟）。 （除署名外均本报资料照片）
一生献给兵团教育事业的高海麟与爱人盖兰英在兵团安享晚年。
本报记者 郑蔚 摄
本报记者 郑蔚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着一个在全国都算得上独一无二的社会组织：党政军企合一的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是今天新疆建设和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功劳匪浅。
自西汉始，中国历朝历代都把西域屯垦作为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国策。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和起义部队一起，和平解放新疆。
“当时新疆多少人口？才200多万。进疆的解放军和起义后加入解放军的部队加起来多少人？有20万左右。包括老人孩子在内，要十个新疆人养活一名战士，可能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疆二代”黄晓虎告诉记者，为巩固边防，加快新疆发展减轻新疆当地政府和各族人民负担，党中央下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开展大规模生产建设的命令。
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
于是，天山南北、戈壁滩上、国境线旁，出现了一支劳武结合的特殊“部队”，人们习惯称它是“兵团”。
1975年“文革”动乱中，兵团一度被撤销。但兵团在国家屯垦戍边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很快体现了出来。1981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
如今，按照“师建城市、团场建镇”的思路，新疆已经出现了一座座年轻的城市和一个个新型的团场社区。很多新兴城市，其实是“先有兵团、再有城市”。
“现在，兵团的总人口突破了270万，下辖14个师，以及阿拉尔、铁门关、图木舒克、可克达拉、双河、五家渠、石河子、北屯等8个市，还有176个团场、2000多个连队，拥有近8万平方公里辖区和近2000万亩耕地……”
2010年10月，经中央批准，兵团13个农业师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某师，更名为“生产建设兵团第某师”。如，过去的“农四师”，现在更名为“第四师”。“兵团人前前后后奋斗了六十多年，现在早已不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草创阶段，兵团的上市公司就有14家。当然，这都离不开老一辈兵团人的贡献。兵团战士来自五湖四海，其中也少不了你们上海知青的奉献。”黄晓虎说。
兵团，是跨越千山万水，连接上海与新疆两地的特殊情缘。
“我们新疆好地方呀，天山南北好牧场……”
1964年，如此激情四溢又动听悦耳的歌声，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就连小学生都会唱。满大街贴着标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新疆，几乎就成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代名词。
它点燃了无数上海知识青年心头的梦想。
于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前后有总计10万名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六十多年光阴荏苒，如今他们年事已高，大多数已退休后返回原籍安享晚年，但仍有部分“老知情”愿意留在他们曾经奋斗过的兵团，这些“老知青”现在生活得还好吗？是什么让他们留在了兵团？他们曾经的兵团生涯是怎样的，他们对自己的人生又是怎么评价的？
就在新疆自治区成立60周年前夕，记者走进了远在伊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紧挨着伊犁的赛里木湖，虽然地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西南角，但它被誉为“大西洋暖湿气流的最后一滴眼泪”，还是揭示了地处北疆的伊犁地区的独特气候优势：这里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抵达东方最远的地方，相对南疆的干燥缺水来说，伊犁是温带草原性气候，较为湿润。
对上海老知青高海麟来说，这是他选择退休后留在伊犁的重要原因之一：“伊犁是新疆自然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五十多年下来，这里的气候、环境，我们都完全适应了。”他此处所说的“我们”，还包括他的老爱人盖兰英、女儿高虹。
高海麟是1964年6月15日告别黄浦江，直奔天山脚下的。此前，他从杨浦区纺织联中毕业，曾在杨浦电影院当临时工。虽说是临时工，但“电影院”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几乎是年轻人最热衷的娱乐场所。在还没有电视、电脑和互联网的年代，只有电影才可以让人见识到不同国度、不同年代的世界。但听到有报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机会，高海麟还是十分新鲜，赶去参加了兵团的招兵动员会。做动员报告的是前一年去新疆的上海知情，“新疆是个好地方”，这句话说得他热血沸腾，立即报了名。1964年5月23日，他收到了“区知识青年参加外地建设工作组”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半个世纪过去，高海麟小心翼翼地向记者展示了这份粉红色的通知书，虽有破损，却仍看得出主人的精心呵护以及它在主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当高海麟的母亲得知儿子要去新疆，十分不舍，但父亲却强力支持：“年轻人应该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这坚定了高海麟的追求。他的父亲高潘发是位老地下党，当时是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科员，与“文革”中大名鼎鼎的王洪文是同事。高潘发为人正直忠厚，这影响了儿子一生。高海麟不知道的是，后来，成了风云人物的王洪文曾想拉拢高潘发去当上海市纺织局的“头头”，但高潘发一看王洪文是想拉他“打砸抢”，上任一周就借故推辞不干了。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委有关领导找到这位纺织系统的老地下党，拍着他的肩膀让他出山当纺织局领导，也被高潘发以“我年纪大了，还是厂里做做算了”而婉辞。从这样的家庭走出来的孩子，“家风”就是本本分分、踏踏实实做人，绝不会为了飞黄腾达而投机取巧。
和所有的知青一样，第一次奔赴边疆的行程总是终生难忘。“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心中默念着当年贺敬之脍炙人口的诗句，高海麟登上了西去的列车。“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开始造，”高海麟回忆说，“我们在南京过长江时，火车还要在浦口摆渡。火车先到兰州，再走兰新线进乌鲁木齐，在车上就要三天四夜。”在乌鲁木齐休息了3天，每个新兵都领到了统一发放的被褥。然后再坐大卡车继续向西，前往伊宁。这六七百公里路更难走，必须翻越天山。每个新兵都坐在自己的被褥上，开始高海麟他们觉得“没有路”，卡车就在勉勉强强的土路上颠簸前行；后来他们觉得“没有人”，车越往西，越见不到人。从五台开始了盘山公路，越往上越冷。北天山群峰白雪皑皑，遥遥相望。这是高海麟等上海知青第一次在6月里见到高山积雪，新奇不已。过了三台，车队开进了果子沟，沟里尽是野果子树，偶尔还有放羊的牧民。
从上海出发15天后，高海麟才到了4师64团2连。西域的荒凉已经让这些年轻人满腔的热情渐渐冷却下来。最有代表性的是他们的歌声了：火车上激情奔放，高歌一路；而到了连队，亲眼目睹了连队的环境，他们的喉咙渐渐哑了。
“最苦的是没有教科书”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的纪录片《绿色的原野》中的插曲《草原之夜》，一度风靡上海，讲述的正是4师所在的可克达拉的兵团生活。
五十多年后，留在高海麟记忆深处的，不是初到边疆时的抱怨，而是兵团对上海知青的爱护。到2连的当晚，指导员姜新平就和上海知青谈心：“你们只有十几岁，就从大上海到新疆来，确实不容易。想家是人之常情，谁不想家?但既然来到新疆，就要好好工作。”
按照当时的规定，上海知青到兵团第一年是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每个月发3元零花钱。吃饭不要钱，吃什么当然是由连队决定的。姜新平知道上海人吃不惯牛羊肉，就让连队专门给上海知青炒鸡蛋；知道上海人吃不惯苞米面，就让食堂专门给上海知青做白面馍馍。这样贴心的照顾，不仅帮助高海麟等上海知青度过了最初的边疆适应期，而且让他们对兵团心存感激。
高海麟在兵团的第一个岗位是基建班“政治班长”兼计工员。从1965年年中起，上海知青已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高海麟的月薪是31.08元，当时当地一斤“大肉（猪肉）”的价格是1.38元。高海麟一月的伙食费大约只要10元，他认为这份工资足以“稳定军心”。但要拿到这份工资也不容易，体力劳动是辛苦的，高海麟至今记得基建班每天计10个工分的指标是：从和泥到在木模子里制土砖，要完成大土砖400块或小土砖600块。即使是小伙子，要完成这样的生产定额也并不轻松。
“文革”开始后，当时的团政委陈瑞丰被打成“走资派”，由造反派将其发配到基建班“监督劳动”。有一次，陈瑞丰负责将糊墙的泥挑到二楼，一小伙子将两大块泥放进陈瑞丰扁担的两个筐里。这下高海麟看不过去了，赶紧让同事换上两块小的，他机智地说：“你也不看看他是快60的人，怎么挑得起这么重的担子，何况还要沿着脚手架挑上去。他要在我们这儿出了事故，造反派要来算账的！”
有的连队领导看高海麟在基建班干得不错，想培养他学习施工，却被指导员拦住了：连队学校已有一百多个职工子女，可有的老师自己还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怎么教？不如让高海麟去当老师吧。
1967年，高海麟成为边疆的一名小学老师。“那时学校的条件真的艰苦，所谓的课桌椅，就是在教室的地上先钉上几根木棍，然后再铺块板就成了课桌椅。教室窗户上没有玻璃，只能自己糊张塑料纸。连队没有电，老师晚上批改作业，全靠煤油灯。冬天将临，连队会派工在教室里砌好火墙和炉子。学校还规定，给炉子加柴火，必须老师自己动手，不能让学生添柴，以免意外。”
更困难的还不是物质条件，而是没有教科书。1966年“文革”祸起，大城市“停课闹革命”，教育部被批判为“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于是没有出版新的教科书。高海麟和别的老师一合计：怎么办？唯一不会犯错误的，就是语文课上带学生读毛主席语录。
高海麟也被学生贴过大字报。今天再说起那时大字报的内容，当年贴大字报的学生娃和被贴的高老师都只觉得“好笑”。学生娃说，高老师每天逼着他们做练习和测验，有时候同学做错了，还骂他们“天天早上喝‘糊糊’（玉米糊糊），把自己的脑子也变成‘糊糊’了”。有的家长立即上纲上线了：“要查查高海麟到底是什么成份，是不是地主富农，为什么老是批评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子？”连队还果然去查了：高海麟的家庭出身是当时硬得不能再硬的“工人”。那时候“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于是风波平息，高海麟还是天天抓学生学习，一大早就测验。
1976年年底，“文革”结束；1978年，兵团学校恢复中考，高海麟教的毕业班最亮眼：16个初中生，14个考上高中。而别的学校考上高中的不过一个、二个学生，家长们这才觉得：有高老师教，真是福气啊！
记者问高海麟：当年学生给你贴大字报时，你有没有想过：索性不教他们学知识，不是自己既省力、政治上又“安全”吗？他连连摇头说：“老师就是教娃娃读书的，他再‘炮轰’我、‘油炸’我，总是我的娃娃，我还是要教他读书的。”
“娃娃”，高海麟每每说起他的学生，总是用这个词。这应该是当地新疆兵团的习俗吧，但就在这个称呼里，让人感受到他对学生如同对自家孩子一样的感情。
“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耶～”
兵团的老师，与大城市里的老师相比，要艰苦得多。城市里的老师有寒暑假；兵团的学校也有寒暑假，但兵团的老师却没有寒暑假。逢农忙季节，就是星期天老师也要去农田里干活。夏天，要间苞谷苗；秋天，要参加收油葵、收苞谷。如果赶上收棉花的时节，甚至学生都要一起上阵下田收棉花。
青春时节，无论环境怎么艰苦，爱情总要萌发。1968年，2连子弟小学来了个教语文的年轻女教师，就是盖兰英。第二年的8月1日，她成了高海麟的新娘。那时的婚礼十分简单，连队分了间屋子当作新房，俩人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就成了夫妻。婚礼上还要向同事报告双方恋爱经过。“你俩谁主动的？”大伙问他俩。“当然是我！”高海麟当仁不让。新家唯一的“家电”，是一个装4节干电池的半导体收音机，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大的时尚产品了，杨子荣唱的“打虎上山”放出来声音洪亮得很，让别人羡慕得不得了。
婚礼如此简单，爱情却异常坚韧。上世纪80年代，高海麟母亲从上海国棉31厂退休，他有了回上海“顶替”的机会。家人把这别人求之不得的“喜讯”告诉他，他想了想说，我回去了，我妻子和女儿回不去怎么办？这家不就散了吗？我还是在兵团吧。
还是盖兰英了解自己的丈夫，她说：“他心里是喜欢当老师，要回国棉31厂顶替，他就做不成老师了。他不舍得放弃老师这个职业。”
新疆兵团，在建设者的辛劳中渐渐变了样：1973年，2连有了电，虽然是手扶拖拉机发电；1983年，2连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1990年，高海麟家买了第一台24英寸彩电……一年又一年，正如早年《草原之夜》中唱的：“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耶～”
64团的教育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这其中高海麟功不可没，可谓64团的“教育功臣”。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5年，他先后在64团的2连、13连、1连的学校和一中、职业高中当过校长或书记。全团有15个连队子弟小学，13连小学曾经连续多年全团排名倒数第一，换了几任校长都没见起色。上级决定将高海麟调去13连当校长。高海麟不仅抓学生准时上课，而且还抓老师的教育质量。全校每个老师上语数外，他都要去听课，甚至检查老师的备课教案。他发现有的老师已经在课堂上讲第10课了，备课却只备到了第5课。高海麟于是从教师备课抓起，很快提高了教学质量。第二年，13连子弟小学的全团排名一下子从倒数第一名，飞跃到了前十名。
高海麟热爱学生的故事至今流传在兵团里。有一年中考后，他发现一个考得不错的女生舒小梅在教室里痛哭。原来，从小失去双亲的舒小梅，一直和姐姐、姐夫生活在一起。她虽然考上了中专，姐夫却以“家里没钱”为由不同意她继续求学。高海麟一听急了，连忙找到她姐夫：“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你要支持她继续求学。”没想到他姐夫一摆手：“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不要你管。”高海麟据理力争，说得她姐夫低头不语了。但高海麟心里明白，她姐夫舍不得花钱让小姨子上学，也确有苦衷，这对夫妻收入都不高，自己还有两个孩子在读书。于是，第二天，他又找到舒小梅问，你姐夫同意你上学了吗？舒小梅又哭了。高海麟再次找上门去做她姐夫的思想工作，他说，我知道你家经济也不宽裕，但条件总会改善的，孩子上学的机会要是错过了，就可能把一辈子耽误了。舒小梅的姐夫终于被他说服了，如今，舒小梅也成了一位出色的教师。
2005年退休后，老俩口就住在兵团第4师64团永胜小区，而没有举家迁回上海。“有一次，我乘火车回上海探亲。邻座一位上海旅客听说我退休了，却不回上海，觉得很稀奇。她问我，新疆到底有啥吸引侬？我说，别的不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住的小区里你认识几个邻居？楼上楼下对门的，你都认识吗？她说，真的不认识几个。我说，我住的兵团小区，可以说每栋每户都认识。我们64团，哪里都有我的学生。”他对记者说。
熟土难离。记者起先这么想，又觉得不尽然。对高海麟而言，留在兵团不仅是熟土难离而已。人们常说教师是“桃李满天下”，当了三十多年教师的他，如今生活在兵团，就如同生活在一片结满果子的林子里那么惬意。
“您的一生都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度过了，您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临别时，记者问他。
“我觉得我这一生并不亏，”他乐呵呵地总结道，“你看我现在的住房多宽敞，我一个人的退休金一个月就有4000多，花不完。我对得起国家，国家也对得起我。真的。”他诚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