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kba”之于巴以的不同意义

2019年5月，独立日纪念，欧歌会，盛大的烟火表演，以“创新国度”蜚声全球的犹太国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为建国以来的巨大成就欢欣鼓舞。

但在隔离墙另一边的难民营，以及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社区，巴勒斯坦人正在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和抗议，以纪念他们的先辈在1948年战争期间被迫舍家离乡，从此开始漫无尽头、艰辛悲惨的难民生活。巴勒斯坦各派领导人、以色列议会中的阿拉伯裔议员参加各地的“Nakba”悼念活动，誓言决不放弃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反对特朗普政府的所谓“世纪方案”。而以色列利库德集团议员达杨（Uzi Dayan）则谴责“Nakba”纪念活动和阿拉伯议员的发言，称“71年过去了，你们啥也没变。你们沉浸在1948年，而我们正向2048年进军”。

自新世纪以来，巴勒斯坦人关于“Nakba”的记忆，在巴以关系发展进程中凸现出来，深刻影响着巴以冲突与和平进程。

“Nakba”指称1948年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大浩劫”，即以色列人所称的“独立战争”（又称“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近70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或被驱逐，沦为难民。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阿、犹两大民族在巴勒斯坦地区实行分治的决议。随后，阿、犹之间的武装冲突爆发。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建国，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于次日派兵进入巴勒斯坦，向以色列开战。以色列人所称的“独立战争”由此爆发。到1949年8月，以色列取得战争胜利，犹太民族得以结束近2000年的流散状态，回归故土重建“民族家园”。但是，巴勒斯坦人却与民族独立和建国失之交臂，沦落为一个被占领和流散的民族。

在武装冲突过程中，部分出于报复，部分出于尽量“清除”未来犹太国家境内巴勒斯坦人的战略目的，犹太武装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了一系列集体屠杀和武力驱逐。典型如犹太右翼武装（伊尔贡、莱希等）于1948年4月制造的代尔亚辛（Deir Yassin）事件和以色列国防军前身“哈加纳”于1948年7月在吕大城实施大规模屠杀。这些事件在巴勒斯坦人中造成大恐慌，导致许多人逃离家园或被驱逐。这场战争还导致500多个巴勒斯坦村镇毁于战火，或在占领后被摧毁。大规模难民潮涌向加沙、约旦河西岸，以及周边阿拉伯国家，庞大的难民社区由此生成，迄今已经膨胀到近500万人。继续留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则沦落为犹太国的“二等公民”。由此，巴勒斯坦一方将以色列的独立建国视为一场民族大浩劫，并将以色列“独立日”的次日（5月15日）作为巴勒斯坦人的“浩劫日”，即“Nakba”日。代尔亚辛大屠杀尤其成为“Nakba”的象征性事件。

长期以来，阿（巴）、以双方对1948年战争和巴勒斯坦人大劫难坚持截然相反的历史叙事，并以此塑造或解构“Nakba”记忆。

阿拉伯方面将锡安主义运动视为西方殖民势力在中东地区的代言人,而“Nakba”则是锡安主义运动对巴勒斯坦人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实施“种族清洗”的结果。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Nakba”是全民族大失败、大劫难和大流亡的开始，是现代巴勒斯坦历史的转折点、分水岭。从此，巴勒斯坦历史断裂成“Nakba前”和“Nakba后”两个阶段。长期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暴行和压迫，以及各地流亡巴勒斯坦人暗无天日的悲惨状况，使得“Nakba”成为巴勒斯坦人仍在流血的伤口，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一再重演、挥之不去的体验。由此，“Nakba”记忆成为分散各地的巴勒斯坦人的共同纽带，在巴勒斯坦身份建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

以色列官方则一直坚持1948年战争为历经纳粹大屠杀劫难、无家可归的犹太民族争取解放的“独立战争”，并将巴勒斯坦人的逃亡归于躲避战祸的自愿逃离，或受阿拉伯领导人的要求或命令。鉴于犹太武装在独立战争期间的罪责问题可能对以色列建国的正当性带来巨大冲击，绝大多数当事人奉行断然否定或选择性遗忘的立场，而主流学者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上也实施一种“爱国主义”自我审查。

但是，以色列主流的历史叙事并不坚实。关于犹太武装在“Nakba”中的历史罪责，经由当时人的回忆和见证、历史学家基于档案的研究而公诸于世。刻意维持的历史禁忌，也难以克服以色列独立建国所带来的道德困顿。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为代表的以色列“新历史学家”曾打破禁忌，揭露以色列主流关于1948年“独立战争”的历史神话。莫里斯虽然坚称以色列“别无选择”，而且阿以双方在巴勒斯坦难民的产生问题上存在“共同责任”。但他的研究仍然揭示了独立战争中犹太武装对巴勒斯坦人屠杀、驱逐等暴行。秉持“后锡安主义”激进立场的艾兰·佩普，则在《现代巴勒斯坦史》一书中将驱逐巴勒斯坦人描述为以色列方面有预谋、有计划的行动，并揭示了哈加纳受命“清除”巴勒斯坦人的历史事实。他还将1948年3月至1949年1月包括哈加纳在内的犹太武装的屠杀和清除行动定性为“种族清洗”。

对于那些试图直面历史的以色列/犹太人而言，“Nakba”正是锡安主义的暗黑隐私，让他们难以找到内心的安宁。阿里·沙维特在论及哈加纳制造吕大城大屠杀时称，“我们将面临审判”，而“正义并不再我们这边”。他一方面对犹太武装的行动表示理解，认为其不可避免和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在他的意象中，总有一群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顶着沉重的热浪，永不停步地踯躅行进。

在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阿摩司·奥兹也以一种象征性、个体化的方式表达了以色列社会心理中埋藏的对于巴勒斯坦人的深深愧疚感：小说主人公8岁时到阿拉伯富商的庄园做客，遇到名叫阿爱莎的阿拉伯小姑娘。他可笑地以犹太民族代言人自居，向小姑娘宣传两个民族友好共处的的道理，并爬树抡锤展示“新希伯来人”的风采。结果却严重误伤了阿爱莎年幼的弟弟。数十年过去，阿爱莎一家早已不知去处。但他们的命运仍然让主人公牵肠挂肚。他一方面为犹太人在战争中把他们（阿拉伯人）打得落花流水而快乐，另一方面却为脑海中一再重现的阿爱莎默默将昏迷的弟弟抱在怀中的场景而悲哀恐惧、心如刀绞。阿爱莎可能在极端恶劣的难民营渐渐枯萎老去，而幸运的犹太人居住在她家美丽的庄园，这种现实落差，也让主人公难以释怀。

作者：张忆南 汪舒明
编辑：刘迪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