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经验教训，推动减贫发展

19届4中全会公报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公报要求全党，要统筹城乡，建立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高质量就业促进机制、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健康保障制度等六大体制机制。我们认为，这是新中国新时期小康社会建设之路上的进军冲锋号，也是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政策指针和现实要求，将进一步推动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建设。公报要求全党，要统筹城乡，建立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高质量就业促进机制、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健康保障制度等六大体制机制。我们认为，这是新中国新时期小康社会建设之路上的进军冲锋号，也是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政策指针和现实要求，将进一步推动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建设。公报要求全党，要统筹城乡，建立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高质量就业促进机制、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健康保障制度等六大体制机制。我们认为，这是新中国新时期小康社会建设之路上的进军冲锋号，也是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政策指针和现实要求，将进一步推动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建设。公报要求全党，要统筹城乡，建立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高质量就业促进机制、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健康保障制度等六大体制机制。我们认为，这是新中国新时期小康社会建设之路上的进军冲锋号，也是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政策指针和现实要求，将进一步推动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建设。

长期以来全球贫困问题拖累着各国增长和社会稳定。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三位发展经济学家，二十年来，他们 “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大大提高了解决全球贫困的能力，并使发展经济学成为蓬勃发展的显学广受青睐，而且更凸显了当前减贫问题已经引起了决策者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经济学家对推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提出的新思想和具体方案，值得各国决策者重视。

近年来全球贫困问题研究是经济学界的热点之一，诸多成果大致可归纳为三类。一是研究消除贫困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如邹广文、李坤[1]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提出的、有关解决全球发展和各种全球重大命题的重要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贫穷的"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消除贫困事业指明了正确发展方向。二是有关减贫的中国实践研究。新中国七十年来减贫成就举世瞩目，蔡昉[2]指出， 1981年中国生活在世界银行绝对贫困标准以下的人口高达8.8亿，占世界贫困人口的46.4%。2015年，中国贫困人口只剩下960万，仅占全球贫困人口的1.3%。这期间，中国对世界减贫的直接贡献高达76.2%。2015年之后中国按照高于世界银行标准实施农村脱贫攻坚战略，2018年末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着重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有理论依据的。按我国现行贫困标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也只剩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7%。还有王鹏[3]认为，冷战结束后，“华盛顿共识”成为全球主流范式， “休克疗法”、急速市场化、全盘自由化、激进私有化、全面消除政府干预、削减政府开支、取消公共服务等“经济革命”在发展中国家相继推出。然而1980-19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甚至要低于1960-1970年代，且危机频率更高。其实“华盛顿共识”并非灵丹妙药，没能帮助进行尝试的国家脱贫致富、实现发展。中国的减贫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些主要表现在1.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把人民的生存权作为基本人权，治理贫困“以人为本”。2.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关系。3.实施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精准扶贫的特色就是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在这一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构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体系，打造出“齐心协力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三是如何认识全球贫困问题。托马斯·博格论述全球贫困问题时发问：“缓解全球贫困是一种消极义务吗?”[4]他认为，富国及其公民把不正义的世界经济制度强加给并伤害了全球穷人，故富国要对全球穷人承担改革全球经济制度的责任。博格改变了解决贫困问题是一种积极义务的传统看法。对此理论界认为，承担消极义务的是导致全球贫困的富国和富人，不是其他人或其他国家；基于消极义务的改革首先是纠正不正义的世界经济制度。王成峰[5]认为，在贫困治理问题上，全球正义理论和人道主义理论都支持对贫困人口进行援助，而且这两种理论互相补充，提供了进行贫困援助的比较充分的理由。贫困治理中的正义与人道的冲突，对我国当前的贫困治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重新理解贫困以及穷人，并寻求差异化的贫困治理策略。伍志燕、江畅认为，在道德责任上，消除全球贫困不仅体现在富国对贫困国家给予不附加条件的补偿及援助，而且还要履行"主动行善"的积极责任及"不伤害"的消极责任。彻底消除全球贫困，需要从制度正义中寻求救治良方，以提升贫穷国家的社会个体的"综合能力"、加强贫困国家自身的"造血"功能、彻底改变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消除剥削和财产私有制，以铲除社会不平等之"根"。[6]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需要理论的指导和政策研究。在落实高质量发展思想中，如何通过进一步落实精准扶贫，推动小康社会建设，要求更多高质量研究，同时也要求为国际减贫事业和发展经济学进步做出中国思想界的贡献，相信未来有关高质量发展与减贫的专门文献会不断增多。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国在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避免财政陷阱。1960年代美国约翰逊总统提出了“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当时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丰裕社会》[7]和经济学家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的《美国的贫困》等著作，[8]都对于通过“伟大社会”计划、解决美国的贫困问题起到了思想上的推动。但是正是由于当时在“伟大社会”理想向现实推进的过程中，大规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减贫目标的制定与落实，短期集中耗费了过多的财政资源，联邦和州财政也从此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至今积重难返。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历届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障政策上的财力投入越来越大，直到社保税和医保收入（工薪税）在联邦财政结构中，占到了全部收入的40%-50%，社保和医保支出更是占到联邦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直接拖累其他类似基础设施投资等资本支出。社保和医保收入存在特殊性，属于财政基金或暂扣收入，将来是要返还给缴费人的，而且实际上，社保和医保收入的存在，也挤占了其他的财政收入份额，联邦财政显示出虚假增长态势，也就是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遗产与赠与税、消费税、关税总额在财政收入中占比不断下降，而只有社保和医保缴费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由于联邦政府已经在使用已缴纳的社保和医保资金，用于其他投资或经常开支，所以保证足够的缴费人口十分重要。但是在战后人口激增时期结束后至今，大量人口进入退休阶段并领取退休福利金，医保花费也在节节攀升，而缴费的人口却由于出生率长期下降、大幅下滑，联邦社保基金和医保基金已经出现吃紧迹象。目前在2017年联邦税制改革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进一步下降，而社保和医保缴费资金的财政收入重要性更加紧迫。满足当代美国财政开支的主要手段是税收和借贷，目前的联邦债务已经积累了22.3万亿美元，尤其是自2007年达衰退爆发以来，联邦债务增加了将近13万亿美元，仅利息支出每年就高达联邦财政支出的一成，负担极其沉重，严重拖累美国长期增长，由于美国联邦财政在全球实际上的基础地位，给其他债权国也将造成巨大的潜在风险，所以说下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很有可能因美国联邦债务危机爆发而到来。

我国社保体制改革必须避免造成大的财政风险，决不能走美国式道路。2017年以来，全国各地社保基金的管理体制已经发生了彻底变化，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征管，已经由社保部门归到了税务部门，基金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并且财政收入的结构也将发生变化，那么未来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政策也会有所变化，这些都是新问题，必须进行深入研究，目的是避免类似美国五六十年前的社保制度改革造成无可弥补的当前财政陷阱的风险。同时我国还应当注意人口增长率问题，应按照中国的国情、并照顾历史传统，实事求是地科学制定缴费模型、进行精算，保证较为精确地预测未来三十年我国人口的变化曲线，制定合理的缴费政策。

作者：李超民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学系教授。（在2019年11月15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共同举办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在思考：理论、现实和对策》座谈会上的发言。本文受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美国财税改革对美在华高科技企业影响及我国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BGJ003）资助。）

[1] 《消除贫困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议题》（《东岳论丛》，2019，40(05)）

[2] 《中国70年经济发展成就、经验与展望》（《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08):6-10）

[3] 《中国减贫经验的国际比较与启示》（《红旗文稿》，2019(04):24-26）

[4] 苏静. 《缓解全球贫困是一种消极义务吗?——托马斯·博格论全球贫困问题》，《理论月刊》，2019(03):110-116.

[5]《正义还是人道:贫困治理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v.33; No.158 (04) 24-29）

[6] 《全球贫困与制度正义》（《伦理学研究》，2019(02):79-85）

[7]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Mariner Books; 40th Anniversary ed. Edition，1998.

[8] Michael Harrington: The Other America: Poverty in United States，Penguin Books，1962.

作者：李超民（上海财经大学历史经济学系教授）

编辑：钱亦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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