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热爱晨跑，也热爱在光明的事业中奋力前行，“全飞第一人”复旦大学附属五官科医院周行涛的追光之路
大多数人看到的周行涛，只是诊室里那个专业、严谨的周教授，但是于我言他是万千医务工作者之一，是个普通人。
他热爱晨跑，出门总带着一双跑鞋，自1983年开始便风雨无阻，他总说“路在脚下，哪怕是一条小路，充满泥泞，但总是自己的路，起跑，就不回头看，也不考虑跑多远，只是向前跑”。这亦如他的事业，越是喧嚣，越能坚定自己内心的信念，翻山越岭不回头，只为患者追逐光明。
为了患者减轻疼痛，时时刻刻想着优化手术
近视治疗之路的开端是PRK，眼里装着患者的医生，很快就发现PRK手术之后会经历疼痛难耐，时时刻刻想着优化手术，周教授追求优化表层切削，努力探索上皮瓣技术，形成了更为安全的LASEK（准分子激光上皮瓣下角膜磨镶术）。LASEK不需要切开角膜基质，也区别于不成瓣的“上皮下”激光切削，极大保留活性上皮瓣而减少术后刺激症状。其对医学精益求精的钻研，关注的是患者术后的效果与体验，而付出的汗水亦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也正是LASEK让周教授在近视手术领域脱颖而出，他在《中华眼科杂志》发表论文时正式为LASEK贯上中文名，被誉为“LASEK第一人”。尽管LASEK给周教授带来极大的荣誉，使他在准分子领域获得国家和教育部奖项，但他仍致力于探究有效视力恢复更快、表面创面更小的手术。于是，全飞秒SMILE（微笑）手术应运而生。
“全飞第一人”：追求比第一更有意义的事
自2010年开展我国第一例近视全飞秒激光手术（SMILE）再到2015年第一例远视SMILE手术……九年多来，周教授又多了一个称号——“全飞第一人”，但他说，这个“第一”是没有意义的，手术是复杂的，每一个患者都做得好才是意义所在。
从第一台到第一百台，到第一万台，到当前我国至少已完成120万台全飞（SMILE）手术，这个日渐庞大的数字与其说是手术，倒不如说是近视治疗领域不断革新，是在微创中对保障远期角膜安全性的不断探索，而周教授无疑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他首创命名SMILE-CCL技术（连续环形撕镜术）发表在SCI杂志，他和他的团队发表全飞相关SCL论文数量位全球第一，仅在权威杂志《Journal Refractive Surgery》作为封面导读的论文就有9篇。
尽管周教授所带领团队以9万多台的SMILE成为全球数量第一，他总说“要在更大层面帮助到人，做好手术，要将自己的技术和体会转变为科学思辨，论文不是目的，要转化成其他医生都可分享的知识和技术，让同行医生获得进步，使更多患者从中受益，这才是论文的价值”，因此他曾在美国、加拿大、德国等作主旨演讲，在欧洲及亚太地区授课，被大家亲切地称为“Dr. Smile”。而这位“微笑导师”创下的成绩更是让人惊叹：20多年40余届国家继续教育学习班培养4000多名学员，创立国际唯一“亚太国际屈光手术与SMILE培训中心”培训全国320多个医院以及16个国家以上的国内外同行……这些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数据，是周教授追光之路的足迹，是淬炼后能量积蓄的迸发，是团队默契合作的结晶，只为还近视眼患者一个健康明亮的微笑（SMILE）。
成绩背后不被看到的是周教授密不透风的日程安排。以7点的门诊开启一天，诊室外是密密麻麻排队等待的患者，即使多年团队的默契配合使得手术完美衔接，下手术却常常已是夜里十点，而此刻才是真正属于周教授自己的时间。复盘手术难点，整理总结疑难案例，翻阅查看文献资料……“面对任何一位新患者，或者是已术患者，我仍有惶恐，害怕辜负患者信赖，害怕任何一个问题，不论来自术前、术中、还是术后，或是来自设备、来自医生、还是来自患者特质，哪怕是一丁点儿，都有可能影响到患者，惟有精益求精。”
事实上，任何一场手术都不能做到完美，即使是操作千万次的全飞手术也会出现特例，而周教授从不放过任何细微之差，细细琢磨，不断走向“完善”，亦常被“推翻”，反复摸索，只为前行，即使前面的路曲折，周教授从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
病人是人，需要关注人的方方面面
现实总是比想象复杂，即使近视治疗全飞秒（SMILE）手术已相当成熟，但在临床中总不可避免遇到一些无法进行该手术的患者，如特殊高度近视（超1000度、2000度），角膜较薄患者等。为此，周教授不断深入高度近视眼内镜ICL的临床探索，以我国首例EVO ICL手术和首例EVO ICL散光晶体手术为起点，坚持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一条ICL科学创新之路，领先全球。
前进的脚步随着高运转的医疗节奏不断加快，但周教授从没有忘记作为医者的初心，他总说他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病人是人。这也是为何周教授努力协同团队去担当，倾尽心力，为一名近视1400度患有抑郁症的高度近视患者实行眼内镜ICL手术。术前术后，他不仅与心理医生探讨，还抽空亲自查阅心理学书籍。5年来，在周教授的悉心治疗和微笑鼓励下，这名患者已重返工作岗位并重启美好生活。他经常强调，近视矫正的本质对象是人，需要关注人的方方面面，给他或她最优化方案并力争达到最优效果。
每一场病情转变对医者而言也许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是一次天翻地覆，正因为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关怀，周教授才会对待每个问题既谨慎细微，又勇于付出。
角膜患者复明，医者对眼睛和生命的敬畏
对角膜营养不良的关注起源于1996年为一个角膜病家系做激光手术。二十三年间，周教授为那一家三代人的五个患者进行激光矫治，复发，激光，再复发，再激光，可以说屡战不殆。手术的每一步骤早已了然于心，也如同自己双手肌肉记忆并“反射”的一部分，但每次周教授站上手术台依然如初次，万般用心，这是一位医者对眼睛和生命的敬畏。
终于，周教授带领团队率先在全飞SMILE透镜再利用上发力，其全世界最先独创的激光表面镜技术，使得角膜材料问题有望解决，而患者的视觉满意度获得极大提升，也大大减轻患者家庭的负担。而事实上，周教授做的远不止这些，他在今年发起“角膜营养不良之光表面镜公益项目”引起国内专家同道们的关注，也受到患者支持，接受手术的患者积极当志愿者进行视频拍摄，呼吁角膜营养不良患者重拾信心，积极追求明亮生活。类似的故事也曾在圆锥角膜这一难治性疾病中发生，从最早开展的快速角膜交联术开始，周教授带领团队不断研究创新，特别是联合快速交联的透镜移植技术，广受国际关注，为患者带来光明的希望。
近视防治未来之光
暑假高峰，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宝庆路分部视光门诊室里熙熙攘攘。而周教授所在的诊室，固然拥挤，却与周围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在问诊的时候，周教授的声音并不大，如他一贯的温文尔雅，一顿一挫，不紧不慢，恰是这样一种低柔而有韧性的声音，给高度近视的病人一种无法从别处获得的安定。
在看诊时周教授总是反复强调，近视手术并非解决所有问题，必须正视这一点，近视矫治的路很长，现在还是初级阶段。因此周教授格外痛惜现在的孩子们，特别是城市孩子的作息无法顺应自然规律，缺乏自然光照和开阔的户外活动、无节制地读与写、无时不在准备各种考试牺牲充分的睡眠。这些风险因子锁住了原本正常屈光发育的保护因素。而事实上，对于这些眼视光尚未发育完全的青少年和儿童来说，防大于控的理念更为重要。
自2002年开始周教授团队建立视光中心时就推行“屈光发育档案”建设理念，尽管实践的过程是曲折的，但也逐步建立了国内最早的儿童与青少年屈光发育档案和动态数据库。
从二十多年前奥比斯机上的志愿者服务开始，到后面成为奥比斯“眼见为实”的项目负责人，周教授团队入校近视防控共累计筛查41万人次。这项“筛+治+助”的工作非常出色，周教授团队获得“亚洲模范”，周教授本人获得国际防盲理事会2016年度“眼健康英雄”称号。也正是这次大规模的筛查，让周教授从科学的角度了解到国内中小学生近视概况，在防控理念中深化“学校”的概念。
在近视防控的推广中，周教授不断在防控理念中强化“学校为先、教为先”，结合国家近视防控大背景，近视防控模式从最初共建到现在的以点带面，不断创新。周教授致力倡议包括闵行、徐汇区等在内的医院、学校、社区共同参与近视防控模式，培养孩子有意识地成为自身眼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培养保健老师对学生视力、屈光度的及时检测与跟踪的可持续的能力，做好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该模式在上海市卫健委及闵行区政府的支持下已试运行并取得成效，未来全国范围的推广和运行可期。在近视防控与治疗这条路上，周教授清晰地明白，未来近视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更是全世界的医学和社会问题，希冀着有一天，全世界的近视患者都享有明亮的视觉。
作者：占倩
编辑：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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