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母亲的信
鲁迅与母亲的通信本应很多,现存最早的写于1932年,但留存下来的信并不多。因为母亲不识字,更不会书写,鲁迅的两个弟弟充当了他和母亲之间的联络人。鲁迅给母亲的信写得特亲切和轻松,便于让人读,让母亲听得明白。
▲鲁迅写给母亲的信
鲁迅在外无法与母亲书面交流,正如他婚后不能与妻子交流一样。鲁迅与其生命中的两位重要女性缺少文字交流,在与许广平通信之前,他与女性的文字交往,可能只有与日本弟媳及其亲属之间的少量通信(今已不存)。这对一个惯于用文字表达情感思绪的读书人来说,是很大的缺憾。
鲁迅与母亲的通信中,谈的最多是孩子海婴,感谢母亲给孙子从北平寄来的物品,告诉母亲孩子长大过程中的趣事,真是喋喋不休,津津乐道。有时说,孩子现在话很多,“大抵为绍兴话”;有时说,孩子很顽皮,拿着玩具木匠家生天天在家里敲钉子;有时说,孩子脸晒黑了,晚上要听“狗熊如何生活,葡萄如何长大”的故事;有时说,孩子懂道理了,脾气与以前不同了。当然,也会提及自己与害马(许广平)的情况,比如,会保证“吸烟逐渐减少,每日只吸十支,且已改吸较好之烟卷”,有时说“为消夏起见,在喝啤酒”,有时宽慰母亲,说寄出的张恨水小说书“定价虽贵,但托熟人去买,可打对折,其实是不贵的”。信里所写种种琐事,充分展露鲁迅在母亲面前要表达的孝顺态度和安好的生活状态。
鲁迅与许广平的信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许广平向鲁迅射出丘比特之箭,他们开始了恋爱和同城、异地的通信,由学生到恋人到同居,相处了十年多,如鲁迅所说“十年携手共艰危,相濡以沫亦可哀”。一个是性格果敢的青年人,一个是有妻室的沉稳的中年人,而且是政府官员、文坛名家,双方年龄差距又将近20岁,流言自然难免,外在压力不小。理智与情感,道德与自由,矛盾纠缠,取舍为难,两人相爱相知相守的道路并不平坦。
▲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
异地生活,那个时代只有靠书信传递消息,披露情愫。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记录了两人恋情中迟疑和抉择的过程,兼以谈论世事人情。恋爱修成正果后,他们将这些信件按年月顺序编成《两地书》,按三地所写顺序:北京—北京,厦门—广州,北京—上海,分为三集。
鲁迅特别强调“两地书”“并无革命气息”,透露出对当时流行的极左思想的不满。按他的说法,革命不是让人死而是让人活的,他讨厌有些所谓“革命家”或“革命文学家”整日把“革命”挂在嘴边,“义正辞严”地把革命说得十分可怕,似乎革命一到,很多人都要遭殃。在他的眼中,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战士要战斗,也要吃饭和恋爱。他并不标榜自己的书信——哪怕是家书、情书——多么真率:“常听得有人说,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无论给谁写信,最初,总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糊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后来出版《两地书》时,为防止对他人造成麻烦,他们对《两地书》原信做了增删和修改。所幸,通信原件一直珍藏,后由鲁迅家属捐献给了博物馆。把原信同发表的文字比较,会发现改动不小。这本《鲁迅家书》收录了鲁迅给许广平的全部书信80封,原件原貌影印。
鲁迅给许广平的信,前期较为正式地称许广平为“广平兄”,间有称“愚兄”“景宋女士学席”,1929年5月后,有称“乖姑”“小刺猬”“小莲蓬而小刺猬”“哥姑”,自署则为“小白象”或“哥”,极为亲切。
鲁迅与交大学生的信
本书还收录鲁迅给三位亲戚的三封信。其中一封给阮善先的信,与交通大学也有了一些关联。阮善先是鲁迅的姨表侄,1919年生,后就读上海交通大学。他写信给鲁迅的时候,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大约是请求鲁迅给予指导。鲁迅其时身体虚弱,抱病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
作者:黄乔生
编辑制作:薛伟平
责任编辑:张 裕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