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超：站在原点上的发问

年轻新闻工作者要走出一条路来，阻力与不赞成会来自方方面面，确实不容易，但必须往前走，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惯性运转是常态，真正的向前是从突破常态始。

新闻工作者着力追求的是思考与觉醒，而不只在于生存。直面现实问题、应对时代挑战，做出舆论传播的努力，这正是新闻工作的价值所在。

在当下融媒体传播时代，这个问题更为突出、更为尖锐，特别需要我们把好分寸把好度。但如果明确和坚定自己的出发原点，我们也必然拥有更多的优化选择和智慧表达。

从事新闻工作，最具分量的考验，莫过于如何面对问题挑战，应答时代发问。

当年作为一名年轻新闻工作者，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就碰到了这样的状况。在舆论传播上有两个问题实在不可回避：一是要不要改革；一是如何看待特权。对于改革，在其他文章中我将谈及。这里主要谈的是如何看待特权。

一

就词语释义而言，特权主要指在一般情况下享受不到的特殊权利。当然，这发生于拥有一定权力的阶层，也就是对领导干部而言。那岁月，刚走岀十年动乱，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经济工作作为全党的中心工作，诸事皆在起步不久之后。平心而论，那时候的特权，现在看来，都是“低层次”的“低光特权”，同现在少数权力拥有者贪污受贿动辄千万甚至数亿，绝对不可放在一起谈论的。

但事物总是相比较而言，当广大市民群众的生活用品只能按配给购买，物资相当匮乏，市区人均住房只有4平方米不到，对于一些领导干部较为优渥的生活条件及待遇，包括按级别分配的宽敞住房，数倍、数十倍高于群众的生活水平线，社会心理层面的反应就不是一般的涟漪……

以什么方式、从什么角度切入，对此作出舆论上的努力，我始终觉得难以突破。

念念不忘，终有回响，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找上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我到崇明县中心医院办事，遇见几位熟识的医生，言谈之间，碰到一个突出的话题：你作为解放日报记者，为什么不在报纸上批评批评那种干部的特权（那时大家谈论的还不是贪污受贿问题），连市委机关报都闷声不响，以后叫谁还来信你们。

一位干部病房的主治医师，言辞虽然激烈，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思想视野：人好人坏，这就看当官的出发点啦。一些领导干部忘乎所以，用药一定要问有没有进口的。住进来半个月，病早就好了，却把这里当疗养院，非得要再住上一两个月……但我这里来的一位老干部陈振夏不一样，论资历、职级，旁人没法跟他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入的党，是延安石油厂第一任厂长。论功劳、荣誉，简直吓煞人。听说毛泽东主席还两次题词表彰陈振夏。入院治病，他只提一个要求，按正常标准、最低标准办，跟我们医务人员关系都像老朋友。他常讲，自己来自百姓，加入共产党打天下也是为了百姓，这个本不能忘。前天，陈振夏自己拔了吊针的针头，说病已经是晚期，维持维持就可以，再用是浪费了。把这种德国进口药，给更需要的人。

在周边的讶异声中，我感受到的不是惊奇，而是一种振奋。瞬间的直觉告诉我，陈振夏身上有一份传奇，这份传奇有绝大的可能，蕴含着炸开一个口子，批评“特权”的能量。办完事，第二天上午我赶到干部病房，但人家告诉我，陈振夏已转到上海肿瘤医院去了。

二

那天下午2点半开始，躺在肿瘤医院病床上的陈振夏，轻声细语，与我足足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加上前天我到他简陋的家中察看，对其他人包括他女儿的釆访，都很清晰地证实，我的直觉没错。真正的共产党人价值取向轨迹，在陈振夏近一个甲子的人生经历中，有着十分具体、有力的体现，而这种人生价值取向，对那些沉醉于特权而不愿自拔的领导干部，几近当头棒喝！

这是一位资历极其深厚的革命者，他有几位十分知己的战友，就是党内、军内的高层领导。作为上海赶赴延安的地下党干部，负责筹建创办延安石油厂，并担纲首任厂长。在极端恶劣的封锁环境下，陈振夏屡建奇功，为部队、为延安党中央机关的机械交通运输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毛泽东主席为此专门题词：“埋头苦干陈振夏”。

深入交谈中，我还特别惊讶地了解到，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陈振夏曾遭受打击，至暗时刻，他坚守自己的信仰，坚持始终如一地工作和开拓……之后，因多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先进生产工作者、劳动模范，毛泽东主席再次为其题写“劳动英雄”四字条幅，嘉奖表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华北担任一家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他和女儿时隔20多年后首次相逢，乍看到拎着饭盒子去大食堂用餐的陈振夏，女儿一时还为父亲是这家新中囯现代大型企业的一名产业工人而自豪。

离休之后，陈振夏回到自己的家乡崇明，谢绝组织上按标准要为他单独盖一幢小楼的决定，住进崇明县城的小巷深处，祖上留下的三间老房子。一切特供的副食品不要，群众吃什么他吃什么，他要真实的生活。身为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常务副局长的女婿老顾，赶回来看望岳父，陈振夏在客堂里用两张条凳搁上木板当作床，对女婿说：“这是家，你住家里。”顾局长欣然从命，再三谢拒县委安排的小招待所套房……

采访结束，返回汉口路274号解放日报编辑部，已是华灯初上。食堂用罢晚餐后，我随意踱步至六七百米开外的中山东一路外滩。在黄浦江畔独自来回行走，我想梳理一下这一周时间对陈振夏采访的情况。12月的江风拂面已有相当寒意，耳边却始终回响着病榻上的陈振夏与我的交谈，声音时断时续，很轻缓，但每一句话、每一个停顿，犹似在已经燃烧起来的篝火上一次次投入长段木爿，火苗直窜，哔剥直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确实容易激奋，此时的情绪是一种被点燃后的能量激荡：我为什么不可以用陈振夏的事迹，来冲一冲大家都痛恨而又不断蔓延的特权现象呢！

那时，也可以花力气抓几个反面典型予以报道，直接批评搞特权的干部。但这事情也有一定难度，《解放日报》的属性决定了，在没有特殊情况的状态下，不宜直接点名批评干部。即使展开批评，如果批基层的，影响面不大。批层次高的，照章办事，总得要走报批程序。“以正面报道为主”，“主流舆论要传播正能量”，这些要求当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教条的、僵化的理解与贯彻。但对主流权威媒体而言，新闻舆论工作的纪律还是客观存在的。批评难、监督难，难于批评、难于监督。

然而，深入梳理陈振夏事迹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悟到，只要换种角度思考问题，新闻工作者同样可以大有作为：我用的是颂扬，我表达的是批评。我树起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些人的行径，与党的宗旨、与他们加入党的队伍时所表达的初心，大相悖逆！这样的舆论效果，应该不亚于一次有力度的批评。

当然，以颂扬来表达批评，要自然而然、实实在在地产生效应，关键在于凸显主题的本身，要有极为准确和明确的针对性，切忌洋洋洒洒豁出去，也不可平铺直叙、泛泛而述其人其事。在梳理陈振夏事迹的同时，我也着重分析了当时社会上对领导干部所作所为的几大聚焦点：怎么看待名誉和利益、怎么看待地位、怎么看待待遇、怎么看待与地位相关联的一些特殊照顾、怎么看待家人子女，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自己与广大群众的关系。而这一切全部归纳在一个原点上，这就是几位医生与我慷慨议论时甩出的那句话：人好人坏，这就看当官的出发点啦。

出发点就是原点，就是初衷。我心大定，按此切割角度，取舍材料。还有一些带有传奇色彩也很有价值的内容，我决定留着另外再写一篇文章时派用场，此回，只作“站在原点上的发问”。

三

这类政治性、思想性较强的通讯，在主题提炼、材料取舍明确之后，成败恐怕首先在于文章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不能吸引人、感染人、说服人，就说不上什么影响力。我始终认为，新闻写作在严格遵守新闻的基本原则之外，当走“文无定法”之路，一味循于“某某体”，新闻作品容易千稿一面，干枯无味。

思忖再三，我决定把散文的写作手法移植于此篇新闻通讯之中，在严格遵守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同时，注重措辞方式的创新，把情感、思想注入生动平静、娓娓道来之中。同时又着力于文字的简洁、层次和节奏感……而这一切均始终服务于文稿主题的展开。主标题很短，只有五个字“他，永远是他”，一改当时《解放日报》习惯平白、平实的新闻类作品标题风格，似乎稍有点诗意，稍为含蓄。乍一看，在内容的理解上也有一定留白，但紧接着看副题“记老干部陈振夏同志”，大多数受众应该立马明白文章的思想指向。

春笋破土，要破冻土、硬土，保不准头上还顶着块石板。那年月一切刚刚开始摆脱僵化，稿件是否发得出、发出以后反响如何，又全在未定之数。好在我当时隶属解放日报农村部，由农村部主办的《解放日报》市郊版，人称“小解放”，力主为上海郊区各行各业的改革鼓与呼，一马当先，发行量日增，有相当影响力，而且“小解放”发稿颇有自由裁量权，农村部负责人贾安坤拍板就是。《他，永远是他》稿，尽管题材不可谓不重大，且配有毛泽东主席书写的“埋头苦干陈振夏”亲笔题词照片，第一次刊发，也只是发在《解放日报》市郊版第二版上，3000多字，题词照片再加陈振夏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的照片，不到一个整版。1981年1月1日，正式发出。

我与老贾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八九天之后，有一天刚上班，他进门就跟我说，陈振夏这篇文章在读者中反响很好，报社领导决定要扩大这篇文章的影响力，大解放（《解放日报》）要在头版转载，同时加配短评，控制在500字。紧接着又说，我看这篇言论还是你自己写，文章甘苦寸心知，更能讲到点子上。

采写此文的本意，就是为追求特权的领导干部树起一面镜子，在比照之中，对自己的思想作一真实剖析。言论可以更加挑明了说，把对典型人物赞誉之中蕴含着的警醒与批评更加鲜明地提出来，我当然同意接受这个任务。由于在整个采写过程中对问题作过种种颇为深入的思考，那天上午在办公室，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写好了这一短评，题目即用“以人为镜而知得失”，着重提出面对形势和任务，向陈振夏学习，“更需要我们的每一个党员和干部不忘革命初衷，继续保持光荣传统，去影响和带领群众”。一共497字，署名“曾硕”，音谐“真实”。用言论进一步呼应、强调并深化通讯的主题，始终扣住不忘革命初衷而展开。38年之后回眸，应该说，这一理念无论就当时或长远而言，相当程度上是切中了问题要害的。

那时《解放日报》只有4个版，版面高度紧张，记者自釆稿件、通讯员来稿、新华社发稿，上版面的竞争之激烈，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1981年1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他，永远是他———记老干部陈振夏同志》，同时配发短评《以人为镜而知得失》，这样重量级的版面安排，并由此所呈现的舆论气势，理所当然引起广大受众的关注。

而在解放日报社内部小范围，居然也发生了一次“擦枪走火”事件，一个年轻记者的作品差一点点跌进报社内部的舆论漩涡，之后的结局虽然令人欣喜，但越过时间的重峦叠嶂，这一余响，我觉得还是有耐人寻味的价值。

四

1月15日当天，在解放日报社傍晚5点半的例行编前会上，一位部门的领导成员评报。评报当然不能净讲好话，赞扬肯定的话是鼓励，若有批评中肯，则对提高办报质量善莫大焉。而这一回的批评，却另有格局。对《他，永远是他》提出了大约六个方面的意见，从题目、题材、结构、细节运用、修辞方式包括版面安排等一一进行分析、批评。评报者的发言也颇具特色，辞色严厉是一回事，反讥、揶揄式的诘问特别出效果：这个题目怎么叫“他，永远是他”，可能我们水平有限，看不懂，令人费解、困惑……3楼第一会议室里有些许哄笑。

那时，我是不够资格参加编前会的。部门负责人贾安坤端坐其间，一时也有点懵，平时不喜欢笔记，这次零零星星记了若干评报意见要点。主持编前会的报社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当年的中央工作组成员、军代表栾保俊始终一声不吭，临了，沉着脸对总编办那位资深秘书说，王明辉你把魏老今天上午关于这篇文章的来信读一下。

魏老者，魏克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办初期的领导成员，后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柯庆施在上海工作时，调任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文革”后复出，虽因病在家，市委仍任命其为解放日报党委顾问，对报社工作十分重视，关键节点上常有重要建议和意见。我进报社后，第一次形成深刻印象的是1980年，解放日报社研究新闻改革事项，何为基本遵循？魏克明提出“加重、搞活”的原则，虽寥寥四字，传达到我这个资浅人士，猛然有醍醐灌顶感觉，这对办好市委机关报有巨大深意！

那天上午11点，他交由机要交通送给解放日报领导一封亲笔信，信中说，8点多钟看报，《他，永远是他》一文连续读了两遍，激动兴奋之余，说了大约九个方面的看法。巧得很，也是从题目、题材、结构等诸方面说起，另外又加了几点，说这篇短评配得好、提出不忘革命初衷的观点尤为重要，头版头条的版面安排把握正确。恐怕也是因为不认识这位署名记者，毫无瓜葛一说。也可能稍有几分新鲜感，奖掖后进新人，这位新闻界泰斗式人物的分析不吝言辞，他说这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题目新颖不刻板、有内涵、有吸引力；写的虽是一个人的日常事，但题材有重大政治价值，既有全局性又有针对性……

与前面的评报意见相左，毫无疑问，这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撞击。正因为此，这个带点戏剧性的故事，当场产生的效果，用上海话说“闷忒了”。老贾事后告诉我，编前会上除了王秘书的朗读声，悄无声息。有惊讶状、有沉思态、有惊喜色，混合为沉寂与肃穆。

主持会议的栾保俊并无多言，只是要求好好学习领会魏老来信的精神，来信把思想讲得很明白、透彻了。总编辑王维作总结，《他，永远是他》评为红旗稿。散会，三两人不解，细声问，这个记者宋超什么样的……若简要述说辈分排序，这一问很可理解，那时王维总编辑之后的总编陈念云，时任评论部主任，再往后的报社党委书记周瑞金、冯士能当时均为部门副主任，贾安坤为农村部副主任。我于1980年底采写此文，忝为而立，虽然读书仗剑，仍然一素面青记，汉口路274无人识，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啊！

几天之后，由解放日报社牵头，邀请本市骨干通讯员、作者、理论工作者及大口、区县部分党政干部，召开思想理论宣传工作会议，可容纳千人以上的福州路市政府大礼堂一时人满，市委、市政府领导均有参加。王维总编辑主持会议，最后由市委书记胡立教讲话。胡立教原为中共华东局组织部部长，与1949年5月之后的解放日报几任总编辑均有渊源，对报纸工作很关心和熟悉。时任市委第一书记为陈国栋，胡立教书记则是二把手。请他参加会议并讲话，很得体也很有分量。我坐在大礼堂最后七八排靠左边，突然听到，这位胡书记在开场之后大声说道，当下怎么展开思想理论的宣传，我首先推荐大家认真读一篇好文章，这是3天前，《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题目为“他，永远是他”，还配有评论，文章是写一位老同志，核心是提出革命的初衷问题……这是思想理论工作在目前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五

作为当事者，虽然时过38年，余音犹在。但时间的潮水无论是静静流淌，还是汹涌而去，一切皆为历史。

回望那时、那文，真正有价值的，并非是获得多少赞誉和光环，值得珍惜的还是，一路走来之时，内心切实感受到的若干痛点。年轻新闻工作者要走出一条路来，阻力与不赞成会来自方方面面，确实不容易，但必须往前走，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周边环境绝非一时形成，不赞成与反对，也并不全是别有居心，惯性运转是常态，真正的向前是从突破常态始。新闻工作者着力追求的是思考与觉醒，而不只在于生存。直面现实问题、应对时代挑战，做出舆论传播的努力，这正是新闻工作的价值所在。在当下融媒体传播时代，这个问题更为突出、更为尖锐，特别需要我们把好分寸把好度。但如果明确和坚定自己的出发原点，我们也必然拥有更多的优化选择和智慧表达。

近日与友人偶尔说起那时、那文，没想到，朋友很快在规模巨大的报纸数字库中找到当年内容，以电子版形式发给我。一切清晰如昨，读来也似乎没有历史的尘埃之气。也曾跟朋友讲，我原定在通讯发出之后，再写一篇关于陈振夏的长篇报告文学，他是有大阅历、大故事的人。篇名原定为《初衷》，考虑平实易懂一些，改为《初心》。但那文章刊出后一周，陈振夏在上海肿瘤医院病故，本打算进一步深化的采访，不可抗地中断。古今多少事，不能全作笑谈。报告文学没写成，题目在心中留存了几十年！

写于2019年中国记者节前夕

原标题：《站在原点上的发问——采写<他，永远是他>的思考及其他》

来源：上观新闻

编辑：钱亦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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