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这波世界范围的社会抗议潮，为了反叛而反叛

2016年，郑永年做客第106期讲堂《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与西方民主的未来》

【导读】日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讲堂第106期嘉宾）郑永年对中产阶层做了连续的观察，从“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到“如何培养文化中产阶层”，今日其在联合早报发文，谈及了在世界范围内，由中产阶层为主力的富裕阶层的社会抗议活动，对我们观察全球化下的社会思潮颇有启发。现编辑分享。

今天的社会抗议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社会，不管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者政治体系如何的不同，都经历着社会抗议潮。实际上，对任何社会来说，社会抗议运动已经不是一个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爆发出来、以什么形式爆发出来的问题。

中产阶层成了抗议主角，使之有可能持续

人们把今天的社会抗议潮，和1960年代后期的那次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抗议潮相对比。的确，那个时代社会抗议也遍布全球，发生在发达国家（例如欧美），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既有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也有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了，和上一波比较，今天的社会抗议潮形势更为严峻，背景更为复杂，影响更为长远和深刻。

如何理解今天这一波社会抗议潮？人们大都指向宏观背景因素，那就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社会贫富悬殊和社会分化。的确，根据《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1980年至2016年间全球收入首1%的人口，他们的收入增长总额，是底层50%人口增长总额的两倍多。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是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导因。全球化创造大量机会让处于顶端的人累积财富，但同时导致了广大的中层人们面对更剧烈竞争。

这些宏观背景极其重要，但已经不足以理解今天的社会抗议的复杂性。

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和传统社会抗议比较，今天的社会抗议可以说是“富裕”时代的抗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传统意义上的穷人因为“过穷而连革命的时间都没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很少有社会因为人民的饥饿而发生社会抗议。

尽管如上所述，收入差异巨大，社会分化严重，但在大多数社会，“贫穷”已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非绝对的概念。实际上，参与今天社会抗议潮的大多数人来自中产阶层。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参与社会抗议，并且有足够的物质保障。这使得社会抗议是可以持续的。

法国爆发第四轮“黄马甲”抗议活动（照片来源：法新社）

过度教育导致过高期望值，国家需要提供相应就业

富裕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更表现在其他很多方面。

首先是知识的富裕。在今天的世界，各国政府为了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无一不是把资源投入到人力资源的培育和培训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国民得到了“过度的教育”，即学非所用。把资源投入教育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但教育和经济活动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关联。

很多国家的国民得到了教育，但国家并没有条件提供与教育相适应的工作和就业。这就导致了“过度的教育”。教育过度了，人们对自己的期望值也自然提高。当实际就业市场不能满足自己的期望值的时候，年轻人就走上了街头。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走上街头抗议总比寻找一份好工作容易得多。

社交群体的发达，年轻人因此“意识”飞跃

“富裕”更表现在技术方面。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今天所有的识字者都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使用这些技术，例如接收和发送信息。在很大程度上说，所有社交媒体的语言都是“民粹主义”的语言，容易让哪怕只受过最低教育的人理解和接受。社交媒体的使用对社会抗议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度。

首先，在社交媒体上，社会抗议表现为没有显著的组织者，甚至没有组织者，因为社交媒体本身就成了组织者，或者说人人都可以成为组织者，即通过发送信息而扮演组织者。

其次，所谓的“假新闻”能够起到真实新闻所不能起到的动员作用。人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制造任何“假新闻”。但正是因为“假新闻”，无论在其制造者来说还是相信者来说，比真新闻更加具有“真实性”。

其三，一人一机或者一人数机的社交媒体表现为分权和分散性。分散性促成了今天的社会抗议表现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局面，具有巨大的流动性，从而造成了抗议者与被抗议者（往往是政府）之间的“游击战”。这种新型社会抗议较之传统的社会抗议更难掌握。

信息社会也导致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意识“飞跃”，年轻群体在没有养成自己的思考能力的时候，就拥有了无穷的选项。在虚拟领域，他们能够轻易地选择一个属于自己或者“自己群体”的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和现实相去甚远，但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历史地看，人的意识的进步和其所处的物质进步同行。不过，社交媒体时代已经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即意识远远较之物质先行。

再者，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越来越没有了记忆能力，所有的东西包括意识在内都是即时的消费，所有的东西稍纵即逝。而意识的“飞跃”往往因为上述“过度的教育”而得到强化。

11月23日的思客年会上，郑永年表示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逃避中等文化陷阱（照片来源：新华网）

出现“代际反叛”，老一代成为既得利益者

所有这些新因素决定了今天社会抗议的特点。人们当然可以从各个方面来理解当代社会抗议，但从“抗议”和“反叛”的角度来说，如下两个“反”表现得尤为显著。

其一是“代际反叛”，即年轻群体反叛老一辈历史上所建构起来的所有东西。历史上看，代际断裂容易导致代际反叛。代际断裂指的是在信仰、政治和价值观等方面，年轻群体与其父母辈或者爷爷奶奶辈之间的差异。

美国和欧洲上世纪60年代年轻人的抗议活动频繁，与他们的上一代“静悄悄的一代”截然不同。这促成了社会科学中的代际研究，人们通过发现代际中的不同语言、思维方式、工作态度、行为方式等去理解社会抗议，也从老一代和年轻一代所面临的机构和组织的“分隔”，来理解代际之间所有这些“不同”的形成。

较之上世纪60年代，社交媒体时代的代际断裂更是深刻和严峻。传统社会存在着促成代际断裂的制度和机构（例如俱乐部），但并不多见，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制度和机构的建构是一件轻易而举的事情。社交媒体上的不同“群集”就是年轻人自身的“制度机构”，并且很少有人“监管”，处于完全的“自由”或者“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同群体自由地去建构自己的个体和群体语言，通过语言建构再去建构自己的认同，通过认同去自由地“规定”和“解释”现实。

前面所说宏观层面的“物质断裂”，更是为代际的“思想断裂”奠定了基础。从物质层面来说，很多年轻群体是“被断裂”的，表现在方方面面，例如收入差异、福利、抚养老人（东亚）、财政支出、债务等等方面。在传统社会，一般说来，老一辈都是为下一代积累财富，但当代社会，尤其是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社会，情况刚好相反，即“老一代”开始吃未来，为未来一代增加负担。

这里，对年轻群体来说，“老一代”往往表现为既得利益，他们拥有选举权或者其他方面的权利，而为了权力，当政者不得不向老一代的各种权利要求、甚至是不合理的要求，作出妥协，这势必把负担往后一代转移。例如，今天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政府大量举债，很多国家债务累累（无论是内债还是外债），而这些债务则意味着对年轻人的负担。

越来越多的政府大量举债，很多国家债务累累

为反叛而反叛，一切可被反建制派所利用

种种因素促成了老一辈把自己和年轻一代区别和间隔开来，而社交媒体等技术因素，更使得年轻一代也轻易地把自己和年长者区别和隔离开来。

这种区别和隔离表现在政治上便是政治激进化。政治激进化的主体是反建制，尽管在很多时候激进化也表现在反老一代所确立起来的所有一切。政治激进化在当代的主要表现，便是民粹主义的崛起。民粹主义崛起既有精英的动力，也有社会的动力。就精英来说，主要来自体制外精英，或者身处体制内但对现存体制不满的精英人物。

在西方民主社会或者存在选举制度的社会，“一人一票”制度纷纷把体制外的精英推向政治权力的顶峰。这些“局外人”试图重新定义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和权力的使用方法。在本质上说，“局外人”是反体制的，和建制派精英经常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

就社会来说，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了民粹的基础。但如果认为只有社会底层或者穷人是民粹的基础，那就大错特错了。穷人如果没有精英的动员，很难成为民粹力量。如前面所讨论的，当代的很多社会抗议者大都不是穷人，在各方面都表现为“富裕”。例如在美国，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没有多少人会认为白人也会成为民粹的基础。

和精英民粹主义者一样，社会民粹也是反建制的，很多人甚至对建制抱有仇恨。社会民粹广泛使用“民主、自由、公正、正义、平等”等口号，使得这些传统上来之不易的价值表现得异常廉价。

不过，在实际层面，这些“价值”仅仅成为抗议者论证自己行为合法性和体现自己道德优越感的装饰物，有多少社会抗议者真正去理解这些价值背后的东西呢？只要能够和反建制联系甚至等同起来，任何一种价值都是可以为社会抗议者所使用的。因此，在很多场合，为了反叛而去反叛便成为了当代社会抗议的一个显著特点。

西方民主社会“一人一票”制度把体制外的精英推向政治权力的顶峰

赫希曼的“钟摆”理论启示：各国要有结构性改革

社会抗议促成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间的公开对立，并且往往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经验地看，如果考虑到这一波社会抗议运动的宏观社会经济背景和微观领域教育、技术等因素，人们可以预期社会抗议运动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曾经就社会抗议运动提出了“钟摆”理论，即社会群体在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之间流动，造成了社会运动。人们一旦在私人领域呆久了，就会有欲望走向公共领域，这一流动造成了社会运动；但人们一旦在公共领域呆久了，就想往私人领域流动，如果是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的流动，就意味着社会抗议的衰落。

赫希曼描述的是1960年代的社会抗议运动。今天的社会运动要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并不容易，因为今天的社会抗议运动并不是如赫希曼所说的群体“微观”选择的结果，而是结构要素失衡（全球化、技术进步、社会分化等）的结果。在这些结构达成相对平衡之前，社会抗议很难平静下来。但要达成这些方面的结构平衡，便需要各国的结构性改革。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今天的社会结构需要既高度集中，又高度分散自治

面对新一轮社会抗议潮，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提出要在政府和社会之间订立新的社会契约。的确，正如18世纪英国思想家伯克（Edmund Burke）所言，社会契约不仅仅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也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代际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既得利益群体还是其他，都没有可能挟持其他社会群体来和政府签订契约。这种社会契约意味着既得利益（无论是掌权者还是掌握政治话语权的社会群体）的自律，既得利益群体毫无节制的权力和权利要求，只能激发年轻一代更大的反叛。

不过，现实地说，这一波社会抗议运动已经远远不是新的社会契约问题了。运动的持续发展更有可能导致根本性的体制性变革。今天的社会结构需要一种既高度集中，又高度分散自治的政治体系。集中不是指个人集权，而是指体制的集中，不是全面的集中，而是选择性集中，以保障主权国家的存在和继续。此外，由技术进步而导致的很多社会问题（包括失业）也需要主权国家层面的解决方案，而市场越来越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人们仍然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主权国家的世界。实际上，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概念在强化。同时，各种地方认同（包括团体认同）也在强化，这一趋势又要求分权和自治。

历史地看，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政治体系是帝国和封建制度。不过，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还能回归到帝国或者封建体制。新的体制又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便需要人们的政治想象力了。

来源：综合新华网、2019年11月26日、2019年10月29日联合早报

编辑：袁圣艳

责任编辑：李念