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中医观

2019-11-07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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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胡适故居

胡适日记中,有关疾病的记载不胜枚举。前期主要是伤寒、腹泻等小病。迈入中年后,肛周疾病、肾炎、心脏问题开始出现。其中,胡适的痔疾格外出名,在1922-1923年的日记中曾反复出现,十分仔细连贯。作为文坛名人,胡适的痔疾几乎人尽皆知。以至于1930年郁达夫身患痔疮时,向胡适去信,询问求医的地址。胡适对此不甚避讳,显然与当时的时代风气有关。而其诊疗时中西医法的选择与疗效,也可一窥民国时复杂的中医形态与矛盾的中医观念。

关于痔漏的记载,胡适日记首见于1922年7月,次年5月复发,1925年底在上海根除。其中的中医参与可分为三类:亲友提供的 “家庭医疗”、北平名医陆仲安的诊看、痔漏专家潘念祖。

1922年7月间首次发作时,胡适就觉得“坐如针毡,吃完饭匆匆回家,面已失色,痛得很厉害……”因晚间无法就医,只好接受江冬秀大姐江润生提供的偏方:将生男星、生大黄、冰片三药捣碎,用醋涂上。这些药材有清热止痛、攻积导滞、散结消肿之效。另外,江冬秀也多次提供药方给胡适服用,包括黄连、黄芪等泻药。这些家庭中医疗法,内服药似不起作用,外用药虽能暂时软化脓肿、缓解疼痛,面对复发也无可奈何。因此胡适使用这些药方时,多是事发突然、疼痛难忍的无奈之举,不乏试验的成分。

名医陆仲安与胡适渊源颇深,早在1920年,胡适即因脚部浮肿,于协和医院诊治无效后,请陆仲安开方,诊为“脾肾两伤”。胡适痊愈后,于次年3月为其藏画《秋室研经图》题跋表示感谢:“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又在日记中称:“送四件衣料去谢陆仲安医生(此君即治愈我的病的医生)。”此后,陆仲安几乎成为其家庭医生。因此,1922年痔疾突发时,陆氏作为第一位上门诊看的医生,诊为痔疮。但陆仲安未参与此病的疗愈,至多在日常护理中略起作用。

1925年,胡适在上海宝隆医院再次开刀后,经一位西医介绍,请痔漏专家潘念祖治疗。有关潘氏的记录有限,其人也并非陆仲安一类的职业中医,还是“吃鸦片的,上午不看病,下午才门诊,晚上才出诊”。医费也颇高,好像是“一百五十块银圆”。或许碍于潘家秘方,胡适未记述其诊疗方法。但此后36年不曾复发,可见潘氏诊疗的有效。参考另一民国痔漏专家黄济川写作的《痔漏治疗法》,潘氏的医法可能采用了外科的“挂线”法,结合多种内外用药,兼以药熏等日常护理。

胡适在协和、宝隆医院接受的两次手术,都是西医的切开引流法,容易复发。陆仲安及家庭医疗不起作用,是由于这些药方不完全对症。而参照黄济川的行医经历,潘氏秘方应是一种民间行医经验所得的“手艺”,因此屡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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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物图片展》在北大红楼展出

胡适对中医始终持基本的批判立场,提倡“废医存药”。观察其痔疾的诊疗,这一立场也很鲜明。对中医药方,胡适始终持怀疑的试验态度。向潘氏求医,也是由西医推荐。而潘氏虽治好了胡适的病,胡适文中却无记载,也未因此转变对中医的批判。相比之前对陆仲安的酬谢,潘氏的功劳显得微不足道。

现在来看,潘氏等痔漏专家应属中医外科。但直到现代医学教育建立以前,正骨、治疮乃至拔牙等医疗活动,多由赤脚医生从事,与内科为主的儒医有根本区别。这些外科医生的疗法大多是经验积累,在父子、师徒间代际相传,形成一种特殊手艺,社会地位远低于儒医。如潘氏依靠家传秘法,行医安排很随意,要腾出半天来抽鸦片。尽管这些医生的疗法中也包含一定比例的内服药,但药方的有效性依靠长期专门操作中的试验,与全科医生的药方有本质不同。

因此,尽管潘念祖根治了胡适的痔疾,但其系“江湖郎中”里的专科医生,不属于胡适、鲁迅等人探讨的“中医”范畴。胡适的谢意也不过是“一百五十块银元”,与剃头匠、裁缝等从业者待遇相同。

由于中医的概念界定,胡适讨论的中医药主要指全科儒医,“铃医”并非其讨论对象。与概念的模糊相似,胡适的中医观也是暧昧的,体现着其思想的矛盾。一方面,胡适作了许多号召全面西化、批判中国传统的演讲,又在另一类演讲中强调“整理国故”,弘扬“国粹”。面对这种矛盾,胡适自述为“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痔漏的诊疗也为这种矛盾作注。主动寻求西医无果后,胡适曾试验地服用中药,并最终求诸“中医之外”的“江湖郎中”,由此可见民国中医问题的双重矛盾。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以充分认识中国传统医疗为前提,中西互补达成的。


作者:刘佳欣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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