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胡宗南部队“服务”
1936年12月,我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清华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蒋南翔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12月13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我接上党的关系。她说:“上级指定你不要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战地服务团中20余名大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该团的组成引起社会重视。胡宗南自江苏前线来电欢迎,还派来一位姓陈的亲信当指导员。他说: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我想起1936年初,《大公报》连载名记者范长江写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我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胡宗南氏,他的生活情形,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挡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我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士兵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这引起我的兴趣,想会会这个“有点奇怪”的人。经过几天准备,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
首次聆听周恩来的教导
在服务团驻地——武昌师范学校,我看到一张布告: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是12月31日上午9时。我对周恩来心仪已久。31日晨,我赶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已座无虚席,我挤站在墙边。有人指挥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不一会儿,周恩来由会议主持者陪同走上主席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精神奕奕,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挥手。
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的英姿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睛,他的发人深省的讲话获得阵阵掌声。当他讲道:“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台下报以热烈掌声。当他讲道:“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掌声更热烈。他提出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第一,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临结束时,他发出铿锵有力的号召:“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会议主持者把周恩来讲的最后两句话作为口号,带领大家高呼,希望大家牢记。他解释说:第一句是我们当前的任务,第二句是我们未来的目标;两句合起来,就是我们终生奋斗的纲领。他说:现在到哪里去,请大家自己考虑。这时,台下许多人高喊:去延安!去八路军!当晚,陈指导员向全团宣布一项“军事机密”:“胡先生”已到武昌,自即日起,都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胡宗南察言观色
胡宗南分别接见服务团人员。我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被点名的人都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我们回答时,他注意听和看。他问完,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他是在“察言观色”。我发现他对所有人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
当胡宗南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胡瞪眼瞧着我,问:贵庚?我说: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他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说:参加革命。胡宗南一怔,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我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我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他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我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我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杀。”胡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回到驻地,唐副官来接我,说胡先生约我去个别谈话,并说只约了我。他告诉我,胡宗南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划了圈,大多数划一个圈,少数划两个圈,至多三个圈,“唯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划了四个圈”。
个别谈话时,胡宗南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我进行政治盘查。他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我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去年7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他又问共产党对学生的影响大不大?我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胡同我握手,转而问我家庭情况。我说:我家祖籍安徽,现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家母操持家务。他说:明天中午我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
父亲本来反对我弃学从军,他应邀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告诉我: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
这天晚上,我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恰好是清华同学于光远值班,周恩来有事外出,董必武同志接见了我。我向董老汇报了上述情况,董老高兴地说: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恩来同志的预想。董老说: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1936年9月,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到西安同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改组政府问题,内定由胡宗南接替亲日派何应钦当军政部长。虽未实现,但可说明胡宗南是几个方面都看重的人。他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不错,由于蒋介石的战略错误,伤亡很大,现正扩充部队,延揽人才,他仍将是蒋介石的重要支柱。
董老说: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宗南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南翔推荐了你。恩来和我认为合适。董老接着说: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产生好印象,证明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他要“培养”你,你应接受。董老还说:从胡宗南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有戒心。
董老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说: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有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久,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了,或者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要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董老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胡宗南委任我当他的机要秘书
1938年5月初,胡宗南约我单独谈话。他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他让我第二天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学生都属“黄埔系”。我是第七分校首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作第十五期(胡宗南是第一期)。这样我就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无意中履行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并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39年3月,我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找我谈话,表示满意。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定了我,委派我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我就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宗南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我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尽是豪言壮语,最合他的口味。
作者:熊向晖
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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