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的迷雾”：以色列如何压制和消解Nakba记忆？

在《被掩埋的巨人》中，不列颠人的亚瑟王借助母龙释放迷雾，令人忘却征服带来的暴力和仇恨，从而维护其征服和统治。鉴于记忆对个体或集体身份意识、情感和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主导性的政治势力往往高度重视争夺和掌控记忆塑造中的主导权。谙熟记忆政治实践的以色列政治精英，也长期致力于控制巴勒斯坦人的记忆生产和传播。“Nakba”记忆所包含的对以色列建国合法性的否定，对以色列占领的反抗以及对难民回归权的坚持，都让以色列感到“如鲠在喉”。对巴勒斯坦人“除名毁忆”，压制和消解“Nakba”记忆，正是建国以来以色列的长期政策。

在以色列建国前，犹太民族经历了十多个世纪的大流散，而阿拉伯人等其他族裔群体的人们已经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活了上千年。如何加强犹太新移民与新犹太国和新征服土地之间的精神纽带，并切断流亡巴勒斯坦人对故土的关联？这成为以色列新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更名、考古、造林、殖民等多项政策相辅相成，共同彰显和巩固以色列对疆土的掌控，并抹除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痕迹和记忆。

地名改变首当其冲。早在建国前就已经启动的更名工作，在建国后得以加速。1949年7月，以色列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地名委员会”，由时任总理本-古里安亲自督察，实施一项“希伯来化”计划，消除全国各地、山脉、河谷、水泉和道路的阿拉伯命名，冠以希伯来文地名。这项行动于1951年完成，有些地名由阿拉伯语译成了希伯来语，有些则直接被希伯来语替代。费舍尔街变成了耶胡达·哈亚米特街。甚至一些穆斯林圣地和圣人之墓，也被改成了犹太人或《圣经》中的圣地名称。借助新地图和地理教育，这些新地名得以在以色列民众心中扎根，拉近了他们与国土之间的精神关联。

《圣经》考古是一项最能为新移民提供犹太民族“历史之根”和“圣地纽带”的依据，帮助他们驱除对新国家的疏离感，也有助于赢得国际社会认可以色列拥有新疆土的合法性。因此，考古在建国后的以色列社会拥有一种崇高的地位；在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掌控整个耶路撒冷以后，又进一步成为一种引发全民狂热的行动。建国初期的许多以色列军政要员，如本-古里安、摩西·达杨、伊戈尔·亚丁等都热衷于圣地考古事业。但致力于发掘犹太民族与《圣经》时代巴勒斯坦地区历史关联的考古，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在一个个《圣经》时代重大考古发现被公诸于世，引发世界惊叹赞誉的同时，推土机也在无情地摧毁古代巴勒斯坦人的遗迹和中世纪以来的伊斯兰建筑陈迹。

建国以后，以色列还通过“犹太民族基金会”大举在全境造林绿化，以告慰纳粹大屠杀死难者，彰显锡安主义运动的道德优越性。但此种造林绿化行动也隐藏着消除阿拉伯人历史痕迹的意图。犹太民族基金会是锡安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开展殖民事业的主要组织，长期致力于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取土地和其他资产，转租给犹太定居者所用。建国后，该组织在以色列国防军驱逐阿拉伯居民的基础上，借助推土机改变原有的树林和地貌，大量毁掉阿拉伯人种植的橄榄树，改种来自欧洲的松、柏，绿洗“Nakba”。该组织负责建造的几乎每一片森林，都有着以色列希望抹除的阿拉伯废墟。在连通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旁，有一个名为“加拿大公园”的以色列国家级森林公园。该公园占地8万英亩，就建在三个阿拉伯旧村庄遗址上。在约书亚(A.B.Yehoshua)的小说《面对森林》中，阿拉伯裔护林员在他看护的以色列森林点燃一场大火，使森林化为灰烬，由此，巴勒斯坦村庄被毁灭掩埋的痕迹原形毕露。

劫夺和破坏巴勒斯坦人拥有的相关文献资料，也是以色列压制乃至摧毁“Nakba”记忆的重要举措。两家研究机构的命运很有代表性。黎巴嫩贝鲁特的“巴勒斯坦研究中心”和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研究会”都曾收集和保存大量有关巴勒斯坦历史的文献资料。1982年9月，以色列军方袭击贝鲁特的“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以及其他涉及巴勒斯坦历史和文化的机构，并将其中的数万卷珍贵文献资料洗劫一空。1983年以色列军方出动战机实施轰炸，摧毁了该中心。2001年8月，“阿拉伯研究会”则在以色列文物局命令下被征收，其收藏的大批资料被充公。这些机构被毁对巴勒斯坦历史和文化研究造成的损失难以弥补。

以色列国内相关机构也保存了大量关于独立战争期间的相关档案。在80年代至新世纪初，这些机构都曾经根据以色列档案法向公众开放到期档案。在研究以色列建国前后历史过程中，莫里斯等“新历史学家”就曾发现并运用了大量来自建国前后犹太武装组织、工党中央委员会等机构保存的档案。但新世纪以来，以色列国防军下属的“秘密安全局（Malmab）”已经派人到多所档案收藏机构审查，以影响以色列安全为由，将大量已经解密的涉及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档案重新封存。在一次访谈中，曾在“秘密安全局”任职的官员坦言，以色列政府之所以封存这些档案，就在于担心其激起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影响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封存这些档案的直接动机，就是从可信度方面削弱有损以色列历史形象的学术研究。

典型如以色列外交部保存的代尔亚辛事件密函。这些密函因以色列外交部1969年给外交使团的宣传册而起，该宣传册由莫里斯父亲所作。该宣传册称代尔亚辛事件是阿拉伯方面的“发明”，不曾发生。1971年，当年曾任以色列军队高层的一些左翼工党成员致信外交部抗议，确认右翼武装曾在代尔亚辛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大规模屠杀等暴行。在抗议下，外交部不得不封存了这些宣传册。2003—2004年间，莫里斯曾在研究中阅读并引用这些密函，但在2018年重新申请阅读时被拒。

有关建国前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档案保密期也一再延长。2010年，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曾经以国家安全需要为由，下令将国防军、辛贝特、摩萨德、原子能委员会和生物研究所等部门高度机密的档案保密期延长20年；到2018年，又下令进一步延长了20年。与独立战争有关的档案，因涉及到锡安主义领导人和犹太武装关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立场和举措，被视为有损以色列的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也被纳入延长保密期的范围。

针对以色列国内巴勒斯坦人和犹太左翼中兴起的“Nakba”纪念活动，犹太右翼也试图加以压制。2011年3月，以色列议会在右翼势力的推动下通过了“Nakba法”，规定任何公共机构若不尊重“国旗和国家象征”，以色列政府将切断或削减对其财政资助。对于法案的支持者而言，独立日就是国家的重要象征之一；将独立日视为哀悼日，自然就属于对国家象征的亵渎。

除了这些防守性的压制策略，以色列还通过追究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历史罪责，反击巴勒斯坦人的“历史战”。一方面，积极追究中东国家驱除和迫害犹太人的历史罪责。阿以经历多轮冲突，近86万犹太人为此受到中东国家驱逐或在反犹骚乱中逃亡，大量财产丧失。逃亡的苦难历程，以及他们来到以色列的长期不利地位，近年来不时以亲历者的记忆见诸媒体。2019年1月5日以色列政府还就此发表正式声明，要求突尼斯、摩洛哥等8国向以色列补偿2500亿美元。另一方面，指控巴勒斯坦宗教领袖在纳粹大屠杀中的历史罪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宣称，正是巴勒斯坦大穆夫提阿明·阿尔-侯赛尼（Amin al-Husseini）游说希特勒，使后者将对犹太人的政策从驱逐升级为种族灭绝。这一指控未能在历史学界获得认可，却被以色列右翼一再提及。

作者：张忆南 汪舒明
编辑：刘迪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