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龙春：金石学共同体需要紧密合作，很像1980年代的集邮圈

报：能否为我们题解一下“古欢”和“时尚”，这两个词在一起看上去挺有趣的？

薛龙春：古欢一词出自汉诗中的“良人惟古欢”，就是往日欢愉的意思，也指旧友，国图藏《黄小松友朋书札》13册，每册的封面都有黄易手书“古欢XX册”的字样，在我刚接触黄易信札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两个字。古欢也有尚友古人的意思，王士禛的《古欢录》，所录都是古代贤达。在黄易及其周边，“古欢”这个词的使用非常频繁，如黄易《致潘应椿》说：“金石古欢，世有几人，能不神依左右耶？”潘应椿《致黄易》也说：“……获观手简，……益追古欢，想金石之储充溢清閟，引领东望，曷任神驰。”魏成宪在写给黄易的信中也有“寄怀翰墨，怅无良友共订古欢”的惆怅。在金石学特殊的语境中，我觉得古欢更反映一种与古为徒、与友人交换关于“古”的知识的乐趣。我觉得这个词用做书名，非常恰当，因为这本书对于这种乐趣，投注了很多关切。

时尚一词的使用，并不始于此际，但潘有为在致札黄易时，因拓片抢手，故明确谈到“可知金石亦时尚也”。这说明，金石拓片的知识是乾嘉文人所必备的，否则如同没有掌握与他人交流的密码，不仅无法参与学问的切磋、知识的交流，也无法加入到流行的话题之中。在18世纪后期，即便不研究这些学问，拓片也是人所愿得的风雅礼物。“古欢”与“时尚”看似矛盾，却是乾嘉金石学得以成长的真实环境。

翁方纲《致黄易》故宫博物院藏

报：所以这是一本讨论“环境”的著作？

薛龙春：《古欢》就是一本研究乾嘉金石学外在环境及其生态的书，我并未过多讨论黄易的学术贡献，我更关心的是他所扮演的角色、他的自我塑造，以及一个事实存在的金石学共同体在乾嘉时期是如何运作的。比如，通过哪些渠道可以快速掌握金石信息？所谓精拓本有哪些要求？人们如何征集？有哪些资源可以用于动员？拓片如何在知识圈流通？共同体中不同身份的人各有怎样的贡献，又有怎样的所得？诸如此类。我们不能认为一堆金石拓片储备在那里，等着乾嘉学者们来研究，毕竟不是敦煌藏经洞。作为乾嘉考证学的支撑学科，金石学有自己成长的过程，从17世纪20年代算起，到乾嘉时期的勃兴也已经经历了100多年。金石学有它非常独特的一些特点。

报：您在最后一章还谈到“纸上聚会”，也就是异地异时的学术聚会。

薛龙春：从黄易个案我们不难发现，乾嘉时期玩金石的时尚并不是权力影响的结果，主导其走向的，常常是一些职位并不显赫的官吏。黄易身在济宁，“任城自古金石窟”，具有先天的地域优势。与字画大多集中于都市不同，碑刻地点不集中、需要组织具体的椎拓，这些也不是你有地位、你有钱就能解决的。同时，拓本价格不高，相对而言收藏门槛比较低，因而许多人都有收藏的机会与条件。这样，在乾嘉时期，就形成了一个搜集与收藏金石拓本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所有参与者需要紧密合作，才有机会完善个人收藏的种类、数量与质量，很像上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的集邮。从高官、硕儒到地方官、幕僚、山长，再到一般的布衣、掮客、古董商，通过拓片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金石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虽没有明确的组织构造，但它的成员具有相似的知识背景，在情感方式与趣味体验上也有相当的统一性。除了极少数的欺诈行为，这一时期大多没有晚清藏家相互间的提防与谎言，比如学生想买什么东西要瞒着老师；明明自己购买了，却要四处放风被西洋人买走了。

我觉得这个共同体最重要的特点是公开，信息公开、收藏公开、观点公开。金石学研究涉及文字、名物、历史，其先决条件是对金石刻铭进行释文，在乾嘉金石共同体中，参与者非常广泛，他们常常通过书信、题跋集中讨论一些十分具体的问题，这种纸上聚会使得不同时空的学术观点随时得到传播、发扬、纠正与重组，同时也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精致化。如李东琪不同意翁方纲关于《祀三公山碑》的一些释文，曾作札由黄易转达，尽管他的地位与翁方纲非常悬殊；黄易所得汉魏五碑，翁方纲、孔继涵、孙星衍、张埙、桂馥等人都曾各自释文，他们有不少意见针锋相对，翁方纲甚至在题跋中直接指出张埙所释“絿、边”等字皆不确，要求“观者勿信”；对于武梁祠画像《武氏前石室画像十五石》的第二石“人首鸟身”，毕沅的幕僚朱文藻认为人首鸟身的图像来源于西方，毕沅虽不予认同，他认为出自《山海经》，但由他和阮元主持的《山左金石志》仍然刊出了朱的意见，这些都体现出难得的学术平等与学术的严肃性，乾嘉学术的气象也由此可觇。

报：您在最后也谈到此一时期的公私不分问题，也就是职务与自己的爱好并没有清晰的界限。

薛龙春：1800年，巡漕御史何道生在写给黄易的一首诗中说：“我职《河渠书》，我志《金石录》。何期遇双井，熊鱼兼所欲。”虽然二人情形相似，但他羡慕黄易能够兼顾“职”与“志”。黄易的本职是河工，也就是主持勘察、挑工、筑堤、防汛等工作，他的访碑与收藏，他的出版事业，他的书画印的创作，到底花了多少时间与精力无从计算，但我们未必可以说他的志业对他的本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我认为文献遗存的偏向性多少引导了我们的判断。从一些零星的资料，我们仍可发现黄易运河厅的工作异常繁忙，他甚至到任济宁20年后才第一次来到省城济南，除了乾嘉之交居忧期间的两次远足，他在济宁及周边的访碑极其有限，访拓活动大多由家中仆隶完成。

同样可以讨论的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公与私界限明晰、专业与非专业壁垒森严，自然会带来更高的效率，但同时也失去了像乾嘉金石学这样广泛的“学术中间阶层”，以及各种日常交往所提供的研究素材与机会。我们正在亲眼看到，在现代学术体制下，学者们这方面的经验——黄易们的“古欢”——正在不断消失。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一般的爱好者已经没有机会在正式的学术会议或是学术刊物发表文章，“专家”垄断了一切，但气象却日益浇薄，无复乾嘉旧观。

作者：苏甘礼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陈韶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