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侄女回忆：不搞特殊化，伯父把我退回了内蒙古

▲1956年，周恩来抱着4岁的周秉建在西花厅合影

1992年上映的电影《周恩来》中，有一幕周总理病重期间与“秉建”通电话的情景，病床上总理的谆谆教诲和电话那头女孩的悲伤啜泣，让人几度泪目。“秉建”的原型就是周恩来最小的侄女周秉建。在近几年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一直是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之一，因她的伯父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受人民爱戴的总理；同时她也是让媒体难采的对象，因她不愿过多地宣扬自己的家世背景，只想低调赴会，踏实履职。采访中，始终挂着浅浅笑意的周秉建，如同邻家长辈般随和、可亲。虽然她与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在西花厅共度的时光已经渐渐远去，但在周秉建的心中，两位长辈的养育、教导之恩，她一刻未曾忘怀。

总理支持 扎根内蒙古

我们的话题首先从“秉建”这个名字聊起。“我是1952年10月出生的，那时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伯父思考得最多的自然是经济建设，所以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而我的小哥哥是1951年出生的，正值抗美援朝期间，伯父给他起的名字叫秉和。”周家最小的女儿周秉建自上小学起，就知道她的伯父一贯提倡和支持周家孩子要向工农兵学习，要到工厂、农村和基层去工作。到了1968年，周秉建主动响应“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号召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临行前，她去向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辞行。

周秉建记得，那天是8月6日，西花厅的院子里很安静。“快到晚饭时，伯父才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他见到我非常高兴，用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热情地鼓励我说：‘秉建，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这是伯父第一次称呼我的学名，我想他是把我当大人来对待了。伯父关切地问：‘你到内蒙古的牧区去，做好思想准备了吗？要多想些困难，想得太简单了，遇到困难就容易发生动摇，要做好战胜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他还问到我吃不吃牛羊肉？我说，只吃牛肉，不吃羊肉。伯父听了马上嘱咐我：‘你过去不吃羊肉，到了牧区你还要锻炼吃羊肉，首先要过好生活关，这个很重要。你去的是牧区，是少数民族地区，要注意和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

“晚饭时，伯父有些歉意地说：‘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最好的支持是精神上的，你说对吗？’这时伯母在一旁说：‘这是伯父特意在为你饯行呢！’就见伯父指着一盘我从未见过的蔬菜给我介绍说：‘今天我请你吃毛主席的家乡菜苦瓜，很好吃的。’当一阵苦涩在唇齿间蔓延开来，我陡然明白了伯父的良苦用心。饭后伯父又要去工作了，他再一次握住我的手叮嘱道：‘你到内蒙古牧区安家落户，一定要到贫下中农中间去，一定要虚心向那里的劳动人民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一定要和蒙古族人民搞好团结，做贫下中农的好女儿，安心干革命。’”

不搞特殊 合影予鼓励

1970年，未满18岁的周秉建下乡后首次回京探亲。时隔两年之久才回家探亲的知青，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离开两年后，我再回西花厅，伯父见到我很高兴。”周秉建说着，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伯父和伯母真的很呵护我，很疼爱我。看着我身穿蒙古袍在西花厅出出进进，他们都十分欣喜。每次我从大队寄回的家信，他们无论多忙，都会抽出时间阅读，了解我在牧区的情况。当伯父看到我身穿蒙古袍骑马放牧的照片时，高兴地对伯母说，我们的秉建真像个蒙古族姑娘了。不过，他们虽然嘴上称赞我，但在回信中始终不忘提醒我‘切忌骄傲自满起来’。”

周秉建下乡以后，邓颖超经常给她写信，希望她能够在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多向当地的牧民学习，还有许多鼓励的话。然而，当时周秉建不知道的是，满心疼爱她的伯母，一直惦记着那个在艰苦环境中的小侄女，担心她“那么小，挣的那点工分，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决定每月给她一定的帮助，直到她有固定收入为止；在1969年初她因大雪封山几个月不能通邮时，邓颖超担心周秉建的安全，急得向她的哥哥周秉钧询问她的情况……

“1970年那次回去探亲时，一天，伯父在去外地开会前问我，什么时候回大队。我说：‘现在快到十一了，我过完国庆节再回去。’他说：‘好啊，那你一定要等我回来。’伯父开会回来后对我说：‘今年国庆观礼时我带你上天安门。’我听了别提多高兴了！啊，我可以看到毛主席了。没过两天，伯母专门跟我谈话说：‘小六（周秉建的小名）啊，你伯父想在国庆节时带你去天安门城楼的事，我知道了，我跟你伯父已交换了意见，我认为不合适，你不能上天安门城楼。你的哥哥姐姐都没有去过，别人家我们不管，咱家没有这样的先例，我们不可以搞特殊化。’我听了，又难过又委屈。我想既然上不了天安门城楼，还不如回大队呢，就说：‘那我回大队吧。’其实，当时我有点小情绪，话说出口就后悔了。出发的日子近在眼前，我心里还有个小小的遗憾。”说到这里，周秉建流露出了孩童般的得意，“人家说急中生智啊，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做得最有智慧的事了——我跟伯父的卫士长张叔叔说，看能不能帮我问一下伯父，在我回大队之前，跟他拍一张照片。说完，我心里有几分期待也有几分忐忑。没想到，张叔叔很快就告诉我，伯父同意了。于是，我和伯父在西花厅留下了那张珍贵的合影。我觉得伯父同意拍这张照片，还因为我是一名知青，他希望能以这种方式给予我更大的鼓励。”

许多年之后周秉建才得知，这是周总理和家人的最后一张合影。

▲1970年，周恩来、邓颖超与周秉建的合影

身为周总理的家人，不仅不能搞特殊，甚至是有特殊化苗头的，都会被总理及时制止，这一点周秉建深有体会。1970年12月底，周秉建在牧区插队两年半之后应征入伍。当她用电话兴奋地把当兵的喜讯告诉伯母邓颖超时，邓颖超平静地说：“你过来一趟吧，这件事你要向你的伯父当面汇报。”周秉建立刻敏感地想到，二老可能是误以为她当了“后门兵”。她急急忙忙赶往中南海，一路上都在回想着自己参军的整个过程，没想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然后转念一想，“也许伯父和伯母会为我高兴呢”。可是，接下来的一幕完全令周秉建始料不及。

“进入西花厅时已是掌灯时分，伯父正站在里院门口等我，他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微笑着问：‘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去？’我愣了一下，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只是下意识地回答‘能’。在饭桌前，我一言不发，慢慢地往嘴里塞着米粒儿，眼泪也忍不住地往下掉。过了一会儿，伯父开导我说：‘你参军虽然合乎手续，但是在内蒙古这么多人里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你应该让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子女到部队，把参军的机会让给他们，你在边疆一样嘛。当民兵也可以保卫祖国。’尽管有点情绪，但我还是答应了伯父的要求。

“伯父一方面做我的思想工作，一方面亲自找到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要求必须把我退回内蒙古。就这样，1971年4月初，我重返草原的要求得到批准。离京前，伯父有些不放心，他见到我时还在问：‘想通了吗？同志。’伯母在旁边说：‘你听见了吗？你伯父称你是同志呢！’这时的我已经在思想上和情绪上都有了很大转变，痛快地回答‘我想通了’。可是伯父仍在百忙之中安排时间和我谈话，叮嘱我：‘回去还是要住蒙古包，就和牧民在一起，这一点要百分之百做到。你这次回去以后，对你的照顾可能要大，要防止这一点。要坚持在基层，这次回去，可不要再上来哟。’”

未能探望 通话以慰藉

当记者提及电影《周恩来》中周秉建“出镜”的片段时，她摇摇头说，影片中用的是艺术手法，而她本人当时心里激动得要命，可表现得却很平静，这也是周家孩子内向、稳重性格的表现。接着，她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伯父是1974年6月1日住院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是第二年‘五一’节前回京的，本来就是想多住些日子，给伯父陪陪床、尽尽孝。开始我跟伯母一讲，她却告诉我：‘你伯父需要休息和静养，中央对去医院看望你伯父的事情是有严格纪律的，就是我去医院也得按照规定执行。’所以直到返回内蒙古，我也没有见到伯父。

“可是我没放弃，又和伯母‘磨’了几天，她终于表示，会跟伯父商量一下。一天晚上，伯母从医院回到西花厅，很认真地对我讲：‘你伯父已经知道你回北京了，他很高兴，而且也很想见到你，可是我不能带你去医院看望他。我要遵守纪律。但是可以在你伯父身体和精神状况允许的条件下，跟你通一次电话。’

“那天以后，我守在电话旁，寸步不敢离开。一天午饭刚过，我终于等到了伯父的电话，明明盼了好多天，可电话接通的瞬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赶紧先向伯父问好，说我很想很想去看望他。伯父说他还好，他同样也想见到我。接着，病痛缠身的伯父问起了我的身体、工作和学习的近况。我就向伯父提起一件悬在我心头的事：那就是我插队时间比较长，文化水平不高，想去学校学习蒙古语文。伯父非常支持。他说：‘学习对工作是有利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向群众学习。’伯父还问到我准备在哪里读书等等。他说：‘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干部，都应该学会那里的语言文字，才能够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最后，我向伯父表示请他好好地歇息，好好地保重身体，然后恋恋不舍地放下电话。”

珍藏遗物 寄思念之情

“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回京。”这是1976年1月9日早上，周秉建从学校接到的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这封电报应该是在8日晚上就到了，而当晚，她因上自习没有收到。于是，那个本该早到的消息落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播报的讣告后面。

尽管那一刻距今已有40多年，可是提起那一年的那一天，周秉建还是眼圈泛红、声音有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我本能地意识到，必须要给西花厅打个电话，努力争取回北京的机会，否则就会失去见伯父最后一面和为他老人家最后送行的机会，那样我会遗憾终生的。在电话中，赵秘书重复着伯母交代的话，‘在外地的亲属一律不准回北京’。正当我一筹莫展、焦急万分之际，学校领导想到了灵活的放假措施，真是救了我一命啊！

“1月11日上午，周家的孩子们坐公交车到中南海西北门集合后，共乘一辆面包车抵达北京医院向伯父告别。因为还有很多人要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们没有比其他人更多的停留时间……”

周恩来去世之后，邓颖超让家人们去西花厅选几件遗物留作纪念。周秉建坦言：“我当时想选的东西太多了，他办公时戴的眼镜、套袖和喝水的杯子，特别是1974年伯父最后一次参加国庆招待会时穿的中山装……可我马上又想起伯父常对家人说的‘我是国家的总理，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周家的总理，不是为周家服务的’。是啊，尽管他是我的伯父，但他更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想留在身边的这些东西可能国家的博物馆、纪念馆更需要收藏。所以尽管留有遗憾，我仍然没有选择那些特别有历史意义的遗物，只留了一件他20世纪50年代穿过的中山装、几根用剩下的红蓝铅笔头，以及一床用过的旧被子。这些珍贵的遗物会让我常常想起伯父对我的关爱和谆谆教诲。”

说起那床旧被子，周秉建记忆犹新：“1975年回京探亲期间，我住在西花厅，一次伯母问我是否带了布票回京，因为她知道我在牧区劳动，可以用剪下的羊毛到供销社换取布票或钱。计划经济年代，即使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是按居民的配给标准实施。伯父住院时盖的都是用了几十年的旧被子，又薄又不暖和，伯母想给伯父做床厚点的新被子，可是他俩的布票是不够用的。我马上把手头所有的布票交给她。后来伯母让我选遗物的时候，我就把那床替换下来的旧被子特意留了下来。”

尽管周总理已经离开了40多年，可是他的言传身教始终深深地镌刻在周家后人的心里。“伯父的心愿就是让我们过普通人的日子。他不给我们制造任何搞特殊化的机会。有人说，周总理是伟大而平凡的。我认为正因如此，老百姓才热爱他、信任他，才把他看成自己的亲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中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这句话充分表达了人民对周总理的感情与心声。”

周秉建回顾在西花厅度过的那段时光，对周恩来和邓颖超当年的教育感恩于心：“我一直按照伯父和伯母的教导，过着最普通的百姓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下，不管是下乡岁月里，还是在‘文革’劫难中，或是结婚后最艰苦时去捡煤渣、清水煮面就着酱油吃的日子，我都没觉得苦，没有过抱怨，一概没有！”

时光流逝，当年周恩来抱在怀中的女娃娃周秉建，如今已过花甲之年，可那些陪伴在其伯父、伯母身边的日子，那些西花厅见证下的关爱与教诲却让她念念不忘。

作者：王玉璘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宣晶

*本文原刊于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