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新时代收入分配改革面临这些新挑战|嘉宾新著先睹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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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分享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权衡（讲堂第48期嘉宾）的《中国收入分配改革40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政策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本书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客观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概念体系、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探索和总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收入分配变化关系的内在规律，以指导并推动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发展。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40年》，权衡等著，责编吴雪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定价98元
【前言选编】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并存
就国内外发展格局与人们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和收入分配问题必然是热点之中的热点，也必然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值得总结和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从经济学发展逻辑来看，经济增长（财富如何增长）与收入分配（财富如何分配）从来都是两大基本主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统一起来进行科学分析，进而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方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并存且持续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令人着迷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问题。
中国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根据我多年的研究体会，中国特色收入分配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和理论思考：一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始终探索收入分配领域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分配改革逐步体现了收入分配领域中“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要求。经济学研究表明，收入分配领域必须探索和处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关系的背后，实际反映的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而反映的也是收入分配领域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由于我们简单复制和照搬了苏联教科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模式，其结果则是单一的按劳分配机制，既无法体现真正公平，也无法体现经济效率，当然也不存在所谓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问题。显然，在这样的分配模式下，无法区分并有效处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问题。
中国在探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体现多劳多得和收入分配的差异特点，提出按劳分配为主，并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分配原则，又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出发，体现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竞争机制、效率原则。这样也就必然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这一基本问题，即初次分配如何更好体现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和要求，而再分配则如何更好地体现政府的作用，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探索和改革来清除一切不利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构建社会政策和完善转移支付等体系，建立和完善更加有效的再分配体制机制。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体制机制的改革和探索，有利于更好地处理收入分配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二是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改革也始终顺应法治化、透明化、规范化的收入分配发展趋势，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新格局。纵观收入分配改革40年，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一的、封闭的收入分配模式，到逐渐探索多元化、多样化、市场化的收入分配模式，其背后的另一个逻辑就是探索和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开放发展、公平发展和透明发展，进而逐步探索多元化、合理化、公开化的收入分配体系和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统一起来进行科学分析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要探索如何解决差距和分配不公问题
当然，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实际上也一直面临两大问题和难点：一是如何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二是如何消除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差距扩大与分配不公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中国现有的分配体制和机制下，两者相互影响，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因此，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既要探索如何解决差距问题，更要探索如何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中国收入分配改革40年的逻辑，其实也集中体现了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一方面，收入分配改革探索多样化、多元化收入来源，发挥分配的激励机制作用，收入分配来源多元化，同时差距也逐步扩大；另一方面也确实在逐步探索规范化、法制化的收入分配和监管模式，通过探索和逐步推动收入和财产的公开化和有效监管，实现收入分配秩序更加有序、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合理，逐步消除影响分配不公的体制机制因素。显然，中国收入分配改革40年，客观上是一个不断推动收入分配秩序逐步有序，收入分配结构和监管不断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符合收入分配发展的趋势和合理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一系列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这些新思想和新战略体现公平正义与共享发展的新理念，着眼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创新发展必将体现新时代背景下的新理念和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收入分配实践发展也必将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先富与后富等高度统一，也必将推动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与社会发展目标。
权衡（2018年7月29日）
【正文选编】
新时代，中国收入分配分类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各方利益分化与冲突趋势加剧。为了破除改革阻力，加快促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从推进策略上，我国引入了分类改革的新思路，就是在“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总体原则下，聚焦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问题，按照轻重缓急，分门别类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就，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深化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2013年初国家公布了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对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体系构建比较原则。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核心内容是引入差异化薪酬管控办法，综合考虑国企高管当期业绩和中长期持续发展，重点对行政任命的央企高管人员以及部分垄断性的高收入行业的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实行限高，以此来抑制央企高管获得畸高薪酬，缩小央企内部分配差距。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对央企、国企负责人采用“党管干部”原则，以更刚性的行政制度管理央企、国企负责人的职务行为和待遇。
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
*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建设和谐劳动关系
针对一线员工工资水平低、增长幅度缓慢、劳动条件相对较差，以及劳务派遣用工可能存在的“同工不同酬”等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实现体面劳动。为此，企业建立工资调整机制主要是建立和完善三项基本制度：其一，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协调共商制度；其二，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正常增长调整制度；其三，企业内部工资支付保障监督制度。
*探索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完善利益共享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混合所有制有了新的认识，特别强调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条件下实行企业员工持股。从以往股份制改革来看，平均的、普遍的员工持股不成功，容易形成大锅饭，且企业分红压力大。2014年6月，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指导意见》，为国有企业的员工持股实践留出了更大的探索空间。与此前员工持股计划有所不同的是，本轮改革优先鼓励科技型企业试点，采取管理层和技术骨干持股，与全员持股相比，更有利于稳固公司核心团队，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支持知识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激励创新发展动力
2016年两办出台了《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稳定提高基本工资，加大绩效工资分配激励力度，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等激励措施，使科研人员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在全社会形成知识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者得到合理回报的良性循环，构建体现增加知识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此外还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从而“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加大垄断行业薪酬改革力度，消除分配不公
垄断之所以令人深恶痛绝，核心问题在于造成了事实上的分配不公，导致机会不公、规则不公和分配规则紊乱，严重冲击社会心理。为此，收入分配改革十分重视对行政垄断行业实施管控，按照国企改制要求，对竞争性领域的行政垄断企业实行开放，引进民资和外资参与竞争，通过市场原则和引入竞争，抑制过高的收入水平。同时，将国有企业收益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体系，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及收入进行有效监管，对关系国计民生、公共事务安全、自然垄断和战略性资源的行业谨慎批准入市。通过“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等，进一步理顺资源类产品价格。
加大垄断行业薪酬改革力度，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
新时代收入分配改革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收入差距扩大与长期经济增长：制约消费驱动型增长
从现状来看，在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不高的情况下，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限，消费需求就难以提升，内需长期疲软，生产过剩严重，经济难以平衡发展，经济增长依然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维持，使得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出口了大量产品，国内甚至国外的消费品市场已从卖方市场格局转变为买方市场格局。另外，中国的城乡、地区、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给居民带来了很大压力，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倾向，储蓄率攀升，内需不足加重。但新常态下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需要依靠拉动内需来实现，而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就很容易导致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偏低，从而影响整个农村市场的进一步繁荣；过大的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则主要影响质量较高的农产品的需求以及工业品的消费需求。
*收入差距与经济转型升级：制约经济结构调整
从国际社会的发展形势来看，全球经济已进入结构调整、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需要加快结构调整和升级转型，重新调整并适应新的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但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所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结构调整和升级转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较低，不仅不利于扩大内需，也不利于推动结构调整和升级转型，人们对高端服务的消费量难以快速上升。二是中国的低收入者人数占比较大，使得居民整体上对衣、食等一般生存必需品的消费占其个人总消费的比重较大，而在住、行方面以及教育、通信、旅游、娱乐、体育等方面的消费不足，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就难以升级，同时阻碍了产品的更新换代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三是在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传统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之间的矛盾更加严重，从而引发已有劳动力在知识、技能、观念、区域的分布上与现有市场的就业需求之间不匹配，形成“结构性失业”。四是居民收入占比过低还会影响到投资结构的调整和改善。五是国民收入格局中政府较高的收入占比会导致政府对于国防、军备的开销较大，民用投资就容易被大幅挤占，投资结构失衡，结构调整和升级转型遇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收入差距与可持续发展：影响发展新理念
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但目前的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给这五大发展新理念带来了严峻挑战。
一是劳动报酬偏低给全面落实创新发展理念带来挑战。二是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给全面落实协调发展理念带来巨大挑战。三是代际不公给全面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带来挑战。四是劳资关系不和谐给全面落实开放发展理念带来挑战。五是国民收入结构中偏低的居民收入占比给共享发展理念带来挑战。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并未能同步迅速增加普通百姓的收入，增长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反映到居民的收入上，国民收入结构中居民收入占比过低、政府收入占比过高就是原因之一，这一现象与我们所倡导的共享发展格格不入，在新时代必须尽快解决。
——袁琭璐选编自第6章《中国收入分配改革40年：历史经验与特征》及第8章《新时代中国收入分配改革：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目录】
【作者简介】
权衡，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上海领军人才”、上海市“曙光学者”等。先后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印度尼赫鲁大学经济学系等做访问学者。兼任上海市社科联副主席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民进中央特邀研究员、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务。
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研究，最近10年重点研究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及其国际比较、全球贫困化与发展问题等。出版有《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现代分析：转型期中国经验与理论》等专著与合著10余部。主持有关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研究等方面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策咨询项目等多项课题研究，多次获优秀成果奖。
2011年，权衡做客第48期讲堂《上海城市价值取向讨论》
【编辑感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从分配制度建设、就业、社会保障制度、打击非法收入等影响收入的多个方面入手，积极实行一系列增加收入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举措。党的十九大又明确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并要求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这些都为未来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本书总结了改革开发以来在收入分配经验，阐释其中的发展理论，并对未来的收入分配进行了展望。同时，作者指出，经济发展迈向高质量新时代，核心就是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而创新驱动与转型升级则需要内在的激励机制和动力，这就必然要求进一步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改革，为发展提供创新驱动的激励机制。这一点也许是总结40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最大经验，也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继续成功发展的重要启示。（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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